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ESEF-TOPSIS模型的韧性城市建设评价及实证研究

韧性城市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经济（E）、社会（S）、生态（E）和设施（F）四个维度设计评价体系,以2010年、 2015年和2019年我国3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例,基于优劣解距离法（TOPSIS）对30个城市的韧性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分析,结果表明：一是各城市的韧性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增长速度存在差异;二是经济发达的城市韧性水平相对较高,经济发展缓慢的城市韧性水平较低;三是东部、中部、东北、西南、西北等地区因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的差异性导致其韧性水平和建设能力不同。最后,笔者从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生态韧性和设施韧性四个角度对韧性城市建设提出相应的策略。     

国内韧性城市建设政策路径的比较研究

尽管国际合作和自主探索两条路径在韧性城市建设的重点设定及具体举措上明显不同,但总体上都对我国韧性城市建设具有启示意义。在宏观层面,政府对韧性城市建设的引导意识和规制能力仍在形成阶段,应进一步明确和完善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在微观层面,政府以外的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缺乏对韧性城市建设进程的感知力和参与度,尚未树立起韧性城市的发展理念。与此同时,两条路径的韧性城市建设实践都为解决当前复杂城市问题开拓了思路、提供了可能、作出了贡献。     

基于熵权法改进TOPSIS模型的创新型城市评价及障碍度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笔者对天津市2009年～2015年创新型城市发展水平进行评估,分析其创新发展的障碍因素,利用熵权法改进TOPSIS模型和障碍度模型从知识创新、科技创新、服务创新、文化创新和创新环境5个方面选取39个指标构建创新型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用改进TOPSIS对天津市创新型城市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再运用障碍度诊断深入剖析天津市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障碍因子.目前,天津市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一般,近两年主要障碍因素集中于科技创新和环境创新.创新型城市建设需要通过提出增加并合理分配R&D经费投入、提升高新技术集聚区重点产业的关联度、加强人文环境、基础环境和机制环境的建设等提高创新建设水平.     

低碳韧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虽然起步较工业化晚,但是由于工业化的发展速度较快,城镇化发展也极为迅速.这种超常规的发展速度纵然促使城镇化取得伟大成效,但也催生了诸多结构性问题,使得城市在转型过程中面临日趋多样的外部冲击.于是,如何提升城市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或者说"城市韧性"的研究命题应运而生.笔者认为,在我国城镇化建设尚未成型的背景下,城市发展理念面临转型,建设低碳韧性城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河北省新型城镇化评价

以人口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 社会城镇化、 基础设施建设、 生态环境假设和统筹城乡发展六个方面建立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得出2000年～2015年河北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得分情况.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影响新型城镇化的因素分为四个主成分,结果表明人口、 经济、 社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对推动河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至关重要,并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这四个主成分的值与城镇化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城镇化率的提高离不开各个指标的发展,尤其是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基于城市公共安全的韧性城市构建和规划思考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快速城镇化导致城市病、灾害风险多元复杂、人口老龄化逐步凸显的新背景下,传统公共安全规划思路出现诸多不适应,韧性城市建设的意义尤为重大.在梳理韧性城市理论与演进的基础上,总结了韧性城市的基本特征及韧性视角与传统视角的主要差异.结合国际城市实践经验,提出我国发展韧性城市的总体目标和风险识别优化原则和策略建议.     

韧性城市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

韧性作为现代城市应对不确定性变化和威胁的新范式,也是维持城市系统正常运行的有效途径,明确韧性城市的定义内涵、核心机制和评估策略对其实践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总结韧性的研究缘起、核心机制和认知观点。其次,阐释韧性城市理论的内涵与外延,从多个角度对其定义进行梳理,简要分析韧性与适应性、可持续性间的关系。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将城市韧性归纳为两种类型:城市"特定韧性"和城市"一般韧性",在此基础上对韧性城市的评估体系和提升策略进行归纳。结果发现韧性模式的确为城市复杂问题的解决的有效范式,但仍需要在韧性分类研究和因地制宜的标准体系等方面进行继续提升和完善。     

基于熵权TOPSIS法的资源型城市转型评价 ——以山西省晋城市为例

通过构建经济发展、 社会文化、 生态环境和资源资产4个指标系统,使用熵权TOPSIS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基于该指标系统对2006年～2015年晋城市城市转型状况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晋城市城市转型处于良好状态,各子系统的转型状态也处在较高水平,转型效果显著.笔者建议晋城市加快经济发展,以改革促转型,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充分发掘社会文化,做大做强文化品牌建设;继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高效合理地利用资源.     

韧性城市的理论基础与评估方法

应对全球化和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城市风险,需要思维方式和理论范式的转型.韧性城市是近十年来,国内外兴起的新的城市发展理念.然而,对于韧性城市的理论、 评价方法及政策实践还处于研究和探索阶段.笔者通过国内外文献综述,分析了韧性城市的内涵、 理论基础及评价方法.在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城镇化的背景下,可基于韧性理论和IPCC风险评估框架,区分不同灾害类型,开展我国韧性城市的分类评价.笔者的研究有助于推进国内对韧性城市的研究和关注,并为我国正在开展的海绵城市和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工作提供一些理论依据和方法.     

新发展阶段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测度与比较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是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主阵地.基于新发展理念,笔者构建了创新驱动、绿色生态、经济活力、生活质量及文化水平5个维度、33个指标的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分析法对我国部分省会及新一线城市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省会和新一线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中等偏低,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区域差异性显著;部分经济活力较强的城市,绿色生态略显不足,较发达城市和普通型城市尤为明显;较多城市优势与不足特征明显,不同指标发展不均衡.因此,在新发展阶段,要重视发达型城市的带动作用,加快较发达城市的绿色生态建设,全面提高其他城市的综合发展,扬长补短,促进我国城市的高质量综合发展.     

发达国家与我国城市科技服务业的比较和启示

本文首先从发展的历程和环境、产业形态与整体实力以及产业政策三个方面,对发达国家城市科技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动因作简要的总结;之后从发展现状、产业形态、地区分布等几个方面简述我国城市科技服务业发展概况;最后分析我国城市科技服务业存在的问题以及发达国家城市科技服务业发展对我国城市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启示。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Japan, Korea and China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fewer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works on social mobility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than in Western countries.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in three 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to examine whether the Featherman–Jones–Hauser (FJH) hypothesis would fit well into the mobility tables for Japan, Korea, and China. Log-linear and log-multiplicative models are applied to the mobility tables of respondents' occupations according to the father's occupation in the three countries. The analysis of relative rates of mobility did not completely support the FJH hypothesis in a strict sense, even though it reasonably accounts for the total association of origin and destination in the three countries. My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a level of social fluidity has been higher in Korea and China than in Japan. Focusing on how relative mobility patterns differ between the three countrie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Korea is characterized by lower rates of class inheritance compared to Japan, while there seems to be a similarity between the patterns of social fluidity in Japan and Korea, even though they are to a certain extent deviant from Erikson and Goldthorpe's core model. In contrast to Korea, class inheritance rates in China are almost as large as in Japan. However, the mobility pattern between classes appears to differ substantially between the post-socialist and two capitalist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both downward and upward mobility between the white collar bloc and the unskilled manual position are more pervasive in China than in Japan and Korea. These results imply that sociologists interested in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social mobility between the East Asian countr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both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local labor market situatuion which can substantially affect social mobility.     

法国城市基层治理:街道议事会的作用及其启示

城市基层治理事关城市发展全局。随着参与和治理的理念不断发展,在城市治理中参与式民主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本文主要关注法国城市治理中街道议事会的作用及对中国基层治理建设的启示。法国经验表明,街道议事会体现了法国参与民主的发展及制度化趋势,使参与民主与代议民主得到有效结合;街道议事会给公民参与城市治理提供了平台,促进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与信任,让城市治理问题落实到街道层级;在街道议事会运行过程中,避免政治化影响及会员专业化趋势,有利于保证街道议事会更客观、科学、合理地反映公民的声音。借鉴法国经验时也必须意识到,法国街道议事会的发展与法国参与式民主形式多样化、众多协会活跃性、社会和政府所倡导的自治准则和以自愿为基础的自治体系紧密相关。     

信用中介服务业发展的中外比较研究

以探讨规范和促进我国信用中介服务行业发展途径为研究目的,分别从信用中介服务业面临市场需求的培育过程、信用中介服务业的主体构成和信用中介服务业发展的法律环境三个方面分析对比了中外之不同,并对我国信用中介服务业在此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阐述了看法。     

城市更新治理模式的比较与选择

城市更新是城市改造、重建、再生和延续的过程。从广州城市改造的经验观察,实践中所运用的政府、市场以及混合改造模式都存在治理困境。政府改造模式导致“角色”错位,市场改造模式导致公共利益受损,混合改造模式导致成本外溢。传统的改造模式由于没有将改造成本内部化,不论是政府行为还是市场行为都会产生负外部性。笔者由此提出新的治理模式——利益共同体模式。这种模式区分行动者的不同角色,以产权为纽带,以外部性成本内部化为基础,通过合约安排使政府、开发商和原住地居民组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在这样一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模式运作下,旧城改造不再是单一的政府和市场行为,而是一个兼顾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社区集体行为。这种治理模式符合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的理念,能将旧城改造的成本内部化,使产权人享有真正意义的决策权,有利于社区的可持续性发展。‘     

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研究与评估

从近几年的发展态势来看,中国城市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稳步发展,正处于城乡一体的初现阶段向快速发展阶段的转换阶段,城乡一体发展呈金字塔型、层次性、梯度性分布,但区域内城市发展差距趋向收敛。缘于中国城市的发展历史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在287个内陆城市中,大多数城市的城乡一体发展水平较低。城乡要素互动水平较低,忽视农村孤立发展城市的局面在多数城市依然存在,城乡之间缺乏有效、科学、合理的统一规划,城乡网络体系仍在构建之中,城乡隔离现象严重,城乡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距明显,城乡差距较大,城市化进程难以满足工业化进程要求。     

波士华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的比较研究

21世纪是城市群主导经济发展的世纪,城市群逐渐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然而与美国波士华城市群相比,我国京津冀城市群在空间结构已失先天优势的基础上,又凸显出城市承栽功能集中、城市发展关系不协调等问题。比较分析两大城市群特点,有助于我们发现问题,获得有益的对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