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战后中国知识界对建立国际联盟的思考——以《太平洋》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国际联盟建立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就为何成立国联、怎样建设国联以及国联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思考,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不论国联的成立与建设是否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也不论国联最后的结局如何,我们都不能贬低中国知识界的思考,否定他们关注世界的热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思考国联问题时,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换言之,在他们的国际主义的言辞中,表达的是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     

价值取向的变异与人格的异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反映的知识分子问题

知识分子的命运历来为中国作家所瞩目。我国古代作家对知识分子的形象的描写多围绕着宦海沉浮来展开。吴趼人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所描写的知识分子,除了仕途多舛的某些人之外,更增添了不文新的内容。在晚清极端腐败黑暗的政治的压抑下,在资本主义商品大潮的冲击中,不少知识分子不再忧国忧民,而只为个人的生存拼搏。他们中的一些人学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不去富国富民,却去牟取私利,或由于得不到当局的重视而流落异国他乡,导致楚才晋用;一些人只将自己的一技之长做为商品出售,才疏学浅,无德无行;一些人则抛弃忠君报国的信条,弃官经商。也有一些科技精英敢于冲破当时崇洋媚外的奴性心理,在事业上一展宏图。这些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同的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烙印的知识分子群像,丰富了中国文学史的人物画廊,也留给今人深深的思考。     

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命运

本文认为,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是关乎中国现代化历史命运的要害问题之一。从客观方面看,知识分子的社会声誉是不错的,他们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特殊重要作用,也受到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现在的关键,是要解决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工作潜能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问题;切实改善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和地位,促进知识分子队伍的稳定发展。从主观方面看,知识分子如何更好地为现代化履行自身义务,当前首要的是要重建人文精神,克服物质欲望对终极关怀的侵蚀,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挤,自觉抵御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冲击。尤其是握有权力的知识分子,更应该在人文精神的感召下,理智地行使他们批判陈旧观念和提出新思想的权力。     

灵魂皈依道路上的尴尬遭遇——读邹月照小说《告诉我我是谁》

<告诉我我是谁>的作者冷眼旁观地叙事,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哲学副教授奇运和达达医生在灵魂皈依道路上所遭遇的艰难和尴尬,而且向我们揭示了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的巨波洪流里,走向自我价值彼岸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尴尬与异化,从而引起我们对市场经济背景下所有知识分子人格异化的关注、担忧和思考.     

唤起知识分子的主人翁责任意识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荆秀丽在《对学术领域腐败现象的思考》的来稿中指出,要从根本上杜绝学术腐败现象,唤起知识分子的主人翁责任意识是根本性措施。作者建议:1、提高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尤其是冷门学科知识分子的待遇,唤起他们的职业自尊心,使他们不因待遇上的悬殊而降低学术研究的热情,使他们真正心无旁骛地安心科研和教学。2、加大政府对基础学科和冷门学科的科研支持力度,使一些有才学的人不因身处冷门学科,缺少科研经费而放弃或减少科研投入。政府必须为社会供养一批精神贵族,尤其在那些与社会经济发展无关的领域。这既有利于优化“学…     

吴宓与郁达夫爱情遭际之比较

吴宓和郁达夫都是20世纪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都曾狂热地追求美丽的爱情。比较吴宓与郁迭夫的爱情遭际,可以看到封建伦理道德对人性的禁锢与扼杀造成了一代知识分子文化性格的缺陷。如何走出世俗伦理的禁锢迈向自我解放的道路,构建自由的个性和追求幸福的爱情,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与思考价值。     

论徐坤的知识分子小说

徐坤的知识分子小说以幽默的语言、游戏的方式剥离中国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可笑而又可悲的面具,讽刺他们的生活方式,颠覆了精英神话。徐坤在对知识分子进行解构的同时,通过极为冷静而睿智的调侃和讽刺,对他们进行了人格还原。其小说的突出意义是通过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理状态和生态窘境的艺术表现,引起读者的问题意识,考问在文化思潮的重大转型期知识分子所面临的若干问题。     

新时期藏族文学创作中的乌托邦倾向

新时期国家的宗教政策发生了变化,宗教的价值被重新认识,而在一些知识分子的创作中,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作家那里,宗教成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新的家园,宗教的乌托邦精神开始影响到文学创作。宗教乌托邦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世俗苦难的感知;一是对超世俗的神性世界的向往。在他们所构建的理想世界中,神性的力量显示出无上的权威,人因为皈依宗教而显示出神性的完美人格,而人的生存也显示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完美。     

媒介表达与知识分子祛魅

知识分子的本质是基于怀疑精神的大胆探求,要警惕以专家身份所带来的权威性对于公众的思想统他们可能为公众提供更多的自由思想的资源,起到启发公众思考的作用,但知识分子若因此而拥有霸权,垄断知识和真理,抑制社会的怀疑精神,则是一种典型的自我异化,并因而带来社会的异化.     

非送不可的人情红包

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思考。他们这代人和我们一些读者的经历可能不大相似,但"人情红包"所折射的社会问题,却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关注的。     

高校辅导员职业的专业划分问题研究

高校辅导员是否是一种职业，该不该划分专业，划分专业的标准是什么，具体由哪些专业构成，这些问题是高校辅导员专业化问题讨论中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理论界已有所探讨，但存在较大分歧，有的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就此谈谈我们初浅的认识。     

论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蒙罗及其笔下的女性形象

本文对加拿大著名女作家艾丽丝·蒙罗及其作品做了简明扼要的评述 ,摘其代表作中的典型女性形象及其新特点进行了分析评论 ,指出其所反映的极具特色的“强者不强 ,弱者不弱”的主题寓意。     

汕头大学学生通识教育的调查及分析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对汕头大学本科生对通识教育看法的调查,发现汕头大学通识教育实施的现状是学生虽然不太清楚通识教育的意义,但是要求加强通识教育;希望通识教育课程以选修为主,内容以兴趣、轻松优先;要求进一步改革教学、考试方法。因此建议应向学生说明通识教育的意义,开设适切的通识教育课程,不断改进课程设置、教学及评价方式。     

当代政府管理的新理念

当代政府改革实践涉及面广且内容庞杂,但都强调理念创新或公共部门“组织文化”的变革。公民为本、以市场为基础、结果导向等是改革的三大指导原则和核心理念。本文以发达国家政府改革实践为背景,通过对出现背景、针对情境、发展进程等的系统描述和分析,阐明三大理念的确切涵义,并试图解释它们究竟“新”在何处。     

日本生存体验与清末"小说界革命"

中国近代作家获取日本文学经验的自觉努力体现在小说创作之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专注于异域"文学经验"的"革命"却付出了规避生存实感的沉重代价,于是,在近代"小说界革命"的热烈场景之中,中国小说艺术本身却出现了诸多的问题。这一文学史的重要事实提示我们应当重新估价生存"体验"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意义。     

清末庚子事变中各派系忠君与爱国观念解析

清末庚子事变中义和团出于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逐教民、攻教堂、抗联军;统治阶级内部则分化为两大派系,抚团排外派昧于世界大势,他们"恃人心以立国"貌似冠冕堂皇的主张,多出于守旧心理,更有"大阿哥党"乃为一己之私利,拿国运作赌,爱国理应与他们无涉;剿团和洋派从事理出发,或建议或抗争,甚或还有丢掉性命者,然终不能影响清廷抚团排外的决策,他们有心爱国,无力报国。庚子事变中各派爱国之心意境不同,显然有高下之分。     

从道德抉择到德行合一————新闻传播中的道德伦理抉择模式比较研究

当代人面对越来越多的伦理观和德目表,但在行动时却往往盲目无措,一些传播与媒介伦理研究者推荐了“波特图式”和“博克模式”等实用的伦理推理模式,这些希望确定行为理由的推理模式实际上并不能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有说服力的伦理依据。那什么是我们行动时可以依靠的东西？是随处可感的道德感吗？然而关于道德感的基因、神经生物和生物进化方面最新的科学研究明显打击了我们对道德感神话般的期待。不过,这类研究也提供了一些线索：行为的道德依据或者说道德感形成也许必须要从历史和社会实践的角度来探究,这样,美德伦理的研究传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提出的追寻美德的办法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推理和判断的模型,还把我们引向一条德行合一的道德探询之路。     

太阳能电池专利分析方法研究

文章在专利文献数据的基础上,从总体层面和公司层面对太阳能电池领域进行研究。除了采用传统的统计、关联等分析方法外,还结合不同国家专利特点采用一些新型的分析方法,得出了太阳能电池领域的主要技术发展趋势和处于领导地位的公司在该领域的主要动态等有价值的结论,从而对企业制定战略决策提供支持。     

民族院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调查与研究

调查显示 ,民族院校学生具有健康、稳定的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职业观。但是 ,他们在思想和行为上不健康因素仍然存在。我们要从民族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出发 ,加强和改进民族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在充实教育内容、更新教育手段和强化实践环节等方面下功夫 ,才能提高教育的实效性     

消费·赛博客·解域化——自然与文化问题的新语境

我们正面临着使自然与文化之界线再次呈现为一个重大问题的新语境:其一,是消费社会的到来。它将商品变成符号,将使用价值置换为符号价值,将物质消费转化为符号消费,这结果就遮蔽了人之真实的和自然的需求。其二,当代高新技术正创造着一个跨越了自然与文化之传统畛域的新现实,哈拉维以"赛博客"名之,它既非自然亦非文化,而是二者的混杂。其三,由于文化总与地域性相关,全球化作为一种"解域化"便意味着文化间的相互越界和冲突,以及各种文化对其合法性的竞争性主张。这些主张无不诉诸一个超越自身而普遍和绝对的"自然",但是,究竟谁是"自然"的权威代言人?新的形势迫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自然和文化的界定和再界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