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思想接受了西方史学以及中国的传统史学,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在近代新史学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尤其是他在输入西方史学思想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一在中国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     

近代报刊与史学近代化

有关历史学内容的报刊的出现,既是史学近代化的产物,又促进了史学近代化的发展。近代报刊为新史学产生、发生提供了平台,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近代报刊,就不可能产生近代新史学。近代报刊促进了史学理论更新,成为学术争鸣、争论与交锋的阵地。在这一过程中,近代史学学科产生,锻炼与培育了新型的史学人才,产生了有影响的史学大师;形成了不同学术旨趣的史学流派和史学思潮。近代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1世纪,信息化对报刊的形态、发展提出新课题。应当从振兴民族大业、学术创新,从时代性、民族性的要求,思考报刊发展的问题。     

近二十年来梁启超史学思想研究综述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自1980年以来,学术界就梁启超的资产阶级史学及其史学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史学思想的渊源、对旧史学的批判和新史学建立、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史学思想的变化以及对后世史学的影响等都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     

20世纪初“新史学”的产生及其演变

中国20世纪初“新史学”是在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中应运而生的,梁启超开风气之先。其产生的学术原因是史学自身的发展和外国史学的影响。以进化史观为中心的近代史学观念和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重要范畴的初步探讨,则标志着“新史学”的发展。梁启超与何炳松的“新史学”之间有许多极其相似之处,联系密切,甚至一脉相承。     

《中国近代新史学》出版

我校历史系曹靖国先生撰著的《中国近代新史学》一书,已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项新成果,填补了中国近代史学史教学与研究的空白。全书31万字,共7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形成、发展。特别是对梁启超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做了重点的分析研究, 多有创见。梁氏是近代新史学的开山祖、奠基者,他运用新史学的理论对封建旧史学进行深入而系统的批判,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了崭新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把史学提高到了救国的高度,提倡史学界的革命。作者认为,梁启超对中国     

梁启超"科学史学"观的形成及其反思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首倡者。在中西文化冲撞与融会的近代社会,中国传统史学在"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梁启超"科学史学"观的形成是其起点,而他对史学"科学化"的反思,正是中国史学在科学化进程中的理性思考。     

西学东渐与新史学“三变”——兼论新史学的国际流变及中国学人的民族主体性诉求

新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首先是国际学术流变的产物,尤与日、美、苏等国关联密切。中国新史学发端于清末,此后在国际学术互动、本国学术发展和国内社会政治变革等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先后经历了初始形态、学院派形态、社会化形态及政治化形态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各具特点,其基本阵营和思想资源也各有差异。新史学的发展对中国史学乃至学术体制产生了深刻影响。上世纪中国新史学在多数时候有深刻的政治背景,也有着明显的现实关怀和政治指向,并始终服务于现实政治。在晚近中国,新史学蕴含着中国学人对学术独立和民族独立的强烈诉求及民族主体性意识。这是中国新史学嬗变进程中始终不变的主题,并与同期中国的发展轨迹和社会思潮高度吻合。在此过程中,中国学人为捍卫、阐扬民族主体性进行了卓富成效的努力。     

留学英伦与严复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

严复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留学英国,使其亲身体验了西方政治、社会环境,较早接触到了西方最新的社会科学成果,并译介了一批近代西方名著。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书,将西方进化论历史哲学引介到中国,改变了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对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变起到了理论先导的作用。20世纪初",新史学"产生,新史学著作纷纷以进化论历史哲学为指导,这与新史学家接受进化论历史观并与严复的交往有着密切的关系。严复是中国史学由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理论奠基人之一。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与史学的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产生的改革思潮与风涌而来的西方文化,对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代史学强调经世致用思想,为探索中国的改革之路而积极研究西方各国历史。甲午战争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变法维新思想高涨,维新派抨击封建史学,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史观初步形成。资产阶级史学虽呈现一时的兴旺,但其本身的局限性无法促进史学的繁荣。“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使史学迈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贡献与缺憾：梁启超史学思想再审视——中国近现代史97、98级博士生与导师笔谈录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是中肯而全面的,他并未彻底否定传统史学,而是努力从传统史学体系中汲取合理内核;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其中的局限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近代史学的缺憾;梁启超将进化论引入史学并重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深刻体现了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而这一切又与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大势浑然一体;梁启超史学思想具有多元性,其中既有唯物因素,也夹有唯心因素,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三大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史学界拨乱反正,经过对建国以来史学的认真反思,在理论上正本清源以后,展开了对历史学自身理论和方法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史学理论和方法呈现出多元化,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史学学科的多样化,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又一大趋势;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大量介绍、研究和尝试运用,与国际史学界学术交流的加强,中国史学开始走向世界,迈向国际化,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第三大趋势.     

中国现代史学的制度建设及其运作

关于20世纪以来我国现代史学的建设历程,以往论者关注的重点,多集中在理论、方法、观念或学术成就的总结方面.从制度层面上说,中国现代史学的制度建设酝酿于清末,几经曲折,至20世纪20年代,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的组织等方面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制.它的运作,对以后直至当代中国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体制,就其基本框架而言,显然仿自西方近代的学术运行模式,其间虽也有人注意到对某些传统制度的借鉴问题(如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兼采旧书院制度等),但总的来说,效果不著.另一方面,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其对西方制度的引入实际上又是残缺不全的,最明显的是没有建立起自己较为稳定和独立运作的社会性学术基金资助体系(当时较为规范的这类机构,其资金来源多半与国外有关),以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某些学术研究事业的持久正常开展.     

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学人类学

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是一个新兴的具有多学科交叉性质的研究领域,尚未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目前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下面的一个分支。鉴于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自身的特性,文章认为,这一领域具有更多的人类学特性,从少数民族科技史走向科学人类学是一个自然的发展途径。      

易学与古代历史思维

易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研究这一课题对于从深层次上认识中国史学的民族特点及其变化 ,以及进一步总结继承文化优秀遗产 ,以推进史学的发展 ,有重要的意义。易学对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历史思维方式上 ,突出表现在天人一体的思维、通变的思维、“天下同归而殊途 ,一致而百虑”的思维以及表现为忧患意识的经世思维 ;从《周易》的经、传到司马迁、章学诚、王夫之等思想家史学家的著作中体现出的思维特点是多方面的     

李约瑟与竺可桢的中国科学史研究

针对＂中国自来无科学＂的论断,以竺可桢为代表的中国学者致力于中国科学史研究,发表大量学术论著,为中国辉煌而久远的科技发展史正名;李约瑟亦不约而同地加入了大讨论,并以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有力地批判了＂西方中心论＂。作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编纂强有力的支持者,竺可桢有目的地为李约瑟搜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书籍资料,并通过中国科学院给予其人力、财力资助。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计划实际上也诱发了竺可桢着手建立中国科学史研究专门机构的构想。就二十八宿起源地点与创立时期的学术争论,竺可桢坚持中国起源说,李约瑟则依违于巴比伦起源说与双方独立起源说之间。     

中国佛教与古代科技的发展

在历史上,中国佛教对古代科技发展产生过很大的作用和影响。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总起来说佛教的作用是强烈的阻碍作用",这未免失于偏颇。中国佛教具有三个与科技发展紧密相关的重要特点,并通过四条主要途径介入和影响了古代科技的发展,对古代科技的发展主要起到了积极的和促进的影响。     

竺可桢与中国科技史研究

竺可桢是中国现代地理学、气象学的一代宗师,是中国科技界、教育界的一面旗帜,同时,也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从20世纪初开始,竺可桢就大力倡导科技史研究,并身体力行,在气象学史、天文学史、地学史、科学文化史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不少开创性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始终关注科技史,特别是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他支持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并亲自筹划组建了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还积极推动中国科技史界参与国际交流,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组织化、系统化和国际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竺可桢的生平、业绩和他的道德、人品,以及在多个领域的不朽贡献,业已构成为＂竺可桢学＂,竺可桢也自然地成为中国科技史至重、至尊的研究对象。     

试谈裴子野对史学史发展的影响

本文对南北朝时著名史学家裴子野在史学史方面的贡献进行了初步的论述研究。南梁时期，沈约的《宋书》，裴子野的《宋略》，以两部不同体裁的史籍，在史学领域中并驾齐驱，保证了编年体与纪传体并称二体的地位。虽然《宋略》现已散佚，但叙事、史论方面，代表了当时史学发展的新水平，为后世树立了楷模。裴子野的著史思想引起史学界注重，对史学评断的深入，具有深远的影响。     

试论柯瓦雷的科学史观

柯瓦雷的科学史观揭示了人类思想的统一性,成为当时科学史研究的主导传统。他的科学史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科学的发展依赖于思想观念的革命和知识观念的更新,科学的发展与哲学尤其是科学认识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学史的目的就在于揭示科学之进步。     

试论库恩科学史观

托马斯.库恩反对累积实证的、辉格式的科学史研究,并力主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科学内史与外史研究的有机结合,这是非常独到和深刻的。但库恩工具主义的真理观也使其陷入了真理认识论的泥淖。对库恩科学史观的讨论对我国当前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不无借鉴与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