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由中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主办、广西师范大学承办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10届年会”，于1997年11月上旬在风光秀丽的桂林召开。来自海内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专家、学者15o多人出席会议并提交6o多篇学术论文。与会者围绕“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相融合的思考”、“中国古代文论在国外传播之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石涛、况周颐等广西古代文艺理论家以及当代王力、冯振、秦似等学者对古代文论继承发展的研究”等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当下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热烈讨论的话题。…     

中国古代艺术接受主体重构论

本世纪受到西方普遍关注的艺术接受的主体重构性问题，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家较早地注意到了，而且历代都有着比较丰富而深入的论述。本文即以论题为线索，从中国古代文论关于艺术作品存在方式的认识，艺术欣赏者强调的“自得”的含义以及中国古代艺术批评的方式三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同时对古代文论中影响颇大的“自得”、“以意逆志”等概念和术语作了新的辨证。     

徽州名菜 问政山笋

徽州的问政山笋属毛竹笋，是山菜珍品。因出产于歙县问政山而得名。在历史上曾被列为贡品，以“问政山笋甲天下”而闻名海内外。     

中国古代生命美感话语的文字实践——以“点”字为例

中国古代的文字不仅是几千年来记录文明变迁的工具，其形体构造本身及实际语用也传承着文明原有的基因特质。在瀚如烟海的文字王国里，“点”独树一帜，充分表达了中国古代生命美感话语系统、类型和范畴的本质属性。在中国古代的行为实践活动中，“点”具有单一行动正反两面的双向对冲效果；另外，它不只是空间众相之一，还有“初”始、肇端的含义。“点”在中国古代文化现象中，是一个一般性的全面范畴，掺杂着诸多社会属性，而从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外在行为内化为服从个人审美的心灵感受的转换前提，在于建构“点”与意念之间的联动机制。对于中国古代艺术创作的实践活动而言，“点”是需要有“灵魂”的，其“灵魂”正由人类“意念”给予。无论如何，“点”作为中国古代艺术实践活动中的重要范畴，最根本的特性是其动词属性与名词属性的合一。它既是“动作”,也是“文本”,最终酝酿出了一种类似“涟漪”般的，能够不断吐故纳新的，既向四周扩散又向中心收拢的行为模式与审美图式。总体上，当下探讨中国古代文字蕴藏的独特哲思，对于构建当代“中国学派”与“文明新形态”都具有奠基性的重要价值。     

禅与鲁智深

禅与鲁智深高曼霞禅宗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对中国的土大夫即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理性格、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有着极为显著的影响．在艺术领域，中国文人的诗画讲究“禅思”、“境”和“禅趣”，从而使中国文学更加呈现出自然、凝炼、含蓄而耐人寻味的艺术特征。作为...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人文观念

早于欧洲人的中国人文观念更多地强调人的社会性和社会价值,一切文化行为都必须合乎人性之自然规律,且又要合乎秩序和规范。“人”“文”合一的思维方式,“为人生而艺术”的价值观念,“吟咏情志”的审美指向,代表了中国古代文论视文学为人的外化形式的主要思路。即便是讲究“意境”的艺术,也是把人生的根本问题作为艺术感悟的出发点和归宿。关于文学“仁”化的思考,视文学为情性的自由抒发且又为情性的陶冶与升华,这是中国古代文论最深刻的底蕴。     

中国古代早期的农商关系问题

中国古代早期的农商关系问题吴松在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流变中，农商关系问题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和最引人注目的基本问题。它与“本末”观念和“轻重”思想相结合，构成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流，制约和规定着其他经济观念或范畴的衍生和演化。因此，探讨中国古代农商问题的...     

《儒林外史》的"三复情节"及其意义

《儒林外史》研究向来较少注意到它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前代小说传统的联系,其实此书暗用“三顾茅庐”之类“三复情节”模式不止一端,其用笔隐微几于使人不觉,而作品的讽刺意义因而更为深广,如马二先生游西湖是从“食色,性也”角度写他内心理欲之争等。这既是前代小说“三复情节”模式的影响,更是古代礼数观念和社会上“事不过三”等重“三”的风习潜移默化的结果。这一发现使中国古代小说“三复情节”模式的普遍性获得新的证明,也使“三复情节”概念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理论意义得到加强。这对于总结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民族特点以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论也应当能有所帮助。     

武威雷台汉墓及铜奔马与张江无关

武威雷台汉墓及铜奔马与张江无关张永明，张东辉１９６９年从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是一件具有深邃思想内涵和卓越艺术造诣的中国古代艺术珍品。自向外界展出后，已博得普遍赞誉，闻名于全球。２６年来，人们对它的研究兴趣，丝毫未减。近年来，有人对雷台墓主即铜奔...     

朱熹“气象浑成”的审美理想

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家中,朱熹可谓最富于思辨性的一位。他以散见于语录、书信、诗文、题跋以及各种注疏中的吉光片羽,构成了以“理本气具”的哲学本体论为基础,由“文从道出”的艺术本体论、“感物道情“的艺术特征论、“气象浑成”的艺术理想论,以及“养性导情”的艺术功能论、“通悟自得”的艺术鉴赏论和“远游精思”的主体修养论组成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艺术哲学体系。本文着重探讨朱熹所推崇的艺术审美思想——“气象浑成”。     

论“天人合一”的美学精神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古代先哲“究天人之际”的基本思路,是全民族共有的思想观念。它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与伦理,而且也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的美学与艺术。它渗透到审美和艺术领域之中,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华夏美学精神的形成。其中生命氤氲、整体观照、空灵绵缈就是它所涵盖的三个重要层面。     

论发掘中国古代文论现代意义的可能途径

中国古代文论究竟是应该放入陈列室的古董,还是有待发掘的宝藏?如果说古代文学理论依然具有现代意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发现这种意义?我们当下的文学理论的确出现了危机:人们开始质疑其存在的合法性了。为了解决这一危机,我们必须树立重建文学理论的雄心。重建就需要新的理论资源,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容量巨大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资源。但在真正面对中国古代文论时,我们就必然遭遇如何处理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关系问题。于是,寻找中西文论之间的契合点就成为“重建”的前提性问题。20世纪以来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西方哲学传统与中国古代哲学之间的某种深刻的相通性或许可以给“中西对话”提供一种有效的视域。     

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述略

和欧洲中世纪的“昏暗”状况不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我们祖先曾经为人类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化。其中,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也是华夏文化中的瑰丽珍品,她和西方近现代管理思想一起汇成了世界经济管理思想史的进程。     

神思:中国古代艺术构思论的独特表述--中国古代心理诗学研究札记(12)

中国古代心理诗学的艺术构思论表述中,“神思”是一个极富民族特色的理论范畴,它继“虚静”而展开,通过“游心内运”到“神游象外”的创造机制,实现情与象的深层融构,完成艺术构思。其意与西方“艺术想象”相通,但中国古代心理诗学却从“神”的极度微妙内涵命名,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有智能。     

徐复观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阐释

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阐释，是徐复观新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徐复观对中国艺术精神所作阐释的要点在于：中国艺术精神可以概括为以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而只有庄子的艺术精神才是彻底的纯艺术的性格。庄子的艺术精神导出了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在画论及绘画方面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促使中国古代绘画由人物画转向山水画。在庄子的艺术精神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画，在现时代中仍有其重要的意义，是一支对“现代文化的病痛”具有很好疗效的“镇痛剂”。     

论古代戏曲导演理论"形神兼备"的审美法则

在讲究“和谐”、追求完美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形神兼备的演剧要求，由“意象”这一传统的艺术美学观生发而来，它成为古代戏曲导演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古代戏曲导演理论谨守“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美学理想，重传神，贵虚拟；讲究神似，追求意境。通过“离形得似”、“不似之似”，追求超越生活表面形态的本质真实，创造形神统一的艺术形象，实现戏曲艺术整体美的至佳境界，从而让观众获得审美满足。     

100园林全攻略

中国古代园林．或称中国传统园林或古典园林。它历史悠久．文化含量丰富．极具艺术魅力．为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之最。据有关典籍记载．我国造园应始于商周．其时称之为囿。最初的“囿”，就是把自然景色优美的地方圈起来．放养禽兽．供帝王狩猎，所以也叫游囿。天子，诸侯都有囿，只是范围和规格等级上的差别．“天子百里，诸侯四十”。     

气论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

“气”本是一个哲学范畴,代表了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思维方式,由于这一思维方式注重宇宙的生命有机性和注重宇宙生命运化规律等特点,使它很自然地和美联系起来,并逐步进入美学领域,成为中国古代美学、艺术理论使用最广的范畴之一。气论在由哲学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过...     

历史考证与艺术批评——以郭沫若为例

郭沫若在广博深细的历史考证和文字训诂中,接触了大量古代审美对象,发表了其独到的艺术见解,触及了中国美学史、艺术史有关的重要问题。他对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器物的考证,对于了解古代“礼乐相济”的传统,了解古代道德规范、社会风习与艺术审美活动的关系,了解古代审美风尚,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晚清白话短篇小说叙事体制的演变

中国古代的白话短篇小说,起源于都市中的“说话”艺术,在“说话”艺术盛行的宋元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话本小说,它的产生奠定了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最基本的艺术形式。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独具风格的叙事体制。而这种叙事体制的产生,又是说书场上的具体条件所规定的,也是说书艺人根据当时的需要而采取的特殊手段。经过说书艺人反复的实际运用,证明它适用于说书艺术这种形式,于是被逐步地确定下来,成为一种固定的格式。到明代以后,虽然“说话”技艺已经衰落,但明清的文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