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天官书》解读司马迁的思想

《天官书》“记国家大礼”,由此可见司马迁把天事当作重要的政治内容载入史册。司马迁作为太史令,“掌天时星历”之职,《天官书》可认为是他的述职之篇。由此,可以把《天官书》作为考察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思想的主要视点,从中可以发现,《天官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司马迁的天人感应思想、通变思想和大一统思想。     

元儒陈栎的《尚书》学思想

陈栎是元代最有名的《尚书》学者,他中年时期的《尚书》学著作《书解折衷》存在“援朱砭蔡”的倾向,即以纠蔡沈《书集传》穿凿附会之失为宗旨。而当朝廷开科,规定“经义”一项以蔡沈《书集传》为主,这种情况使得陈栎的《尚书》学研究相应地发生了极大变化。他为科举专门编纂了《书集传纂疏》一书,其目的是对《书集传,》进行羽翼、补充和发挥,从而能更进一步地把理学原则特别是《四书》修养论思想灌注到《尚书》学研究中去,以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     

曾国藩与理学、经世之学略论

曾国藩以理学信徒自我标榜,宣称“一宗宋儒”(《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清朝最高统治者表彰他“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御制碑文》: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但他又同时热衷于经世致用之学。李元度说他“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之学”(《曾文正公行状》,《天岳山馆文钞》卷十四)。对于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今人论及较多,对其经世思想则谈得甚少。有的同志更断然否认曾国藩与经世致用之学的联系,否认他有经世思想的存在,说曾国藩“成年累月研究的是天理、人性、三纲五常、‘主静’、‘静坐’、格物致知”(董蔡时《左     

佛教精神之承继与高扬——谭嗣同的“应用佛学”及其价值取向

晚清中国思想界有一颗慧星,那就是谭嗣同,为使世人知悟中国变革必从流血而成的道理,谭嗣同又是“中国流血第一烈士”。谭嗣同曾好船山之学,喜谈名理。在南京与著名佛教居士杨文会结识后,从其研习佛法,思想学问由此大变。他以佛教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的思想为基础,著成《仁学》一书。其所谓“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当是谭氏身体力行的“应用佛学”,以至于可把《仁学》当作“佛书”来读。     

胡适的亲情爱情和乡情

亲情：铭记着父亲的养育之恩——母亲是心目中的第一大恩人——把二哥视作恩人胡适在虚龄五岁之前,同父亲胡传共同生活两年多。当时似懂非懂,故而影响不深。即便如此,也铭记着父亲的养育之恩。他在《四十自述》中追忆道：“我小时候也很得我父亲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方块字教我认。”“我念的第一部书是我父亲自己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叫做《学为人师》,他亲笔抄写了给我的。这部书说的是做人的道理。”其中有这样几句：“古之学者,察于人伦。因亲及亲,九族克敦;因爱推爱,万物同仁。能尽其爱,斯为圣人。”这部书,胡…     

吕祖谦《易说》的诠释特点

比较吕祖谦《易说》与程颐《易传》,分析《易说》的解《易》体例及其中体现的理学思想认为:吕祖谦从“势”“理”两个维度解《易》,视诸卦阴阳爻是循环转移的,他把《易》视为讲道德修养的书,体现了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又以柔顺为“明德”,突破了程颐的解《易》思路。此外,《易说》还对君臣职分作了限定。《易说》较全面地体现了吕祖谦的易学思想。     

孔子论“乐”三题——孔子思想探索之五

“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庄子·天运》)。对丘治“六经”之说,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孔子是不会把自己整理、编定的书尊之为经的,且这些书也不可能是孔子单独完成,在他之前,己有“六艺”之存在,但他在成书的过程中贡献最大,这应当是无疑的。二是,“六经”云云,其实只有五经。《乐》经是本来就没有呢,还是秦朝焚书而亡失?今文经学家断定“乐本无经”,古文经学家则认为“至秦焚书,乐经亡。”孰是孰非,要待有新的史料发现,方能论定,但似乎“亡失”之说更近乎情理。《乐》经之不为人所见,确实给我们的研究造成极大的困难。本文仍以《论语》为本,参照有关文献,对孔子的有关“乐”和“乐教”的思想,作一些新的探索。     

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

古人言及张载思想的特点，都首提其“以易为宗”,说明张载的哲学思想与《易》有极深的渊源关系。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其主要在于：张载“勇于造道”,其“造道”之功是从易切入的；其“太虚即气”“气化之道”“一物两体”的宇宙观源于易理；其贯“性与天道为一”“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心性论根于易；他颇有影响的《西铭》,其思想乃“本儒家《孝经》,参以易理”;其著名的“四为”说之“为天地立心”句，亦从《易·复卦》之《彖传》“复，其见天地之心”立论。“以易为宗”既说明了张载关学的思想渊源和特点，也彰显了张载哲学思想的核心精神和立论根基，是理解张载思想之关键所在。     

《永别了，武器》中的《圣经》情结

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一书中明显表露出《圣经》情结。他把女主人公凯瑟琳塑造成了耶稣基督的化身．多次用《圣经》中常见的“尘土”意象作为象征性的背景。他还借男主人公亨利由恶到善的思想转变过程，揭示了由于战争的罪恶人类注定走向毁灭．只有弃恶从善。才是人类唯一的出路这一深刻主题，从而在作品中“复活”了《圣经》一书中对人类“救赎之途”的期望和探索。     

评孙奇逢“相反而相交以为用”的辩证法原理

孙奇逢是身跨明清两代的著名心学大师。其思想造诣颇深,而犹精于《易》学。他深刻地理解“《易》以道阴阳”(《庄子·天兀》)的根本思想。如说: “《易》以道阴阳”。其理止此矣,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读易大旨》卷三。以下引此书,仅注卷次) “《易》以道阴阳”。阴阳之道,不幽明、死生、鬼神之理而已。(同上)这就是说,“道”是“一阴一阳”,是“幽明、死生、鬼神之理”,外此,将无处寻“道”矣。他从“一阴一阳”中发现了世界本质,如曰: “《易》有太极”,乾坤之生生而子息者是。(同上)这就是说,所谓“太极”,无非指“乾坤之生生而不息”罢了,“而实非另有一物立于两仪器象之前也。”(同上)“太极”不离两仪四象,是犹“形上形下不离形字”(同上)的     

易学视野中的诗学建构——论易学思想对杨万里诗歌创作的影响

杨万里不仅是南宋中兴时期的诗坛领袖,同时他还是一位理学家,对易学颇有造诣,著并有《庸言》、《心学论》、《诚斋易传》等哲学著作,其审美·心态与诗学观念深受易学思想的影响。杨万里将易学中的通变观念、安平乐道、修辞立诚等核心思想引入到诗歌创作理念中,从而将哲学与诗学在思维、审美、情感领域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推动了文学与理学互动发展的演进历程。     

“义”“利”的对立与统一——朱熹的义利观辨析

朱熹释＂义＂为＂心之制,事之宜＂,并认为＂善善恶恶为义;＂其＂利＂则有＂自然之利＂与＂贪欲之私＂两个层面的涵义。在＂利＂的＂自然之利＂的意义上,＂义＂即＂利＂,两者有着高度的统一;在＂贪欲之私＂的层面上,＂义＂＂利＂的价值诉求则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因此,＂义＂＂利＂之间乃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而就朱熹的义利观所具有的超越历史局限性的普遍意义而言,它对于今天的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魏了翁研《易》历程考

魏了翁从小学习《周易》,逐渐接受理学易,并继承朱熹,形成象数义理并重的易学观。他在靖州谪居期间,以道贵自得、学宗程朱为旨,汇集前人《易》著,编纂成《周易要义》及《周易集义》两书,总结前代及当代易学,在学术史上颇有影响。     

论胡炳文对朱熹《周易本义》的推明与发挥

胡炳文是元代易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著有《〈周易本义〉通释》十二卷,此书在总体致思路向上以朱子易学为宗,是提升和补益朱子易学思想的一部力作。在诠释内容上,《通释》对《周易》一些范畴的独创性诠解,对《周易本义》诸多诠解的延伸性说明,成为朱子易学解释的有益扩充;在诠释方法上,《通释》以卦与卦之间相比照、经与经之间相参照等多重诠释视角,拓展了朱熹的解《易》理路。在思想主旨上,《通释》发挥朱熹的理本论,运用政治发展与人伦日用中的诸多现象说明《周易本义》所强调的中、正、时、慎等义,对朱子的易学思想作出了一定的理论提升。     

神龙金翅振采腾辉——试论近代名家易顺鼎的山水诗

我国山水诗源远流长,名家辈出,近代诗人易顺鼎才华横溢,其作品广受称誉,山水诗有突出的特色。易氏天才雄放,志在经世,诗中饱含忧时爱国的情怀与自由超逸的个性;在艺术方面表现为雄奇瑰丽,气象万千,无论五、七古大篇或律、绝,皆能独辟新境,异采纷呈。当今遨游山水、喜作传统诗歌者,易顺鼎诗堪为借鉴。     

陈仪与浙江辛亥风云

陈仪系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省风云人物,在国内外求学期间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洗礼,曾经出任浙江省都督府军政司司长。主要负责后勤武备等事宜,保障浙江省内驻军军需供给,以及促进社会平稳转型过渡,表现出优良的军事政治素养与干练作风。袁世凯准备称帝时,他暗中抗命放行蔡锷,促其离京辗转赴云南起兵讨袁,续写辛亥革命之一奇功。     

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陈毅诗论研究

陈毅同志不仅是一位戎马倥偬、能征惯战、挥戈杀敌、叱咤风云的将军,也是一位才华横溢、文韬武略、倚马赋诗、出口成章的天才诗人,还是一位有着深厚艺术功底、精湛诗歌修养、精通创作规律、追求创新发展的重要诗歌理论家,其既重视理论对诗歌创作的指导,又注意在诗歌创作实践中总结、提炼、发展诗歌理论,进而取得了诗歌创作实践和诗歌理论发展的双丰收,为中国现代、当代诗歌创作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而重要的艺术贡献。     

奕訢与清政府对外开放的蹒跚步履

奕訢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以恭亲王之尊倡导“自强”、“洋务”于庙堂之上 ,对清政府“师夷长技”、“采西学”的努力起了促进作用。奕主持开创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质的近代化事业 ,在以西法练兵制器、同文馆及天文算学馆的设立、留学生的派遣以及晚清外交的近代化和外向型商贸体系的初步建立等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