出口产品质量与中间品供给

本文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全球金融危机前后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我们的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经历了较大程度的下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间品进口下降带来的负面冲击。我们还发现,这一负面冲击对国内各个行业的不良影响并不均衡,其中,国内上游产能可以迅速提升的行业,所受影响较小。通过产品层面的动态分析,我们还发现,中间品进口的下降,还会通过高质量产品的进入减少、退出增加,而影响到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动。我们的研究丰富了有关文献,而且,在当前一些发达国家欲对我国实施高科技中间品出口限制的背景下,在我国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战略进程中,我们的研究也有较强的政策价值。     

通向繁荣之路: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

本文旨在从"资源错配和生产率"框架下识别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量化其资源配置和总量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中间投入品这一事实,本文借鉴Hsieh和Klenow(2009)的测算框架,引入中间投入品,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高速公路建设数据,实证探讨了中国高速公路建设对3种要素扭曲(资本扭曲、劳动扭曲以及中间投入品扭曲)的纠正程度,并进一步测算了要素优化配置带来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率惊人,2001～2007年每年平均高达13.23%。总量生产率提升渠道主要来自矫正劳动投入扭曲和中间品投入扭曲两个环节。高速公路建设通过优化中间投入和劳动投入带来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分别为4.39%和9.80%。(2)总量生产率的提升与高速公路建设优化要素配置有关,稳健性分析表明企业距离高速公路的距离每降低10公里,可以矫正中间投入扭曲2.33倍,劳动投入扭曲15.17倍。这些矫正提升了企业平均规模,使得过小企业能够发挥规模经济,过大企业抑制规模不经济。(3)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应有很强的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大于东部;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最大;中小城市的提升效应大于大城市;轻工业和资本密集型的提升效应分别大于重工业和劳动密集型。本文研究有助于认识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区域协调发展效应,对我国今后进一步开展高速公路建设方向和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测算及其决定因素——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的微观视角

本文从质量(quality)视角入手分析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及其决定因素。借鉴新新贸易理论最新进展,我们首先放弃单位价值(unit value)等同于质量的假设,采用2485个产品层面回归反推方法,测算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然后匹配海关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分析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决定因素。结论发现,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产品质量差距扩大;生产效率、研发效率、广告效率、政府补贴、融资约束缓解、市场竞争均会提升产品质量;但研发投入、广告投入并没有明显效果;企业出口空间分布特征也会反作用于产品质量;外资对本土企业产品质量影响不利,但提升了外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从政策层面看,提升企业效率、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增强市场竞争均有益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但对外资作用应审慎对待。     

“双循环”新格局下贸易摩擦冲击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通过匹配链接GTAP模型与全球价值链核算分解模型,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综合考察中国遭受贸易摩擦冲击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贸易摩擦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体现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利益重配、生产链条回缩、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网络变迁与区域集聚等方面;贸易摩擦冲击在需求侧和供给侧共同抑制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造成企业进口中间品需求和国内中间品需求大幅萎缩,损害与弱化了其全球价值链贸易收益及生产活动参与程度,且产业层面上下游关联引致的负面波及效应显著;同链共振效应抑制了贸易壁垒实施方及非直接关联的第三方对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国内增加值及复杂GVC参与度,但日本、韩国及东盟国家承接了较多中间品贸易转移;贸易摩擦冲击造成了中间品贸易网络的整体性萎缩,改变了原有的网络社区结构。     

企业出口与创新驱动——来自中关村企业自主创新数据的证据

本文采用2010～2015年北京中关村自主创新企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出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了全面分析出口对创新的影响,我们将创新分为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部分:创新投入由研发部门支出和研发部门人员投入来衡量,而创新产出由新产品收入和专利授权数量来衡量。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住了出口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检验出口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我们发现:(1)总体上来看,企业出口显著促进了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2)从行业异质性角度出发,并不是每个行业出口都能促进企业的创新,在有些行业中出口对创新的提升是有限的;(3)出口对创新投入的提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先逐步减弱,再逐步增强,而对创新产出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减弱;(4)本文进一步采用2001年我国加入WTO作为稳健性检验,利用行业层面出口关税调整和政策时间变动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以出口关税下降形式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巩固了企业出口对创新驱动的因果促进效应。本文研究结果为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一步扩大开放新举措,提供贸易深化与企业创新驱动的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     

贸易成本、市场整合与生产专业化——基于商品微观价格数据的验证

国内市场的区域间贸易成本是影响企业生产专业化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专业化生产又是提高经济绩效的重要核心。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诠释了贸易成本引起的国内区域之间的市场分割会导致中间品贸易渠道受阻,从而最终影响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并提出命题:贸易成本下降,市场整合度提高,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本文使用中国165个主要城市174种商品(工业品和消费品)的实际销售价格数据,首次从"商品—城市—时间"微观维度构建了市场整合指标,更为准确地衡量了不同市场间的贸易成本,并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整合。实证结果表明:首先,与理论命题吻合,市场整合有效提高了企业垂直分工程度;进一步对比消费品与工业品,发现工业品市场整合对于分工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体现出企业的生产过程相对更加依赖于工业品市场;其次,考虑企业的异质性,外资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受市场整合的影响最为明显,而国有企业的敏感性较低。在考虑中间品需求量、进口以及内生性等因素后,结论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从理论层面印证了市场整合对于企业生产专业化的有效促进作用。     

要素禀赋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基于WIOD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分析

本文从投入—产出的分析视角出发,结合WIOD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别从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考察了要素投入在制造业产业升级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依赖于要素结构升级。相对于资本投入和研发投入,劳动力投入是考察期内我国制造业产业内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我国制造业要实现产业升级目标,需要提升要素禀赋,增加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鉴于我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论文还考察了参与国际分工与制造业产业升级间的关系,发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有利于"干中学"效应的发挥,进而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就业变动及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在Reijnders和de Vries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基本框架下同时考虑行业和技能异质性,并利用WIOD数据库以及相配套的劳动力就业数据库,多维度考察中国就业变动的整体、行业和技能特点。按照各因素的相对贡献,本文利用链式结构分解方法,深入探究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劳动投入系数效应、中间投入外包效应、最终需求外包效应、最终需求规模效应和最终需求的产品结构效应对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得到的基本结论如下：中国整体及细分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增就业规模庞大,加入世贸组织后服务业相较于制造业实现了更快增长。此外,各类技能劳动者的工作时长明显增加,并以低技能劳动者的工时延长最大。结构分解结果表明,最终需求规模增加对中国就业增长的贡献相对最大,技术进步显著抑制就业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相比,劳动投入系数下降是抑制中国就业增长的关键因素。外包对就业的影响因生产工序不同存在显著差异,但最终需求外包增加对中国就业的促进作用明显更大。当纳入细分行业和技能就业的考虑,这些驱动因素的影响同样具备差异性。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如何实现更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管理效率、质量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实证研究

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而言,如何加快供给质量升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在系统梳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所提出的企业供给侧质量能力的一般性测度方法,围绕管理效率、质量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逻辑机制问题展开全面的实证研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与管理效率相比,质量能力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直接效应;管理效率则主要通过提高质量能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工具变量法、处理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质量能力升级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的识别策略,研究进一步发现:管理效率是提升中国企业质量能力的重要途径,而产品质量竞争力、质量要素配置状况则是管理效率推动质量能力升级的两个重要渠道。     

中国企业嵌入全球生产链的位置及变动机制研究

企业全球生产链位置的明确对于分析中国企业国际分工角色的演变、实现产业升级和企业增值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微观层面研究了中国企业的全球生产链位置及其变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2000～2008年,中国企业出口生产链位置实现了小幅提高,而进口生产链位置取得了大幅提升,其中加工贸易企业、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是推动全球生产链位置提升的主要动力。对于全球生产链位置变动进行结构分解,发现出口生产链位置变动主要由产业链升级效应主导,而进口生产链位置变动则由贸易结构效应和产业链升级效应共同主导。进一步探究企业生产链位置变动的机制,发现引进外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进出口国别差异均是影响企业全球生产链位置变动的重要原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储蓄行为——基于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中国加入WTO后获得美国授予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储蓄行为的影响效应。本文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降低了企业储蓄率,该效应在中国入世之后逐步增强。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提升效应明显大于对利润总额的影响;此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激励了企业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增加中间投入品进口以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降低了企业储蓄率。本文还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储蓄率效应与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等特征有关;另外我们也得到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产业关联途径影响企业储蓄率的证据,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通过"下游关联渠道"降低了企业储蓄率,而"上游关联渠道"的作用不明显。本文从贸易政策变动的视角为理解近年来中国企业储蓄率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新的解释,也丰富了评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效果的相关研究。     

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契机”或“阻力”——基于供求双维机制分析

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下,以人口老龄化为背景,在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行产业升级、协调与转型的三维度划分下,探析人口老龄化通过劳动供给与消费需求的双向路径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机理,并利用1997—2018年的省域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使用SYS-GMM估计法估计得出：(1)人口老龄化既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契机”又是“阻力”,表现在人口老龄化会促进产业升级,倒逼产业转型,但却会阻碍产业协调。(2)从劳动供给路径分析,老龄化倒逼劳动供给质量提升,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契机”,但也会通过降低劳动供给数量,阻碍产业协调,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阻力”。(3)从消费需求路径分析：消费需求总量变动效应强化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协调的阻滞作用,但也增强了其对产业升级与转型的推动作用,同时,人口老龄化能通过提升消费需求层次转“阻力”为“契机”,全面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企业出口强度与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来自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

进口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会怎样影响企业内销与出口的决定?本文使用中国制造企业的生产和贸易数据,发现企业面临的中间品关税的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强度,即出口占销售的比例。这主要是因为更低的关税使得企业可以使用更多品种的进口中间品,这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利润,降低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门槛,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出口品的部门能够更有效率地使用进口投入品,其进口成本的下降就促进了生产出口品部门的扩张。我们不仅建立了理论模型解释此现象,同时还运用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制造业和海关全样本自2000～2006年的海量微观面板数据进行了大量丰富的实证分析。大量的研究结果支持了我们的结论。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国际贸易实证研究在进口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方面的空白。     

中国产业升级的演进与政策选择——基于产品空间的视角

本文基于产品空间理论,利用1995～2016年出口数据描述了中国产品空间变化和产业升级演化过程,勾画了中国未来产业转型升级的可能方向。研究发现:(1)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逐渐从产品空间的外围向中心扩张;(2)新兴产品的出现符合产品空间理论中的临近原则,距离已有优势产品越近,边际产品转化为新兴产品的概率越高;(3)通过把出口产品空间对应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可以发现中国出口产品空间的演变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复杂度提升和中国经济增长;(4)伴随中国经济复杂度提升,从发展前景看,中国近期重点发展的产业是机械和汽车等产业,长期有待发展的产业是飞机制造等。     

论我国加工贸易的中间品进口替代

我国加工贸易发展迅速 ,在外贸中所占比重大 ,但中间品本地采购率低。其原因在于 ,一是跨国公司出于经营一体化和防止技术优势扩散考虑 ,往往更多地从公司内部或母国采购中间品;二是我国国内企业缺乏适当的激励机制和畅通的融资渠道生产中间品 ,国产中间品规格、质量不稳定 ,达不到出口品生产要求;三是现行加工贸易政策偏向鼓励加工贸易中间品进口 ,而不利于从本地采购。笔者建议 ,继续实行鼓励加工贸易发展的政策 ,将加工贸易的中间品从境外 ,改为从出口加工区外保税进口。进一步简化手续 ,对供给加工贸易的国产中间品的有关税收不征不退 ,并给予外汇结算。鼓励外资投资上游产业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 ,提升国内中间品产业的科技水平和竞争力。深化企业改革 ,提高国产中间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 ,努力提高加工贸易中间品进口替代率 ,增强加工贸易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波及效应。     

中间品贸易视角下的国际研发合作行为研究

随着全球化程度加深,与国外企业进行研发合作逐步成为国内企业参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从中间品贸易视角出发,通过构建谈判博弈模型,分析探讨影响产业链下游企业进行国际研发合作内生性选择的因素.研究发现,只有在研发溢出效应比较小的时候,产业链下游企业才会选择进行国际研发合作.但如果研发溢出效应过小,下游企业的国际研发合作行为会导致本国社会福利水平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上游市场垄断势力增强以及最终品贸易成本下降均会对产业链下游企业的国际研发合作产生促进作用.     

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美国337调查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美贸易出现持续增长的势头。随着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不断升级,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出口产品比例将趋于上升,涉及知识产权的纠纷也日益增加。美国化工、机械制造、钢铁、纺织、家具制造及食品加工业等行业出于贸易保护主义的考虑,日益频繁地通过“337”调查对中国企业发起攻击,限制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人民币汇率变动、产品排序与多产品企业的出口行为——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

本文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首先提出了汇率变动与企业出口行为的3个理论假说。文章进一步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会导致企业出口价格下降,出口数量减少,且该效应因企业生产率和产品在多产品企业中地位的提高而显著增强;生存分析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有助于延长核心产品的出口持续期,但却缩短了非核心产品的出口持续期;此外,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缩小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并且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的集中度,即人民币升值使企业更集中出口核心产品,加速了企业出口产品之间的优胜劣汰,长远来讲有益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竞争力。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企业创新——基于广东省知识产权案件“三审合一”的准自然试验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科技、经济和法律相结合的产物,其本质在于解决"知识"作为资源的归属问题,是一种激励和调节的利益机制。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基于广东省2006年开始的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审合一"的准自然试验,实证分析了知识产权审判机制改革带来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的提高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三审合一"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动态效应检验表明,"三审合一"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不存在时滞,并且能够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3)异质性检验表明,"三审合一"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4)影响渠道检验表明,"三审合一"主要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费用来促进创新。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可以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研发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及出口扩大效应

利用异质企业模型并引入研发作为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异质因素,研究发现在一定的范围内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能够带来利润的提高,并且企业选择出口或者增加出口交易量能够扩大研发对企业利润的促进作用,即出口具有扩大效应。根据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发现:(1)企业研发规模与利润规模呈显著的正相关性,从而研发对企业利润可能具有促进作用;(2)如果保持生产率不变,企业研发规模对利润规模的偏效应大约降低1/3,从而生产率是企业研发影响利润的一个重要途径;(3)企业选择出口尽管能够扩大研发对利润的促进作用,但是证据较弱;(4)具有强烈的证据显示企业增加出口能够扩大研发对利润的促进作用。总之,研发对企业利润可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企业出口很可能会扩大这种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