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吗?——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

与现有文献多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宏观结构性因素出发研究劳动生产率增长问题有所不同,本文基于2015~2016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就管理效率这一重要的微观因素对我国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影响机制进行了稳健地实证检验。运用OLS、PSM和IV等估计策略,本文研究发现:管理效率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管理效率每提升10%,其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边际贡献约为14.2%。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与"低管理效率"分组企业相比,"高管理效率"分组企业在人力资本质量、物质资本质量、产品质量竞争力、内部知识分享等方面表现更优,上述4个因素是管理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渠道。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企业提升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社会保险成本过高是否抑制企业投资?

社会保险成本过高是否抑制企业投资，从而阻碍实体经济发展?对此，文章利用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社保成本变动对投资率的影响.为缓解内生性问题，文章选择城市老年人比重作为工具变量.实证检验显示企业社保支出比重增加1个单位标准差，企业投资率约下降3.3%，能够解释企业投资率变动的6.4%，具有较强经济显著性.文章还探究了社保成本变动影响企业投资的内在机制，发现劳动成本渠道、生产率渠道以及融资约束渠道都得到相关经验证据的支持.研究结果说明降低企业社保成本的政策如果能够得到有效落实，将会刺激企业扩大投资，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资本结构与员工劳动生产率北大核心CSCDCSSCI

债务作为重要的公司治理手段,可以降低企业、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委托代理成本,提高员工劳动生产率.同时,债务水平上升将提高企业破产风险,对企业和员工的人力资本投入与员工劳动生产率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以我国1999年~2014年工业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不同估计方法的实证结果均表明企业的债务水平越高,员工劳动生产率越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财务困境加剧了债务对员工劳动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债务对员工劳动生产率的负作用在人力资本依赖度高的公司以及在外部就业环境好的地区更加显著.对于债务与员工劳动生产率作用的中介效应分析与分位数回归结果也说明债务上升可能导致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下降,对员工劳动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研究为我国"去杠杆"经济政策提供了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资本结构与员工劳动生产率

债务作为重要的公司治理手段,可以降低企业、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委托代理成本,提高员工劳动生产率.同时,债务水平上升将提高企业破产风险,对企业和员工的人力资本投入与员工劳动生产率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以我国1999年一2014年工业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不同佑计方法的实证结果均表明企业的债务水平越高,员工劳动生产率越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财务困境加剧了债务对员工劳动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债务对员工劳动生产率的负作用在人力资本依赖度高的公司以及在外部就业环境好的地区更加显著.对于债务与员工劳动生产率作用的中介效应分析与分位数回归结果也说明债务上升可能导致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下降,对员工劳动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研究为我国“去杠杆”经济政策提供了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管理效率、质量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实证研究

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而言,如何加快供给质量升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在系统梳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所提出的企业供给侧质量能力的一般性测度方法,围绕管理效率、质量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逻辑机制问题展开全面的实证研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与管理效率相比,质量能力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直接效应;管理效率则主要通过提高质量能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工具变量法、处理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质量能力升级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的识别策略,研究进一步发现:管理效率是提升中国企业质量能力的重要途径,而产品质量竞争力、质量要素配置状况则是管理效率推动质量能力升级的两个重要渠道。     

营商环境优化、人力资本效应与企业劳动生产率

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本文以2015～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营商环境优化通过改善宏观层面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法制环境及商业信用环境，促进微观层面人力资本升级、员工权益保护和提升员工信任度，从而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拓展性检验发现，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正向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研究重点关注了宏观制度软环境优化产生的正向人力资本效应，进而改善微观企业生产经营。这不仅丰富了相关研究文献，拓展了宏微观整合的研究视角，也对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FDI技术溢出与中国企业创新产出

采用2004年至200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分析FDI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可行性,揭示FDI、R&D经费投入和R&D人力资本投入3个投入要素之间以及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要素间的固定替代弹性系数不等于1,因而证明了运用CES生产函数的可行性;FDI对中国企业创新产出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FDI流入量每增加1%,能使专利申请授权数增加0.18%;但是通过计算1990年至2008年FDI对企业创新的产出弹性发现,该产出弹性并没有随FDI引进量的增加而增加,反而有所下降;R&D经费投入和R&D人力资本投入是影响企业对FDI知识溢出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中国R&D人力资本的缺乏抑制了企业吸收FDI知识溢出的能力。     

异质股东持股、经理人激励与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实证研究

从大股东-机构投资者-经理人的多层面治理视角,基于中国2007~2010年生物医药类和电子信息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对比分析了证券投资基金持股、第一大股东持股、经理人激励、及其交互作用对两类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相较于电子信息类企业,基金持股对生物医药类企业创新投入呈现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大股东持股和经理人激励均能正向促进两类企业的创新投入。进一步地,基金持股与经理人激励对生物医药类和电子信息类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分别存在相互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而基金持股与大股东持股的交互则负向影响生物医药类企业创新投入。     

制造业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我国中东部地区81家企业数据为样本,验证人力资本投资,信息技术的引入以及与客户良好的关系这几个因素是否同样会影响制造企业的服务创新。发现样本中有1/3的企业在2011年进行过服务创新的活动,实证结果显示上述3个因素都与企业的服务创新绩效正相关,但我们发现这些因素对于企业的服务、产品和流程的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别。此外,不同的研发投入规模、资产结构以及技术水平企业在服务创新的绩效上也存在一定的落差。     

空气污染与中国工业企业社保缴费——来自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空气污染既会直接提高驻地企业风险,也会间接地转化为无形成本负担,而社会保险可以分散风险,也会挤占开支。空气污染可能对企业社保缴费同时存在着风险感知效应与成本挤占效应。“逆温”现象为检验空气污染与社保缴费的关系提供了识别策略。研究表明,PM2.5与社保缴费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在不同行业间存在异质性。     

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省制造业企业问卷的分析

本文在大量调查问卷基础上,以江苏省制造业企业为样本,从微观行为方式层面考察了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品牌、企业家背景、人力资本、行业与地区相关因素,企业规模与创新投入强度之间呈现较明显的倒U型关系,而且存在"门槛效应"。集聚效应在现阶段对企业的创新活动非但没有产生促进作用,相反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出口因素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形成了复杂影响效应,表现在创新活动随着出口比例而发生非线性变化,呈现出"俘获"效应。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企业产品更新与升级换代进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和行为模式,验证了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行为特征差异与特有的人力资本竞争机制,以及它们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内在作用机理。     

信息技术、劳动力结构与企业生产率——破解“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之谜

如何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企业生产率,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互补理论阐释人力资本结构提升ICT生产率效应的微观机制:高技能劳动力能有效匹配ICT应用带来的生产方式与组织结构变革,而长期雇员则提升了企业对ICT应用导致的生产柔性与分工深化的适应能力,强化ICT生产率效应。进一步地,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统计的中国120个城市共11999家企业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考察ICT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从人力资本结构角度验证中国企业突破"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的可行路径。实证研究发现,高技能员工和长期雇佣员工均与ICT形成互补效应,能够显著提升ICT的生产率效应,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并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还发现,互补效应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程序化任务密度更强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呈现显著增强的特征,并且规模越大的企业互补效应越强。本文的研究表明,加强人力资本建设是企业能否更好地依托新兴信息技术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本文研究结论为当前中国进一步优化智能制造转型路径、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增长提供了政策启示。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影响企业绩效的复杂性机理——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

破解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影响企业绩效的机理是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基于164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数据,采用层级回归模型检验了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企业绩效间的复杂性机理。结果显示,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对企业绩效的正向直接效应显著,影响二者关系的外生变量是创新战略非高管价值观;人力资本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但以组织氛围为控制变量时中介效应有了显著提高;"组织氛围调节下的人力资本中介作用模型"很好地刻画人力资本发挥中介效应的机理。研究结果强化了我们对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企业绩效关系机理的认知,同时为高新技术企业管理者在实践中管理员工提供了有益启示。     

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与间接效应

利用1998～2012年我国工业企业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R&D投入的影响明显,且对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及引致R&D投入带来的生产率间接效应显著,表明环境规制带来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但由于规制成本较高,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大部分被成本效应所抵消.研究同时发现,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能否带来更多的“创新补偿效应”,与规制措施和工具选择密切相关.     

核心技术员工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

本文选择了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的数据,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企业核心技术员工作为研究主题,考察了核心技术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替代变量下核心技术员工对企业创新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核心技术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有效增强了我国上市公司企业创新能力。本文拓展了企业员工与企业创新方面的研究领域,为公司治理提供更为完善的理论基础,为我国经济转型提供理论支持。     

“就业难”背景下的企业人力资本影响机制——基于人力资本红利的多案例研究

目前国内具有基础性或通用性知识与技能的人才供大于求,尤其是应届毕业生,出现了就业困难的局面,但很多企业也存在招聘困难,尤其是高素质人才的招聘,人才市场呈现二元化特征。还发现一些大量使用通用人力资本的企业,其绩效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本研究主要通过高人力资本的管理咨询行业的多案例研究,发现通用人力资本过剩,带来了人力资本红利;人力资本红利与"干中学"机制密切相关,两者还一起影响了雇员的流失率;在人力资本红利的影响下,通用人力资本对专用人力资本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并遵循"就近替代"法则,如果产品市场①是非充分竞争的,这种替代效应更加显著。从而使得企业在直接获取红利同时,还能以成本较低的通用人力资本替代成本较高的专用人力资本获取较好的企业绩效。从宏观来看,人力资本红利正在影响中国的企业和经济,这种影响将非常深远。     

基础研究投入对中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2009—2017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理论上探讨了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并采用2009-2017年我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定量分析各地区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与人员规模对新产品销售收入、专利授权数和有效专利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呈非线性关系,基础研究人员规模对企业创新绩效有U型影响;产学研合作比率和技术市场成交额对"基础研究投入—创新绩效"有正向调节作用。     

经历越多必然创新吗?——私营企业家职业经历多样性、政策感知与企业创新

企业家基于独特的企业家精神促进企业创新。党的十九大以来,尤其是后疫情时代,企业家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本文基于第十次与第十一次中国私营企业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家职业经历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的具体影响与经济后果,并进一步分析了私营企业家的创新政策感知在企业家职业经历多样性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家职业经历多样性对企业创新意愿与创新投入产生正向促进效应,且企业家体制内职业多样性与跨界职业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影响更为明显;细分企业家经历类型的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家党政机关经历、国企经历、农村工作经历、从军经历与海外经历分别对私营企业创新投入产生正向促进效应;(2)企业家职业经历多样性对企业家政策感知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且企业家政策感知在企业家职业经历多样性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中介效应,政策感知在私营企业家职业经历多样性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了创新政策资源传导的桥梁作用;(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私营企业家职业经历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的驱动效应在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以及行业竞争强度更高的情境下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企业创新的驱动因素的研究,有...     

生产链位置是否影响创新模式选择——基于微观角度的理论与实证

企业创新模式选择不仅与自身因素相关,还与生产分工流程相关;本文首次从理论与实证验证了企业的生产链位置对于创新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首先,基于产品分工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诠释了企业生产链位置对于创新模式的影响:位于生产链上游的企业的产品可塑性强,适用范围更广,激进式创新引入的新产品替代旧产品的可能性较小,它们面临更小的"利润侵蚀效应";生产链上游企业中间品种类相对较少,激进式创新带来的高不确定性产生的协调成本较低,它们的"协调成本效应"也相对较小,因此位于生产链上游的企业采取激进式创新具有比较优势,反之位于生产链下游的企业偏向于渐进式创新。在实证上,本文首次通过插值法估算出1998~2011年中国投入产出系数,进而量化企业生产链位置指标,然后基于企业和专利数据库,根据理论的推论,对生产链分工位置影响企业创新模式选择的效果,以及如何影响创新行为进行了全面细致的验证,证实了两个效应是生产链位置影响企业创新模式选择的重要传导路径:在各使用3类指标区分企业对"利润侵蚀效应"与"协调成本效应"敏感性的基础上,结合使用分类回归发现,高产品替代性企业、在位企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由于对"利润侵蚀效应"更敏感,它们创新模式的选择对生产链位置的反应更强烈;高产品复杂度企业、大规模企业以及低管理效率的企业由于对"协调成本效应"更敏感,它们创新模式的选择对生产链位置的反应也更强烈。最后,本文使用Heckman两步法对可能存在的估计偏误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证实了本文理论模型的主要命题和基础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高管激励对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东道国腐败治理环境调节的视角

基于中国制造业创新国际化的时代背景,借助指标跨度2001—2017年OFDI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报酬性激励、结构性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东道国腐败治理水平在上述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高管薪酬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高管股权持有与两职兼任对企业创新绩效有负向影响;东道国腐败治理水平对高管激励的创新促进作用有正向的“叠加效应”,对高管激励的创新抑制作用有反向的“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