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现代疏释--论徐复观的文化哲学思想

以文化哲学的独特视野透视了勇者型的新儒家--徐复观的思想,从文化与传统、中西文化比较和儒家精神的新生三个方面展示了徐复观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现代疏释来实现现代新儒家"反本开新"纲领的追求和探索,并在20世纪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衡论了徐复观文化哲学的历史地位和特殊影响.     

论方东美的文化哲学思想

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现代新儒家中有浓厚诗人气质的代表人物方东美的文化哲学理念,阐释其经由中西文化的比较以及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精神的阐扬所建构的以科学文化为基础、以哲学文化为核心的"艺术、哲学、宗教"三者"合德"的思想文化体系,衡论方东美文化哲学思想在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尤其是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中的地位和特殊影响。     

“返本”与“开新”——现代新儒家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在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现代新儒家基于对西方文化特征的考察、对中国文化价值的省思以及对中国文化历史传统的回顾,提出的＂返本开新＂主张,是针对激进反传统思潮和国粹派的顽固立场的一种理性回应。尽管现代新儒家在＂返本开新＂问题上表现出继承有余而超越不足的倾向,但是他们在中西文化融通的过程中对民族文化自身价值的开掘,对于修正＂五四＂时期国粹派的一元化、全盘西化派的虚无主义以及科学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褊狭,有着重要意义。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在西方文化特别是启蒙价值的冲击下,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这些儒家传统已经基本上被解构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五四"时代的文化精英对儒学的批判仍显肤浅和不足,启蒙仍未深入;另一方面,儒学必须对西方的强势有所回应,儒学的发展尽管障碍重重但它仍有转化重生的机缘.     

析杜维明的“儒家解释学”

"儒家解释学"是一项新兴的学术课题.凡站在自己的学术立场上,对儒家思想做出同情理解或诊释的带有系统性的理论或学说,皆可称为"儒家解释学".其理论体系,大致可包括解释目的与时代际遇、解释内容、解释方法三个部分.文章从这三方面探讨了杜维明对儒家思想所做的阐释.     

现代新儒家的区分问题探析

现代新儒家自从20世纪20年代形成之后,至今已有80余年的时间。随着时代的变换,他们的思想也在不断地变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思想体系。怎样区分现代新儒家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问题,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综观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发展轨迹,能够看到他们的思想在每一社会变革时期都反映出他们所处的时代特征,他们所注重的学术观点也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通过分析变化中的不同时代特征,能够看到新儒家思想的发展趋向,通过考察新儒家思想的发展轨迹,又能够解决现代新儒家的区分问题。     

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论刘述先的文化哲学思想

在 2 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学术舞台上 ,新儒家对现代化进行的哲学探索 ,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文化哲学的努力。为此 ,从对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思考、对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反思和文化哲学的探求等三个方面 ,具体分析了在海内外哲学论坛上的活跃人物和第三代新儒家的中坚代表刘述先的文化哲学思想 ,展现了新生代新儒家的思想特质及其意义。     

试论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的当代意义

从文化的视角阐述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作用,并在批判继承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探求儒家新的发展道路,构建适合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的政治文化目标。     

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对话--论杜维明的"文明对话"观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一发表,在世界上就引起了很大反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杜维明的"文明对话"观是对这一思潮反映的产物.杜维明的"文明对话"观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他通过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批评,揭示了文明对话的时代内涵;第二,他主要借助于雅斯培尔斯"轴心时代"理论,通过时启蒙反思和多元现代性论域的开展,论证了新轴心时代文明对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最后,主要讨论文明对话的三种形态,指出新轴心时代文明对话的一些基本预设.     

论韦政通先生的文化哲学思想

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中国文化与民主、自由、科学以及中国文化的新生三个方面具体考察了自由主义新生代代表人物之一、海内外知名的中国思想史专家和批评家韦政通先生的文化哲学思想 ,展现了他从一个儒家的信徒走向自由主义的思想历程 ,揭示了他的伦理、民主和科学三者并进的文化哲学观 ,并在 2 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哲学发展的总体架构下衡论了韦政通文化哲学的贡献与缺失     

梁启超的儒家哲学论——以《儒家哲学》为例

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对儒家文化的持守,共同催生了梁启超的儒家哲学论。梁启超立足传统文化,从基本内涵、核心问题、研究方法、发展脉络四个方面深入剖析了儒家哲学的内在神韵。其学术价值在于,梁启超对儒家哲学的独特见解,对我们当代传承和改进儒家文化,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     

论传统儒学的现代宿命——兼及新保守主义批判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政治特性,突出表现为崇圣意识和王道理想。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构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结构。汉代儒学被政治意识形态化,延续的仍然是先秦儒学的价值系统。因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并不包含现代化的因素。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有许多内容,包括一些价值性的规定是无法与现代社会相沟通的,这就是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宿命。新儒家、新保守主义等学派设想复兴儒学,显然是不适宜的。当代中国需要建立一种以现代社会理念为基点的先进文化,其价值构成应当是法治的、人文的,同时也要批判地吸纳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     

清末民初文化保守主义的学理与实践--以国粹派与新儒家为例

国粹派和现代新儒家是清末民初之际两大文化保守主义派别.他们所坚守的价值以及他们的实践都值得关注,从两者的不同中抽绎出相同之处,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如对文化传统的选择问题.     

浅谈儒家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     

文化抉择的儒学省思——马一浮文化哲学导论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对马一浮的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作出梳理和分析,可以总结出他的理论建构既依傍传统思想资源,又富于浓厚的时代气息。在其哲学文本的表象下隐藏着特有的逻辑构成,展布为从判教论、名相论、心性论、六艺论乃至证人论的马一浮文化哲学的总体进路。     

浅谈儒家道德文化的现代意义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历经历史的积淀,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蕴。儒家道德文化对人们思想道德观念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尤其是它所提供的传统美德,对改善社会风气、净化社会环境、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如何实现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的现代化,是当前我国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尤其是对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儒家道德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是当前思想道德和伦理精神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论张岱年与现代新儒家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儒学研究,但不认同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论;张岱年先生是新时期儒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但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新儒家;张岱年先生对现代新儒家是否存在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认识过程,强调对新儒家的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大陆现代新儒家有着较深的友谊和深度的学术交流,高度评价现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与现代新儒家的唯心主义研究立场方法、"返本开新"的价值取向及重建儒学体系的文化向度不同,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文化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主张借鉴汲取西方文化的优良成果,将其精华融合贯通,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杜维明论知识分子的群体批判自我意识

在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背景中 ,为了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杜维明非常强调知识分子的群体批判自我意识。在他看来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具有这一特性 ,只是在鸦片战争以后 ,知识分子救亡心切而抛弃了这一特性 ,现在应该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 ,重新培养知识分子的群体批判自我意识。杜维明的这一观点对于推动现代知识分子的自身建设很有意义 ,但他在论述其观点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论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对韩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与璀璨的文明,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居于文化传统的主流地位。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始终保持旺盛、持久的生命力,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完善并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韩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转化:传统文化赓续研究

现代转化是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键。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基本内涵、必然逻辑、实现路径,是把握这一关键的首要环节和重中之重,也是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内涵,从一般的理论层面看,尤其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它不是文化的单体行进,而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具体的操作层面看,是建立纵向传承模式和横向创新模式相统一的双向转化机制。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必然逻辑,体现为外在客观实践的需要和内在文化发展规律的必然。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实现路径,应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统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关系、外来思想文化与传统主体文化的关系、文化之精神价值与实践意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