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交锋看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

哈贝马斯与罗尔斯都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但是这是误解,因为他们都不认为权利和正义是预先给定的,而是通过公民的民主参与、对话、讨论所产生的.所以他们应当被归类为共和主义者.但是,我认为目的论共和主义立场比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程序论共和主义要更为合理,因为它把价值、善、社会目标、情感等等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在此基础上,即使缺乏程序共和主义所看重的理性的和谐一致,道德的观点也还是可以存在,当然,道德的涵义与合理性的涵义都随之而不同.     

从多元到一体——由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分歧谈起

在哈贝马斯与罗尔斯这场自由主义内部的争论中 ,多元化与一体化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而又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在罗尔斯那里 ,一个人就是所有的人 ,因为他预设一种中性的、无差别的前提。本文认为 ,只有通过贯穿于普遍语用学方案中的商谈原则 ,我们才能把现实性与理想性 ,多元化与一体化有效地结合起来。这正是我们倾向于哈贝马斯方案的原因     

哈贝马斯对罗尔斯事实与价值关系二元论的批判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欧陆哲学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围绕正义问题展开了关于事实与价值、共识与真理关系问题的论战。哈贝马斯反对罗尔斯将事实与价值、正义与真理分离以及认为正义、共识离开真理而自由独立的二元论观点,坚持事实与价值、正义与真理的一元论,体现了他要重建被后现代哲学所消解了的理性信念,以及重建人类理性生活和社会共同体生活的努力。     

论德沃金权利论对罗尔斯正义论之延伸

德沃金权利论的终极预设是建构模式下的平等的关心与尊重的权利,这一预设来自于德沃金对罗尔斯正义论的理解与发展。德沃金对罗尔斯正义论的三个论证特点,即反思性平衡、社会契约、原初状态,均进行了阐释与延伸,肯定了罗尔斯的论证方法,并根据罗尔斯的论证方法的特点得出罗尔斯正义论的预设是建构模式下的平等的关心与尊重的权利,进而接受这一预设并将之作为其权利论的预设。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理性建构方式及其启示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是在西方政治哲学复兴的理论背景下进行的.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理性建构论同后现代主义的理性解构论的思想交锋.     

从绝对历史理性到交往理性——论西方近现代社会历史观的一个转向

历史理性概念是西方近现代思想家把握社会历史发展之目标、意义与动力的一个核心概念，对历史理性作绝对化、实体化、抽象化的解释，是马克思之前西方历史理性观的主要特点。马克思把历史理性理解成内在于人的活动与历史进程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揭示了生产方式是历史理性形成的客观基础，论证了历史理性的相对性、具体性、历史性。哈贝马斯则以交往理性概念阐明历史理性是社会各主体间在交往中形成共识、达成一致的心理趋向与行动取向，论证了历史理性的共在主体基础     

理性批判两个阶段：语言学转向和伦理学转向——从《理性的界限：哈贝马斯、利奥塔以及梅莱尼·克莱恩的理性观》中看现代与后现代理性观

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的理性批判都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和伦理学转向,但得出的理论结论却截然不同:哈贝马斯致力于理性重建,强调共识;利奥塔则致力于理性的拒斥,强调分歧。     

现代性哲学的主题

本文通过哈贝马斯与卢曼、罗尔斯与福柯的论辩,勾勒出现代性哲学的基本视域:(1)在与新保守主义的论辩中,哈贝马斯将自己的立场界定为关于现代性的可批判理论;(2)在与新自由主义的论争中,哈贝马斯将自己的态度界定为关于现代性的应批判理论;(3)在与后现代主义的论战中,哈贝马斯将自己的方法界定为关于现代性的更为合理的批判理论。相应地,本文论述了现代性哲学的三个基本主题:(1)现代性的哲学基础或哲学奠基问题;(2)现代性的自我确证或正当性论证问题;(3)现代性的动力机制问题。     

美国立宪契约: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对罗尔斯社会契约论的一个质疑

尽管制度伦理中有罗尔斯与哈贝马斯这样的“大家”的精深学说 ,但是我们还是认为西方现代制度伦理的主要传统与富于启发意义的内容是现实主义的。本文以分析罗尔斯对于美国宪政过程的解释的误差为切入点 ,说明这一立场     

理解的历史性何以可能？——哲学诠释学历史意识对近代历史哲学的超越

19世纪以来的欧陆哲学,特别是以德国观念论为代表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强调内在地把握历史,以目的论方式思辨地构造一种普遍的世界历史,致力揭示历史与理性之间的辩证结构,但因之否定了历史的时间特征和经验实证性要求,弊端显而易见。德国历史科学对以黑格尔历史哲学为代表的思辨历史观进行了猛烈批判,认为历史不能被理解为哲学观念的纯粹表现,历史应当独立于任何先行预设的理性目的论,历史只表现自身,历史的价值也只属于历史自身。然而,德国的历史科学并没有为自己有效地证成历史的普遍基础,这迫使其不得不隐性回归黑格尔的唯心论,其对思辨历史哲学的反抗宣告失败。伽达默尔通过批判以兰克为代表的经验历史科学,将对历史理性的理解奠基在生存论现象学基础之上,超越黑格尔对历史理性的思辨构造,使理性与历史在哲学诠释学的历史性原则中最终消除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达成动态协调。诠释学历史意识强调在人类有限理性前提下的审慎态度,因此实现了对历史理性真正的历史性理解。     

论公共利益——一种哲学式的诠释

行政征收条款中关于“公共利益”的判断是长期困扰学界和法律实务界的难题,对这一概念模糊的界定导致了许多行政征收行为的偏差。考究康德、罗尔斯、哈贝马斯三位哲学巨人的公共理性观,可以从哲学层面清晰地看到,公共利益的实质是公共理性与利益多样化对抗后的一种平衡。平衡点的波动引发了公共利益判断上的模糊性。法庭可以遵循必要原则、开放原则、机会均等原则、公共服务原则、分担损失原则的过程判断方法来还原公共理性,确保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现。     

法的合法性从何而来——关于哈贝马斯法律思想的一个解读

通过对罗尔斯、卢曼、韦伯等人有关法的合法性思想观点的梳理和评述 ,哈贝马斯指出法律有效的条件是它必须是事实性和有效性的统一体 ;在今天这后形而上学时代 ,这种统一只能寄希望于沟通理性 ;又由于沟通理性得以实现的前提即自由的人民因“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不复存在 ,为此 ,必须通过“人权”和“人民主权”互为前提的程序民主来为沟通行动的开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的对话空间提供保证 ,进而为法律的合法性提供基础和来源     

罗尔斯、诺齐克与德沃金权利正义论比较

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树立理性的权利观与正义观是情势所趋。罗尔斯、诺齐克与德沃金是当代西方最具代表性的权利论者在政治哲学领域,罗尔斯将正义之权利视为制度的“首要价值”,诺齐克将自由之权利视为政治正当性的“资格”,而德沃金则视平等之权利为“理性道德”。他们基于反功利主义立场,以权利对抗功利,通过对自由与平等的不同解读,制定了分殊的正义观,他们的分歧为我们权利正义理论建设提供了有益因子。     

自然权利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当代政治哲学兴起的标志是新自由主义的诞生,新自由主义诞生的标志则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罗尔斯对社会契约的使用方式预设了原初状态中的签约者具有某种先在的权利,这种先在的权利植根于人的一种自然的道德人格能力。人在道德人格能力上的平等使得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关心和尊重。这表明作为公平的正义建立在一种自然权利的根本预设之上,这一根本预设就是平等的关心和尊重。这一预设使得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具有一种自然权利论特征的同时又超越了传统的自然权利论的自由主义。     

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基本理路

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基本理路是继承康德伦理学的传统,在自由个体的基础上,通过交往对话有效性条件的预设确证了现代多元社会的普遍伦理,反对道德相对主义和特殊主义。立足于此,本文认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不是要通过交往对话来求得共同认可的伦理规范,而是要为一切能达成有效的、正义(公正)的交往对话提供普遍性基础。互主体性确实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重要范畴,但不是它的核心基础;人的绝对自由、个体的自律才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前提。惟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商谈伦理的普遍性。     

宗教多元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团结如何可能?——哈贝马斯的思考及其启示

罗尔斯认为,宗教必须与政治截然分开。哈贝马斯则认为,宗教作为一种意义建构的世界观不可避免地会涉足公共领域,宗教也可以提供合理的、有价值的观点,但是宗教世界观在进入公共事务讨论之前要经过世俗化的"翻译"过程。哈贝马斯试图在世俗主义和宗教多元主义之间探索第三条道路——商谈伦理的道路。     

何谓正义:罗尔斯与哈贝马斯

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在目前健在的西方思想家中是最有影响的两位,两者思想之间存在着一个交汇点,即正义问题.但是他们在下述三个基本问题上对正义的理解是不同的1.正义是程序的还是实质的;2.正义的前提是"理想语境"还是"理想处境";3.理论的本质到底是正义还是合法性.     

公共理性范畴的历史演进及其内涵

公共理性范畴是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展开其内涵的,霍布斯、卢梭、康德等思想家对公共理性范畴都曾有论述,特别是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对公共理性的理解做出符合现代民主宪政精神的阐释.在当代,公共理性具有双重认知维度,即公民自我理性和公民社会理性.公共理性以公民自我理性的认知维度为出发点,其最终取向是社会理性维度,目的在于寻求沟通、实现合作、达成共识、塑造公共话语平台.     

文学体制与现代化

文学体制与现代化〔德〕彼得·比格尔周宪译作为社会学问题的艺术理性和非理性（韦伯和哈贝马斯）本文的题目需要解释一下。我在文中并不想涉及在美国发展起来的现代性理论,而是要讨论由韦伯和哈贝马斯所得出的德国社会学传统。对韦伯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标志就在于...     

反对文化冲突和恐怖战争:文化间对话的形式

哈贝马斯区分了交往中对实践理性的三种运用,其中包含着对实践理性的误解。文章通过对哈贝马斯理论的修改提出对文化间对话的三种主要类型:实用的—策略性的交往、道德的—普遍的商谈、伦理的—解释学的对话,再加上一种子类型:悲痛的对话或者辩论。这些对话类型为文化间对话提供了可能的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