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另一种读法

知道有《诗经》这部书是在早年读中学时课文介绍的，明白《诗经》有艺术魅力是在后来读师范时老师讲解的，而体会《诗经》易读难解则是在自己每次翻看《诗经》时感受到的。很显然，由于《诗经》的成“诗”年代和成“诗”环境与我们很遥远，因此少不了有太多的“隔膜”，以至于让许多人读而生畏，敬而远之。     

谈《诗经》中的赋比兴

谈《诗经》中的赋比兴魏秀艳《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成书于春秋中叶。《诗经》中普遍地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这是后人总结了《诗经》的创作提出来的．唐代孔颖达疏云：“风雅颂者，诗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孔氏明确指出赋比兴是《诗经》之异辞并...     

《毛诗秘义》绪言(节录)

一、《诗经》是中国古代的谜语诗集《易经》以隐语作辞，言不尽意，须言外求意。《诗经》根据易卦而作，每篇诗必以易卦为谜底。读诗者须从言内的诗辞求得言外的诗意。言外的诗意本于易卦。易卦的排列，井然有序。由卦序以求某诗而知其旨意，不啻按图索朗。《易经》《诗经》同以隐语作辞，采取象征文学的手法，读者只知有象而不知其所象之物。盲人摸象的寓言，固可用之于言《易经》，亦可用之于言《诗经》，于是汉儒董仲舒有“易无达占”和“诗无达信”之说。《诗经》既本于易卦而作，其所取象自当同于《易经》。究竟《易经》所取何象？答曰…     

论《诗经》的抒情特色

我国最古老的抒情诗集《诗经》，“是一个丰富而纷繁的感情世界”。文章通过分析，指出《诗经》中不同的抒情特色，或者“为情造文”，情感真挚；或者“快利畅达，强烈饱满”；或者“缠绵诽恻，沉郁顿挫”，对《诗经》的现实主义抒情特色及其影响给予高度的评价。     

《诗经》不劳孔子“补缺”

《诗经》不劳孔子“补缺”许廷桂刘操南先生在《孔子删〈诗〉初探》（《杭州大学学报》第１７卷１期）中力主孔子曾对《诗经》“去其重”，作过重新编订的工作，并强调对《诗经》的缺失作了大量增补．该文在引进《史记·孔子世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后...     

写本学视域下安大简《诗经》的几个问题

安大简《诗经》作为战国楚国写本具有明显的写本学特征。安大简《诗经》写本的国风次序、个别国风命名、个别国风篇目及写本分篇等方面均与孔子编定的《诗经》存在明显差异，体现出写本的流动性及个性化特征。安大简《诗经》的国风次序及个别国风的命名是战国时局在诗学上的投影与反映，体现了诗学与政治的统一性。战国时局的变化，是抄写者产生再加工《诗经》的动因，抄写者通过重新编排国风次序表达了某种政治意图。也许这种表达是完全被动的，如将秦排在第三位，也许是来自强秦的政治压力。而将矦、魏两国国风位置前移，则可能是出自抄写者自我意愿，因为这个抄写者很可能就是魏国人。矦风附记为魏国人所作，其性质为后世“跋语”类文字。安大简《诗经》又把今本唐风称为魏风，这是因为今本毛诗唐风实际上是晋诗的缘故。     

方玉润《诗经原始》简述

方玉润《诗经原始》简述赵庆祥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历来注释评讲，名家辈出，但古人说《诗》，大多侧重于诗教和训诂。将《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欣赏研究而影响较大的，则有清代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方玉润主张“读书贵有特识，说《诗》务持正论”。他说：“六经...     

《说文》解“隰”有误——《诗经》“隰”字考释

《说文解字》云:“隰,阪下湿也。”考《诗经》共出现“隰”字26次,涉及15篇诗。据诗意可证,“隰”是山坡下的平地,可植树,可种庄稼,并不是山坡下的湿地。考历代研究《诗经》者对“隰”字的解释,均承《说文》之误而失当。遍查现行的各种字书,对     

《诗经》“蜎蜎者蠋”式句型及其中“者”的语法性质

《诗经》里有一种由“叠音形容词+者+单音节名词”构成的四字格(本文称为“BB者A”式)句型。这种句型,《诗经》里不多见,仅出现在“风”诗的《豳风》和“雅”诗的《小雅》里,据初步统计,除重复出现的外,共有七例,现摘录如下:     

《诗经》学与“诗本义”

本文认为，发轫于汉代的《诗经》学，并不是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经学来研究，由此奠定了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诗经》研究的基础，后来的研究都逃不出它划定的大框框。传统《诗经》学的致命弊端，就是完全脱离《诗经》的文学性，因此而导致明显的“误读”。这是由中国经学的性质所决定的，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某些特点。我们既要立足于遗产的清理，同时，也要在“诗本义”的解读和破译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诗经》之“荼”字考证

文章针对茶文化论著中对《诗经》有关诗句的错误理解，从字源学、名物学、植物学、文学文本等角度对《诗经》中有关的诗句进行剖析与论证：《诗经》中“荼”字不是指“茶”，而是一种“苦菜”。茶文学的源头不应在《诗经》时代。     

诗经研究述评

诗经研究述评，偏重于从古至今的历史性的介绍，力图能比较客观地勾划出诗经研究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面貌。同时也拟对诗经研究的角度与方法，诗经研究的发展趋势，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与看法。先秦的诗经研究《诗经》在先秦时代称之为“诗”或“诗三百”，到汉代才被列为经典著作，始有《诗经》之称。但《诗经》在先秦时代就有很高的地位。《左传脂公二十七年，晋国的大臣赵衰说：“《诗》、《书》义之府也。”可见早在公元前633年之时，诗经》的崇高地位业已确定，它被人们公认为义理的府库。又据《左传》的记载，季扎到鲁国观乐时，对《诗…     

《说文》引《诗》略考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为了注音释义,《说文》一共援引《诗经》例句达380条,其中用以注音者15条,用以释义者365条。用以注音者如:《说文·目部》“(目必),直视也。读若《诗》曰‘泌彼泉水。’”《说文·瞿部》:“矍,佳欲逸走也。读若《诗》云‘矿彼淮夷’之矿。”《毛诗》“泌”作“毖”,“(禾广)”作“憬”。可见,考察《说文》引《诗》注音,不仅可以明白字的读音,还可以了解《诗经》的异文。因这易于理解,故这里略而不论。用以释义者情况则相当复杂。王念孙说:“《说文》之训,首列制字之本意。而亦不废假借,凡言一日,及     

“训诂”一词的最早出现

“训诂”一词的最早出现“训诂学”是我国传统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可“训诂”一词何时出现，还是个问题。现在一般训诂书上说，“训”“诂”二字最初单用，根据是《尔雅》有“释训”“释诂”篇名；又说二字最早连用是西汉毛亨《诗经估训传》。可《诗经诂训传》是“诂训”而...     

《诗经》至《楚辞》山水审美意识之演进

通过对《诗经》、《楚辞》中所表现出来的山水审美意识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 ,可以发现 :《诗经》多以山水景物作比兴之背景材料 ,景真实而语简朴 ;《楚辞》比兴的背景材料更为丰富 ,景多虚而词尚丽。《诗经》多以“水”象征绵绵愁绪和渲染情绪与气氛 ,情景交融者较少 ;《楚辞》山水景物描写多呈感伤性色彩 ,且每每以自然山水历程之艰险象征人世道路之艰难 ,情景交融者甚多。《诗经》山水审美意识经历了一个由敬畏山水自然之神到以山水为比兴材料及愉悦对象的变化过程 ;《楚辞》从一开始便表现出对山水等自然神的亲和感和热爱感。较之《诗经》 ,《楚辞》的山水审美意识更强了 ,山水审美的自觉性更高了 ,诗歌艺术境界更宽了 ,为迎接山水诗时代的到来提供了较为丰富而宝贵的创作经验     

《诗经》"赋"法艺术特征新论

通过对《诗经》“赋”法传统认识的辨正,对《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予以重新认识——《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因所需,固然可以层层铺叙,然而,不借助比兴,而对事物的形貌、人物的神态、心理和感情,作直接而形象的描绘和抒写也应该是《诗经》“赋”法的重要艺术特征,但是,立足于诗体的抒情本质,随物婉转,曲尽其情,寻求并“叙”出与此时特定情感有关联的客观物象以物化此“一时之情”才是《诗经》“赋”法的根本艺术特征所在。     

论《小序》对“二南”本义的曲解及其原因

《小序》是《诗经》诠释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历代《诗经》研究者都对此十分重视。然而,《小序》对《诗经》许多诗篇,尤其是对《国风》的解释,却是对《诗经》本义的歪曲。宋代学者对《小序》发难,也多半是由于《小序》歪曲了《诗经》的本义。“二南”原本无非是一些男女恋歌诗、婚礼赞歌、妇人思夫歌、祭祀歌、描写劳动场面的诗歌,而《小序》却把它们解释成赞美文王、后妃等人的诗歌,而赞美后妃的序占了“二南”的三分之二。“二南”之《小序》有维护周代宗法制的色彩,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二南”之序对诗歌本义的曲解,拉开了《诗经》经世致用的序幕。     

海外与台湾的诗经研究

《诗经》是我国诗歌发展的源头，又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经典著作之一。因此《诗经》的影响早已超越我国的范围，不仅对东亚的日本、朝鲜等国有明显的影响，而且对欧洲、美、俄等国也有广泛的影响，从而成为世界诗歌史上的瑰宝之一。本文主要是介绍海外与台湾的《诗经》研究的概况，并对其《诗经》研究的方法及其势态有所评述。欧洲的诗经研究《诗经》流传到欧洲始于十七世纪，到了十八、十九世纪，《诗经》的影响逐步扩大，而到了二十世纪，欧洲出现了一批研究《诗经》的名家与论著。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理，是《诗经》的译著者与研究者。…     

《诗经》“二南”中的楚歌

《诗经》“二南”中的楚歌蔡靖泉《诗经》收录了我国春秋中叶以前的诗歌３０５首，其中的“十五国风”１６０篇，大都是各地流行的土风歌谣。不过，《诗经·国风》里却未明标“楚风”，似乎没有辑录楚歌，古人因此以”楚风””不得与十五国并录于《经》而为楚憾”，并且究...     

从《诗》学到诗学 ——刘勰《诗经》阐释与《文心雕龙》诗学理论

从文学批评到理论建构是诗学的生成模式之一.刘勰在“宗经”视野下“论文”,尤其重视对《诗经》的批评与阐发,不仅以《诗经》为文体之源头、文学创作的范本、文学批评的标准,还通过化用《诗经》文本语言来陈述其诗学理论.通过对《诗经》阐释,刘勰提出了“雅丽”的文学审美理想,概括出了“为情而造文”、“比兴”、“以少总多”等重要文学创作手法.从对《诗经》的阐释批评到《文心雕龙》的诸多诗学理论形成,刘勰为中国文学理论之“从《诗》学到诗学”生成模式提供了考察的典型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