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 嘴”上位化的过程和原因

殷商到春秋时期,"口"专指人的嘴.战国以后,在转喻机制的作用下,"口"发生跨域演变,西汉时已成为由于概念域融合而新产生的{口嘴}概念域的上位词."嘴"专指鸟嘴,产生于东汉,之后其义域不断扩大,使用频率逐渐提高,至唐代完成了上位化演变,到清末则取代了"口"的强势上位词地位."口"上位化的原因在于古今范畴化方式发生了变化,"嘴"的上位化则是语用、语义、字形变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红”对“赤”的替换及其原因

颜色词“红”从汉朝以后逐渐替换了原来的颜色词“赤”。这既有外部的心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也是语言自身调节的结果。     

秦观词在两宋时期的经典化生成

秦观词在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向被视为“词家正宗”“词家正音”“婉约之宗”等.在接受美学视野下,秦词在两宋时期的经典化过程,主要表现在:一是两宋文人对秦词的评价与接受,秦词初步获得了“词家正宗”称誉;二是秦词在歌妓的传唱中显示了当行本色的词体风格;三是秦词词集的编刻及播撒,确立了秦词在词史上的经典地位.秦词在两宋时期的经典化生产与再生产,从一个侧面可以观照到宋人对词的认识及美学旨趣.     

“汉语权利”向“和化权利”的变异和回归

“汉语权利”指的是在中国本土形成并融入现代汉语、指称范围不包括任何公共权力的“权利”一词。“和化权利”指汉语的“权利”一词进入日语法学后发生变异、指称范围包括各种公共权力的“权利”一词，后者严格来说属于未经翻译的日语。“汉语权利”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随后进入日语法学并保持了20余年的主流地位。“和化权利”出现于日语法学的时间大体在19世纪80年代，经过与“汉语权利”的竞争，到20世纪初完成了定型化，同时开始返流中国。“汉语权利”与返流中国的“和化权利”也有过竞争，但毕竟势单力薄，顶不住。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汉语法学全面承袭了以和化的“权利”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和化权利”在当代汉语法学研究领域影响日渐式微，但在法学基础理论教学领域仍处在主流地位。当代汉语法学应全面回归“汉语权利”,同时吸纳“和化权利”的合理因素，形成以法权或其他本土化概念为核心的话语体系。     

网络时代的名人文化、“粉丝”消费与情感劳动——我国网红现象研究的三重议题

网红即网络红人，这一群体是由市场经济与互联网媒体共同催生的产物。网红的出现见证了我国名人文化的市场化和媒介化变迁，在线“圈粉”的逻辑一方面让新媒体变成了制造名人的数字化机器，另一方面也使得网红的“非法兴起”问题愈益突出。另外，作为新名人的网红还引发了“粉丝”消费的转向，“粉丝”不仅能透过网红去消费真实，更能在此过程中凭借对新媒体的运用而将自己塑造成网红。成为网红也意味着要付出相应的情感劳动，这种劳动将网红的情绪与身体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商品化处理，从而满足“粉丝”与资本的双重需求。不过，并非所有网红的情感劳动都会被资本收编和异化，比如我国正在崛起的主流网红，就构成了传播正能量的网络治理主体。现阶段，我们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导向，大力推动我国网络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发挥网红在促进网络社会治理精细化和专业化层面上的积极作用。     

由“舍小取大”现象看华语与早期国语的一致性

“舍小取大”现象系指在具体的语境中，用上位词或语义范围大的词取代下位词或语义范围小的词，这是华语词汇运用中一种独具特色的常见现象，与普通话形成非常明显的差异。文章选取具有比较典型“舍小取大”表现的四组/个词，即“懂(得)”“拯救”“开幕”和“个”,考察其在早期国语中的相同表现，进而证明华语词汇及其运用与早期国语之间的一致性。     

普通话中致使词的三个语法化阶段

致动式是普通话中最常见的分析型致使结构,致动式中标记致使关系的语法成分,我们称之为致使词或致使标记。普通话中共有六个常见的致使词“使”、“令”、“让”、“叫”、“给”和“要”。这六个致使词处于三个不同的语法化阶段,组成了一个语法化斜坡,其中“使”和“令”处于最高的语法化阶段,已经很少用作使令动词,而专门用作致使词,而且由致使词“令”组成的致使结构倾向固化,能产性降低,经常用在关系化小句中,已经具有词汇化倾向。“让”和“叫”处于语法化的中间阶段,二者做使令动词的频率要远高于致使词,而“给”和“要”使用频率最低,还没有充分语法化。     

白居易《杨柳枝词》其四主旨辨正

白居易《杨柳枝词》八首其四曰:“红板江桥青酒旗,馆娃宫暖日斜时。可怜雨歇东风定,万树千条各自垂。”关于此诗主旨,刘永济先生《唐人绝句精华》曰:“以红板桥比卑微者,馆娃宫比尊贵者。末二句见盛时一过,则同样无聊,故皆可怜也。于此知白居易盖有庄子‘齐物’之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其说似可商榷。孤立地看,“馆娃宫比尊贵者”倒也合乎逻辑;但与“红板桥比卑微者”并提,便说不过去了。“红板桥”是交通设施,不是人的居所,怎么好用来“比卑微者”?倘若诗人真有意于“比卑微者”,何不选用“三家村”之类来与“馆娃宫”…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 “扩红运动”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是在全国其他各路红军离开原有根据地后,由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建立的,为我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扩红运动”为研究维度,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刻论析。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根据地内反动势力的迫害以及薄弱的地方武装力量,“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显得迫切需要。“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不仅对打击封建反动势力、维护苏维埃政权、壮大革命队伍、策应红军长征,以及保卫土地革命成果、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对当今密切党群关系、处理民族关系、加强军队建设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网红收入探讨——理论逻辑与收入逻辑

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现阶段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是促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必由之路。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带来了新的要素、经济现象和社会阶层,一些“好看的脸”“好听的声”“专业知识”等新要素的所有者也逐渐参与到价值分配中来,并越来越占有分配中的显性地位。根据劳动价值论,作为新阶层之一的网红并未创造传统意义上的价值,但他们为维持要素存量、获取要素增量付出了大量劳动,应该获得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价格,而其高收入主要来源于消费者从其提供的精神产品中获得精神享受而付出超出其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货币表现。网红行业应通过行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观众理性等多管齐下,以匹配其高收入并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隐喻认知视角下英汉基本颜色词的语义异同

本文以隐喻认知理论为基础,以英汉语言中基本颜色词“黑”、“白”、“红”为例,比较分析了在隐喻认知视角下这些颜色词的语义异同。     

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嬗变——对全球化背景下基督教发展趋势的考察

本文认为,当今时代,虽然“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经济、法律、政治的全球化方兴未艾,但“文化的全球化”将是个例外。因为“全球化”意味着“一体化”,而试图以文化的“一体化”与“单一化”取代文化的多元并存与共同发展将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在此意义上,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内容且在今天处于强势地位的基督教,在其全球范围内尤其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应该积极推进其“处境化”、“世俗化”和“共生化”的历史进程,以期达到与其他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融会贯通、共生共荣,从而顺利地传播其福音。     

中国红歌会的传播学分析

从2006年举办第一届“中国红歌会”起,江西卫视已经是第七次举办这个节目了.“中国红歌会”从一开始就引领了全民唱红歌的热潮,使经典的红色文化进一步普及和深入人心.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红歌会”的成功来源于对传播学规律的精准把握,来源于传播过程中内容、形式与包装设计的大胆创新.“中国红歌会”的成功无论是在传播内容的选取上、艺术表现的手段上,还是在艺术传播的推广上都有着可资借鉴的有益启示.     

美的色彩 美的人生——从《红蝗》看莫言小说中色彩词的运用

色彩词的运用是莫言小说中一大亮点,在小说<红蝗>中,莫言利用红色的突显、色彩的对比、色彩词的超常搭配,不仅形象地描绘出客观存在的颜色,再现出生活的真实,更揭示了独特而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描绘了一幅可歌可泣的生活画卷.     

试论苏轼词的充分“士大夫化”

对于苏轼的革新词风和“以诗为词”,前人和今人的评论可谓多矣。然而我总感到尚有若干未“说透”之处。本文拟就词的“士大夫化”这一特定视角来重新认识苏轼对词风革新所作的贡献。词的“士大夫化”是王国维首先提出的。《人间词话》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撇开它过去贬低李煜之前的词为“伶工之词”     

文学沟通中的文体不可通约性——试论日本词学的“他者”声音

本文探讨了“词”在日本的受容过程,论证了日本词家是以中国传统文体意识来体认“词”的,创作自然深受中国历代词人的影响,接近于中国词作的体貌,具有鲜明的“中国化”的创作特点,从而体现出“词”在文体特征上的不可通约性。     

发挥舆论监督优势应对报业市场竞争

20 0 1年 ,湖南省会报业市场风生云起 ,激战方炽。《潇湘晨报》出手不凡 ,《三湘都市报》后劲正足 ,两家报纸的共同特点就是都具备天然的舆论监督“强势”地位。其原因 ,一是两家报纸作为省级报纸 ,地位“高” ,舆论监督难度相对较小 ;二是其作为纯市民报 ,具有更强的读者意识 ,报道风格一般倾向于以普通读者的视角为读者“说话”。这种“强势”地位 ,成为其在报业竞争中的一大利器 ,《长沙晚报》为保持其传统领先优势 ,也使出了浑身解数迎接挑战。那么 ,省会城市的晚报如何扬长避短 ,在舆论监督领域与省级都市报 (或市民报 )展开竞争呢 ?笔…     

论“言志”在南宋词中的回归

确切地说，词言志的崛起是与词地位的提高彼此呼应的。就文体的正统而言，诗有诗教，文有文统，惟迎词，托体不尊，被目为小道，得以决定地位等卑的首要依据是它们表现内容上的重大差异。言志词关注现实社会，内容题材上张皇开拓，为词体地位的上升奠定了坚实稳健的基础。而词体地位的提高，使词迅速与传统儒家文艺观的植神正面接轨，是言志创作意识高扬和创作旨归确立的重要标志。毫无疑问，在北来，词已成为最有成就的艺术形式，但是由于创作主流内容上相对的“俗”、“淫”、“粗”，以及受到正统的封建文学观念的压抑和摧残，一直处于半…     

低俗网红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网络信息交流日渐成为公众了解社会、获取信息和交流沟通的重要方式，网络信息传递为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了便利，同时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自媒体是基于互联网应用技术衍生而来，简单来说，自媒体就是互联网用户自我创制一些大众喜闻乐见的互联网产品的统称。为此走红的“网红”更多地进入大众视野。虽然“网红”出现的时间非常短暂，但是其发展速度以及被群众关注的程度，却是其他互联网产品难以比拟的。大学生作为互联网技术应用的主要人群，处在互联网信息接收的最前沿，已经成为受“网红”影响的主要对象。但是，“网红”作为一种互联网衍生而来的新产物，其所涵盖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却是良莠不齐，低俗网红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造成了诸多消极影响。所以在大学教学中，要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正确的行为榜样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认识，让大学生能够自觉地抵制某些“网红”消极、低级的价值取向，有效地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本文就低俗网红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展开分析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解决“网红”带来消极影响的相关措施。^[1]     

评黄宗智中国小农经济分析框架

一、黄宗智“过密化”假设———中国小农经济的一个分析框架美国学者黄宗智在研究中国小农经济时提出了“过密化”假设,也有人称其为“过密化”模式。黄宗智最初使用的词是“内卷化”(Involution),借用了C.吉尔茨在AgriculturalInvolution:TheProcess ofEcologicalChangein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