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佩尔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阿佩尔认为，这种“语言学转向”并不彻底，不能代替康德的知识学(认识论)而成为第一哲学的新范式，只有对康德先验哲学进行符号学改造，才能完成语言学转向，才能真正进行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是先验哲学、解释学、实用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等多重因素的综合。     

消解还是融合--罗蒂与阿佩尔哲学比较

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语言分析哲学与解释学的交流与对话构筑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罗蒂和阿佩尔基于不同的哲学传统,都对此作出了努力.罗蒂通过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提出了消解权威、强调对话的后哲学文化.哲学、科学等学科都成了后哲学文化中的平等成员.哲学没有了昔日的光环而成为众多对话者中的普通一员.阿佩尔则基于对康德哲学的改造而把先验哲学、语言分析哲学、实用主义、解释学等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先验语用学,完成了"语言学转向",使之成为第一哲学在当代的第三范式.     

论朱光潜前期美学的“语言学转向”

朱光潜“思想就是使用语言”的命题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传达论,很可能吸收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暗含着从语用学的角度对康德先验主义的自觉克服,显示出对意识哲学的主体间性改造之趋势.遗憾的是该文未曾引起足够的关注,错失了在其引导下,中国美学本该早就进行的“语言学转向”,从而后者一直未能从“意识哲学”范式进入“语言哲学”范式.如果从日常语言哲学和哲学解释学及阿佩尔等人先验语用学出发,阐释朱光潜美学的“语言学转向”如何可能,又将产生何种后果,将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工作.     

哲学的两种改造——罗蒂与阿佩尔哲学比较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陷入了困境,"语言学转向"是哲学家们为使哲学走出困境而进行探索的一种产物.罗蒂与阿佩尔都认为这一"转向"不够成功,未能使哲学走出困境.为此他们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改造方案.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强调剥夺哲学的特权,使之融入文化的领域之中,成为一个平等的对话者;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则强调哲学应建立在主体间性维度的基础上,仍坚持先验语用学具有奠基的功能,先验语用学把先验哲学、语言分析哲学、解释学和实用主义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第一哲学的第三范式.相对而言,阿佩尔的哲学改造更具有合理性.     

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特征及其理论后果

20世纪初语言哲学的兴起与繁盛使西方哲学界发生了语言学转向。但句法—语义学并未真正完成语言学转向,阿佩尔认为应以语用学来补充句法—语义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主要特征在于对语言和主体先验地位的强调,对方法论唯我论的克服和对论辩的奠基特征的重视。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理论后果是欧陆解释学传统和英美科学主义传统的对话和融合。     

论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交流共同体”的内涵

本文认为,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的"沟通共同体"概念是在皮尔士的指导学实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以及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先驱基础上对康德先验哲学进行改造的结果,它包括"实在沟通共同体"、"理论沟通共同体"与"先验主体"等三种不同功能或内涵.本文将对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沟通共同体学说作一粗浅论述,以期抛砖引玉.     

休谟、康德和现代哲学的日常话语转向

休谟和康德是两个最有可能被人放置在一起进行相提并论的近代哲学家.休谟完成了一次重大的近代哲学转向,从形而上学哲学转向日常生活话语,从神圣世界转向世俗世界.休谟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对知识范围的限定,对康德产生了直接影响.康德哲学则完成了另一次转向:从经验论转向先验论和批判哲学.康德试图证明先验知识的可能性,并进而证明形而上学知识的可能性.通过对休谟经验论和康德批判哲学关系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英国哲学对整个现代欧洲大陆哲学的关键影响.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可以在休谟哲学中找到明确的思想起源.     

论阿佩尔的语用学转向

2 0世纪初西方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有两条相互交错的线索。人们对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人工语言学派的发展关注较多 ,而对另一条从日常语言学派中孕育而来的语用学的关注与研究却付诸阙如。阿佩尔的语用学转向是在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指号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 ,以及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等理论先驱的基础上对康德先验哲学的一种改造。阿佩尔语用学转向产生了其理论的核心概念 ,即交流共同体 ,并且语用学转向的实现意味着大陆哲学和语言分析哲学的融合     

自我的哲学追问:从笛卡儿、康德到胡塞尔

继笛卡儿以"我思故我在"揭开近代西方主体性哲学转向的帷幕以来,康德既在批判笛卡儿的基础上实现了自我学的先验转向,又以此为基础回应了休谟的无自我论的挑战。早期胡塞尔曾站在休谟的立场上批判了康德的先验自我,可随着从描述心理学向先验现象学的转向,胡塞尔又从休谟的立场回到了康德的先验自我的立场,并最终再次通过后期发生现象学的转向对"现象学自我"的构造性分析,既在新的台阶上承继了康德,又在更深层次上回应了休谟的怀疑论的挑战。     

论康德的"第三种自由"

自由概念是康德哲学中最为复杂的概念之一,因为它至少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分别为先验的自由、实践的自由以及法权的自由.其中,康德的"第三种自由",即法权自由作为康德法哲学的核心概念,不仅弥补了康德道德哲学的不足之处,而且构成了人们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基础.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和解——卡尔-奥托·阿佩尔先验解释学研究

卡尔-奥托·阿佩尔的先验解释学论证了西方分析哲学与解释学所分别代表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说明和理解、技术性旨趣与实践性旨趣之间具有互补关系,他同时重构了知识的先验条件,以此证明两种文化在本质上内在统一的,并且探讨了它们融合的方案。阿佩尔的先验解释为我们今天建设和谐文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生存、生命、生活——论李泽厚“情本体”的实践转向

自笛卡尔以降的近现代哲学传统,都有着鲜明的以认识为导向的特征,至当代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盛行,“语言转向”又统领了一切。李泽厚基于儒家哲学,认为人的生存先于认识,生存经验大于语言,“情本体”的提出,是他在对以往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对这一倾向的扭转,展现出一种不同于近代西方哲学路径的“实践转向”。李泽厚的“情本体”展现出三重维度的含义:在先验与经验向度上,不同于宋明理学及现代新儒家,“情本体”主张以生存经验为主,拒斥将儒家超验化与形而上化;主体向度上强调“情本体”学说下的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非康德、海德格尔主张的理性主体;情理向度上,主张以情为本,情理交融,而非“存天理灭人欲”。这三点突出体现了儒家哲学以“人的物质生存—生活—生命”为核心、重视生存经验、实践的特征。李泽厚寄望“情本体”能使哲学走出认识,“走出语言”,走向实践。     

本底抉择与价值理性的重新发现——翟振明对阿佩尔“佯谬问题”的现象学回答

德国哲学家阿佩尔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佯谬问题,阿佩尔自己从一种总是先行假定的先验交往共同体的语言游戏当中生发出了一种交往合理性的辩谬方案。基于同样的先验交往共同体立场,翟振明教授求助于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先验结构的现象学分析,从交往共同体每个成员的本底抉择中看到了作为“人的度规”(humanitude)的人具有的现象学主体性价值。更为重要的是,翟振明教授通过交往共同体中每个成员的本底抉择重新发现了来自胡塞尔现象学所昭示出来的理性的价值维度,正是基于这种本底抉择彰显出来的价值理性,翟振明教授完成了对阿佩尔佯谬问题的现象学回答。     

中西语言哲学“语用学转向”新解

哲学与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语言哲学的发展促进了哲学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语用学转向”有其深厚的哲学思想渊源,经历传统和现代的发展,形成了英美语言哲学,以德、法、俄等国组成的欧洲大陆语言哲学,以及中国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思想。这些思想体现了英美、欧洲大陆、中国语言哲学的融合,人文性和科学性的融合,语形、语义和语用在动态的、语境化的、理性的、美学多维视野下的融合,系哲学与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为现代哲学与语用学的建构带来新的思想与发展平台,更为处理当前各领域的“文化转向”主流所引起的问题提供有效的理据。     

中国哲学与形而上学问题

形而上学问题可被定义为对存在者整体的发问,问题的关键是这一整体统观如何可能达到。在西方哲学内部,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解决问题的方式。那么这种存于人的生存活动中的形而上学就可被称为内在形而上学。通过这一番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哲学从来不是一种已经过去了的理论形态。相反,中国哲学总是通过其对本原的涵养而契入人的真实生命中,通过内外形而上学的循环运作而润泽着人的生命全体。     

言、象、意关系新论——从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解读

言、象、意三者关系的探讨肇始于中国哲学思想的发端,经魏晋“言意之辨”更直接导致了中国哲学新方法和流派的出现。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语言哲学的兴起和语言学转向,意义问题更贯穿了从现象学、解释学到分析哲学和科学理论的各种哲学思潮,从根本上带来了知识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全新革命。借助分属于“欧陆人文哲学”与“英关分析哲学”两大传统中的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语言观与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学的语言哲学之思,就人与世界、语言与人、文学与世界等诸多关系上的揭橥,使得在言、象、意问题上取得了全新的审视与启悟。     

浅析西方文化哲学的四次转向

通过对西方(人类)文化哲学史的考察,可以发现西方哲学中有几次"转向"对人类文化哲学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几次哲学"转向"逐渐废除了认识论作为第一哲学的特权,最终使得系统的现代文化哲学得以建立起来。具体而言,维柯、赫尔德、卢梭等人分别提出了哲学的"语义学转向"、"语言学转向"和"民族学转向",试图在现代哲学思想的语境下构建文化哲学,而卡西尔则在整合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号学转向",把符号思维确立为哲学的新原则,由此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化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