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文野之别”的实践——再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

江村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成名的起点，又是他近70年持续研究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研究基地。他踏出的江村研究之路，表达了西方人类学大师“梦寐以求的愿望”，开拓了人类学从研究野蛮人转向研究文明人的新时代。文章指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是由环环相扣的偶然因素促成的，同时又是有计划、动机明确、志向高远的一项研究。他进行的中国乡村“文明社区”——江村研究的实践， 跨越了“文野之别”，开拓了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西方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时代造就了《江村经济》，《江村经济》把费孝通推向了世界学术前沿。费孝通“志在富民”，江村研究以探索农民怎样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走向富裕道路为主旨，揭示了“江村人”的思想观念、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等的变化。文章认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后继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未竟的事业，将由“江村学”研究肩负。     

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社会研究方法述评

费孝通先生是国际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早年留学英国,其博士论文《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名《江村经济》)被国际社会学界誉为"人类学的一个里程碑"。回国后,费孝通先生致力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实地调查,发表了诸多经典的调查报告。他一生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土本化的努力,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还是获得过"赫胥黎奖"和"马林诺斯基奖"的亚洲学者。 费孝通先生对《社会》杂志的发展曾寄予以极大的关心和希望。他曾为《社会》创刊号寄文,其著名论文《江村五十年》也是首先发表在《社会》杂志上的(1986年第6期)。在即将迎来他95岁华诞之际,本刊特刊发一组有关他学术思想的述评文章。     

评《费孝通和革命中国的社会学》

《费孝通和革命中国的社会学》一书既是今日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的传记,又是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记录。该书从费孝通年轻时在苏州的经历起,一直写到他在1957年由于倡导社会学的重新制度化而被剥夺了其颇有影响的地位。书中追溯了这一“热情奔放的”人物的思想变化:他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是一位不问政治但颇有进取心的学者,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日本侵华和中国国内战争时期),也被卷入中国的政治。五十年代,费孝通成为一名献身于社会科学的斗士,并使自己成了不受政府宠爱的人。通过分析费孝通在上述不同时期的作品,阿库什评述了费的社会学思想,     

"陌生化"社会中信任机制的"理想型"与现状

社会的陌生化趋势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为我们充分呈现了“熟人”社会的形成原因和特征,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它要求人们长时间、小规模聚居在一起,并与外界生活保持一种相对隔离、孤立的状态。在这种几乎不发生流动的社会中,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因此,社会成员彼此知根知底,费孝通先生的评论是“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孝通,1998:9)     

家、工厂与中国现代个体的诞生 对《茧》中人物生活世界的分析

《茧》是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后完成的一部英文小说，具有丰富的纪实与理论意涵。对《茧》的先行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经济与家庭结构的分析，较少探讨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情感与心态变化的意义。本文通过引入“生活世界”的概念与视角，对小说中人物的情感与心态变化过程进行分析，发现费孝通通过塑造宝珠的形象，展现了他理想的中国现代个体的诞生过程，即，现代个体在家（即“茧”）与工厂的意义重叠与张力中得以真正成长，随之确立的是基于现代个体而成立的新的生活世界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家既是个体的养育之所，也是个体的动力之源与安居之所。王婉秋的形象则展示缺少真实的家的个体可能呈现的纠结状态。这两个形象的对照，真正揭示了费孝通所理解的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复杂可能性。     

费孝通与《云南三村》

费孝通一生的学术旨趣便是社区研究。针对同行对《江村经济》这种由点及面的演绎、推理方法有以偏概全的责难,费孝通主张社区研究视角应该比较更加广阔性地不同的社会地域提供的条件和结构,而不应该限制在单一个案之中。由此,从"江村"研究再到"云南三村",体现了费孝通早年试图通过社区研究到类型比较模式再到"文化格式",从而认识整个中国社会结构的抱负。这其中,《云南三村》构成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应用类型比较方法的典范,并值得当代每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习和反思。     

文明社会的现实探索——费孝通五十年学术生涯概述之三

三,用鲜血和生命开拓的社会调查之路一个人获得多少,往往同他付出多少是成正比的。付出越多,获得也越多,这一点在科学道路上可以说是一条定律。1935年8月,费孝通先生和他的前妻王同惠女士,根据史禄国教授的需求,应当时广西省政府的邀请,去研究“特种氏族”,来到了广西大瑶山(今金秀瑶族自治县)进行调查。这次调查,对费孝通和王同惠女士来讲,不仅仅是作为一桩单纯的科研任务去完成的。对此,费孝通先生在这次调查整理出版的《花蓝瑶社会组织》(1936)的编后记中曾讲到:“我们是两个学生,是念社会学的学生。现在中国念社     

“他是一位很感人的知识分子”——《费孝通传》读后

最近,我饶有兴味地读了美国历史学家阿古什(R·D·Ankush)教授的《费孝通和在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中译本改名《费孝通传》,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感到它发扬了中国古代史家那种秉笔直格的精神。中国修史素有直笔、曲笔之分,作者不是修史,用的却是直笔,他对于费孝通这样知名度极高的社会学家,不溢美,不虚夸,客观地把他置于中国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学的     

费孝通教授荣获赫胥黎奖章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八日,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在伦敦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颁发了一九八一年度的赫胥黎奖章,从而使费孝通成为第一位接受这项人类学最高荣誉的中国学者。在授奖会上,费孝通教授作了《三访江村》的学术演讲。     

“江村”婚俗趣谈

地处太湖之滨的开弦弓村,因其地形象一把拉开的弓而得此名。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当年调查时又给它起了“江村”这个学名。1981年底1982年初,我们参加“江村调查”,来到这个环境清幽、河渠密布、民风淳朴的江南水乡,了解到江村所在地区一些有趣的婚俗。     

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第一声

早在一九五四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编者,在《粤东人民抗英斗争史料》前言中,就说一八四一年五月三十日广州附近三元里平英团抗英“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第一声”。那时的一些中国近代史著作(包括各级学校历史课本)也持同样看法。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现在,如一九七八年出版的全日制学校初中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说:“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自发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第一次英勇斗争。”同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也说“三元里的抗英斗争,成了中国人民自发的武装起来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第一声”。前者根本没有提及浙东人民的抗英斗争,后者提到了,但没有说明它发生在什么时候。     

费孝通教授２０世纪末研究成果的再学习

去年11月,我国著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度过了他的九十五华诞。他 70 多年的学术生涯可以使人们感悟到中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成长的艰辛。1979年中国社会学这门学科得以重建时,他已是60 多岁的老人,因为坚信社会学可以成为一门为人民服务的学科,他决定挑起重建社会学的重任。1在这以后的20多年中,他怀着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心,从农村到小城镇,从小城镇到城市,又从城市到经济中心,足迹遍及全国。他“行行重行行”,深入社会生活实际,走在社会经济变化的前沿,提出并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课题。20世纪90年代初,费孝通教授开始把…     

《社会调查自白》读后

费孝通先生的《社会调查自白》,新近由知识出版社出版了。诚如费老所说,“其中并没有多少技术性的指导,也说不上什么高深的哲理,只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对自己工作的自白罢了。”但透过这些自白,我们却能清楚地看到费老在“认识中国社会”的路途上所留下的一个个足迹,感受到他的博大的胸怀与精湛的思想,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示。     

此心不与年俱老

《胡绳全书》出版,是学术界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这六卷九册书,对于一个从事著述六十多年的学者来说,不算多,也不算少。可贵的是,这些著作大都发生过很大影响、较大影响。尤其是两头,即胡绳青年时期的著述和胡绳近十几年的著述。 胡绳八十自寿,说:“吾十又五而志于学”(这是指他十五岁那年就组织过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学习活动),“三十而立” (这是指他这时已经写出了《二千年间》和《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也许还应该算上《怎样搞通思想方法》,至于《辩证法唯物论人     

坚持毛泽东发展艺术的正确导向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篇指引中国当代艺术向未来发展的光辉文献。自它发表五十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艺术是植根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中国当代艺术也不例外。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当代艺术也将产生相应的变化。而这种相应的变化,却不是那种“空中楼阁”式、“半空中提水”的变化,而是深深地来源于那永不衰竭的艺术传统,生发于那前人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活力之中。这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强调的艺术继承论:“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这是毛泽东艺术发展论中一个首要的符合中外艺术发展规律的光辉思想,也是我们摒弃民族虚无主义、改变“闭关锁国”的艺术观的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     

西部开发中的动力转换问题

一几年前读费孝通先生的《行行重行行》 ,他在《包头篇》中提出一个概念与现象 ,即人文生态失调引起了笔者的兴趣与思考。前不久在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背景下 ,《费孝通论西部开发与区域经济》出版 ,同样收入了《包头篇》 ,人文生态失调引起了笔者的再次思考。而就在此前后 ,笔者在给学生讲发展社会学时参阅了刘敏先生新著《山村社会》 ,其中的二元动力聚会转换机制理论同样引起了笔者的兴趣 ,进而使笔者对人文生态失调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拟对人文生态失调从社会发展动力转换的角度进行新的分析。二人文生态失调是费孝通先生八十年代中…     

太田辰夫语料观说略

太田辰夫语料观说略辽宁大学中文系王魁伟太田辰夫是当代日本著名汉学家，他是继吕叔湘先生之后致力于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绝无仅有的一人”①。他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五十年代出版，八十年代又相继出了初版影印本及第二版，近年又出了汉译书②。该书是一部研究汉...     

“教授”起源考

“教授”职称,始于何时? 近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专著,或含糊其词地说:“汉代大学教授通称博士”(王炳照等《简明中国教育史》页94)、“太学的教授称博士”(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史简编》页29)。依此,能说汉代已有教授官了吗?当然不能。所以,同样一个意思,在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就用了另一种表达方法:“汉代官立大学的教师叫博士。”(见该书79页)。把“教授”与“博士”联系起来,推本溯源,似受到王国维的影响。王氏在他的《汉魏博士考》一文中写道:“汉博士皆专经教授,魏则兼授五经。”(《观堂集林》卷     

“八面受敌”法的来由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有这样几句话:“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文以人传,在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律中,这所谓“八面受敌”法,便成了一个分门别类地研究问题的方法的概念。现在有的学者甚至作了这样发挥:“这种分类读书法,分类研究法,也即专题读书法,专题研究法,苏东坡把它称之为“八面受敌”法,曾经受到毛主席的注意和称赞。……毛主席的这个称赞,对于我们是一个很深刻的启发,而对于苏东坡则无疑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荣誉。”(顾其中:《苏东坡》第103页) 考“八面受敌”一语出自苏东坡《又答王庠书》文中。所谓“八面受敌”法,说是毛泽东同志     

“桑梓情谊”的现代转化：费孝通社会理论的情感维度

费孝通的社会理论在社会结构方面更受学界重视，而其中的情感维度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本文试图在费孝通早年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视域中，梳理他有关“桑梓情谊”与“亲属情谊”“乡土工业”“村镇地方团体”之间关系的探索和讨论，进而呈现费孝通社会理论中对于情感的重视。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以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为基础来嫁接西方现代技术， 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有效过渡。 在此过程中，他尝试将既旧且新的“桑梓情谊”阐释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情感基础。 文章认为，“桑梓情谊”表征并构造了本地的根源与大社会的流动以及地方与国家的人际关联， 是理解费孝通社会理论之情感维度的关键，对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