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下乡过程中乡村干部的身份建构

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党下乡将农民组织起来,整合到政治体系中,成为政权的支持力量,保证了国家政权的巩固和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党号召和派遣先进分子深入乡村开展农民运动,将贫苦农民吸收到党组织中,使之成为党在乡村的组织者,实现了乡村权力党的转变,奠定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基础。     

中西政党涵义比较

当今世界，政党存在于绝大多数国家，成为各国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组织。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国度里的政党，呈现出千差万别的政治状态。然而，凡政党必有共性。同时，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和非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二者的主要区别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非马克思主义作家在揭示政党的本质时有所不同。     

国外政党对互联网的运用及对我国政治发展和政党建设的启示

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以其发展迅速和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影响巨大而备受关注.国外一些政党积极发展电子政务和电子党务,注重运用互联网加强与民众的联系和沟通,扩大政党的社会影响,积极谋求上台执政和长期执政地位,其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党和国家应当着眼于未来政治发展和加强执政党建设,学习借鉴国外政党的经验和做法,提高与网络媒体打交道的能力,高度重视互联网在推进我国政治发展和政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运用互联网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服务.     

党内政治文化与党的政治建设：逻辑、问题与路径

党内政治文化作为政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党的政治建设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党的政治建设是发展党内政治文化的有效载体,为建设优秀党内政治文化提供必要条件和保证;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要求,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精神支撑和价值引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和新征程中,我们党仍然面临着复杂的执政环境和各种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复杂因素。因此,必须将发展党内政治文化融入党的政治建设全过程,充分发挥党内政治文化对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作用。     

政党类型学研究综述

政党伴随着议会民主产生，在当今的政治舞台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论文首先从政党的定义出发，整合政党的左右划分、阶级属性划分、家族政党划分和政党与社会阶层的联系，将政党基于利益差异的分类方法作为第一条逻辑主线。第二部分归纳经由干部党一群众党一全方位政党一卡特尔政党的组织嬗变以及对这条线索的相关休整补充，加入了网络信息时代政党组织研究的新成果，将政党基于组织差异的分类方法作为第二条逻辑主线。最后一部分加入党派性和政党光谱分野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未来的政党类型学进行展望，从而形成较系统的政党类型学综述。     

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政党权威强化

政党权威是中国现代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内容,政治合法性是政党权威的价值判断,也是政党权威确立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实现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在政党现代化和政党权威转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应对多重挑战的同时必须要寻求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以重建和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威。     

传媒政治视界中的政党形象塑造

新媒体与政党形象的关系是数字时代政党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新媒体的发展导致现代性政治的特质发生诸多改变,直接影响了政党的形象调整与转向。为更好地适应传媒政治发展的需求,政党必须借鉴企业识别系统,加强自身形象的重塑;加强政党形象的双重建构;展现执政党的民主、平等和务实的亲民作风,以巩固其合法性和政治认同。     

论政治资金与日本民主党的政党体质

政治资金是评价日本政党体质的重要指标,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民主党的支持团体、组织运营、执政地位与政局对策等体质内涵。在支持团体方面,民主党本部的资金收入高度依赖政党交付金,来自工会组织的资金支持主要体现在政治家个人层面上,党本部未能获得企业及团体大额捐款的重点支持;在组织运营方面,民主党集团集资能力较弱、组织松散,集资能力较强的实力政治家则擅长发挥政治资金的组织运营效用;在执政地位方面,民主党凭借显著增加的政党交付金,通过加大政治活动费支出来应对国政选举,但并不能左右选举结果;在政局对策方面,民主党在野期间一直致力于推动政治资金制度改革,执政后党内频发的政治资金事件反而导致内阁不稳与党内对立。     

乡村干部的人情与工作

一 一位村干部在谈论他的治村经验时,颇为自信地说:"在村里,无论是什么人,他办事的时候,我去送了人情之后,今后与他相关的工作就好做了."这个说法很值得玩味.为什么日常生活中的人情来往与村干部的工作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中何种机制在起作用?     

拆迁中村干部的角色与行为分析——基于H省Z工程的调查

在乡村关系中,村干部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研究其角色和行为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者通过对H省Z工程拆迁的参与观察,旨在以"讲故事"的叙述方式,呈现村干部的角色和行为逻辑,而无意对拆迁中的相关利益群体的行为进行价值判断。     

村级党组织与新农村建设

村党组织是农村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能否充分发挥村党组织核心作用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成败.但是,目前一些村级党组织存在诸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相适应的地方.因此,村党组织必须在组织建设、党员队伍、核心作用三个方面下功夫,确保新农村建设顺利推进.     

村社主导: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

实现资本与农村资源的有效整合是利用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前提。调研发现,农村资源及其支配主体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受限于市场交换互动模式的有限适用性,资本主体无法与农村资源主体形成良好互动,因而难以自行整合农村资源。村社组织具有“四位一体”的角色属性,可以灵活对接资本主体与农村资源主体。由村社组织主导农村产业发展时,可以将“资本整合农村资源”的过程转化为“村社组织整合资本与农村资源”的过程。村社组织一方面可以依靠利益互嵌实现与资本主体的有效互动,另一方面可以依靠“四位一体”的角色属性实现与农村资源主体的灵活对接,进而充分整合资本和农村资源,推动农村产业振兴。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村社组织的主导作用。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党组织领导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大致可以从客观表现和主观感受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具体包括:村级党组织对本村各类事务的决策权;村级党组织与村社区其他基层组织的相互关系;村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吸引力;村级党组织的动员力和号召力;农村干部群众对村级党组织领导地位和作用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调查表明,从总体上看,当前村级党组织在村社区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巩固的,村级党组织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广大村民对村级党组织是信任和拥护的,村级党组织在农村社区仍然享有较高的威信。另一方面,与过去相比,村级党组织在农村社区的地位和威信客观上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村级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的情况不甚理想,村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吸引力、动员力和号召力有所降低,对农村社区的控制能力减弱。     

驻村干部和村两委的协同治理

驻村帮扶是我国脱贫攻坚实践中党和政府采取精英下沉方式主动介入乡村以改善村庄治理现状的重要制度安排。通过选派优秀干部嵌入乡村治理,驻村干部作为行政嵌入型治理力量构成国家重塑乡村治理秩序的重要手段,与乡村自治型的村两委形成分别代表国家正式权力和基层自治力量的“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作为对当前中国极具特色的驻村帮扶实践的经验总结,“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使运行于外力轨道的驻村干部和内力轨道的村两委在村治场域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共同形塑乡村协同治理的组织培育、争资跑项、文化建设、调解纠纷等实践样态,其生成机理与组织结构嵌套、产业资源竞合、文化价值建构、角色主体互动等因素密切相关,对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政党与宪政关系的二元分析

从立宪史的角度看,政党曾被作为派系斗争的工具或纯粹的市民社会组织,而为立宪实践所敌视或漠视。随着政党国家现象和政党异化现象的出现,通过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将政党纳入宪政体制之中遂成为现代立宪实践的世界潮流。从逻辑的角度看,政党不仅是基于公民自由结社的市民社会组织,更因其组织的准国家机构特性和党权的准公共权力性质而在宪政体制中发挥着不同于一般市民组织的宪政功能,理应获得“宪法机构”之公法地位,成为宪政规范的对象。     

中国共产党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基本经验刍议

建设学习型政党是建设服务型政党和创新型政党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明确学习使命,把握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正确方向;营造学习氛围,激发党内人人崇学和全员学习的内生动力;拓展学习阵地,夯实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载体基础;健全学习机制,保障学习型政党建设的贯彻落实;重视学风建设,深化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实效;对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把自身建设成为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和实现“三位一体”的党建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村级民主制度创新的实践与机制

当前的村级民主制度难以克服农村政治社会的现实问题。成都市的村级民主制度创新提供了一个可行思路,重点围绕村庄公共品供给、成立村民议事会和输入公共服务资金,在组织和规则的框架内动员村庄多元主体参与民主协商与决策。这种民主制度运行的机制在于：一是通过以需求为导向的资源输入方式激发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二是在组织和规则的框架内分层级地统筹与协商;三是平衡村庄多元参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在上述机制的作用下,村级民主制度不仅运行成本较低,而且实践效果较好。村级民主建设的核心是要树立农民的主体性,而在操作步骤上需要有针对性、分阶段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