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开港前中朝宗藩体制的变化——以《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宗藩体制的崩溃是西势东渐和周边国家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但是也可以从宗藩体制自身的演变中寻找其轨迹.清韩宗藩关系虽然一直比较稳定,但是受"尊周大义论"、"北伐论"的影响,朝鲜对清朝的态度始终在现实需要与理念追求中纠葛.从制度层面来说,朝贡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甚至连下马宴、上马宴这样的礼仪活动已经变得很不严肃.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变化中,朝鲜使行人员与中国文人和官员的交往日益扩大,为近代中朝关系的新变化开辟了有限的途径和可能.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是明朝对朝鲜外交礼仪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历代冠服给赐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明朝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以及朝鲜的实际情况对不同人员赐以不同品级的冠服,并将冠服给赐与对朝鲜王室的册封相结合,展示了明朝与朝鲜之间的朝贡藩属关系,反映了明朝的等级尊卑观念与制度,是明朝朝贡体制的一个重要象征。     

清代宗藩体制的形成及特点初探

宗藩体制是东亚地区中国和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间的一种不平等的封建国际系统结构。它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国力的悬殊 ,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深刻的文化动因———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宗藩体制是通过朝贡、敕封等一系列封建礼仪来维系的。政治上表现为封建礼仪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 ,经济上通过朝贡、赏赐及附载贸易 ,增进各国的经济交流 ,文化上促进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     

北宋对越南从"郡县其地"到宗藩关系确立的转变——从与丁、黎、李朝的关系看宋朝对越南政策

五代十国的动荡,使交趾获得了摆脱中国千余年郡县统治的机会.丁部领于公元968年建立了大瞿越国.北宋早期,越南经历丁朝、黎朝和李朝三个朝代的更替.在越南王朝的更迭过程中,宋朝统治者不断调整对越政策.宋朝这种变化集中反映在作为宗藩关系核心内容的册封和朝贡两个方面在属于政治范畴的册封上,宋朝对越南统治者尤其是新篡立王朝统治者的请封经历了由不愿接受到被迫接受再到主动接受的动态过程;而在对待属于经济范畴的朝贡时,宋朝对越方的积极朝贡反而出现了由欣然接受到不胜其烦再到屡屡"却贡"的过程.在对待越南请封和朝贡问题上,宋朝完全相反的态度变化,恰恰反映出宋朝处理宗藩关系的理性转变.随着重新将越南置于郡县统治这一理想的破灭,宋朝逐步转向采取和平务实的政策,从而保证了宋越关系的正常发展.     

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性转换——论李鸿章的“不沾不脱”原则

传统观点认为,19世纪60—90年代,清政府执行了一条凌乱不堪、顾此失彼的对朝政策,跨越了宗藩体制的樊篱,过多地干预了朝鲜的内部事务,带有了"条约体制"或"殖民体制"的成分。事实上,到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是清晰的,具体体现为李鸿章提出的"不沾不脱"原则。该原则是对清政府此前解析中朝宗藩关系模糊、含混的修补,是在新形势下对中朝交往准则的诠释,是向世界宣布中朝宗藩关系的宣言书,是李鸿章外交智慧、外交手段的体现,是对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的崭新诠释,是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性转换。它突破了传统朝贡体制的樊篱,成为东亚地区特定时空之下的国际准则。只有如此理解,才能顺理成章地解读1882—1895年间,李鸿章、清政府在朝鲜所有举措的历史合理性。     

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的“别贡”

史学界通常认为,在中朝两国关系发展史上,明朝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最为典型,是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两国之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朝鲜定期遣使朝贡,明朝对其贡献的方物,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给予丰厚的回赐.而对明朝不时向朝鲜索征贡物的史实,往往给以忽视,或避而不谈.而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处女"、"火者"、"海青鹰子"等就属于"别贡"性质.这种"别贡"给朝鲜带来沉重的负担,给两国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     

宋朝对境外诸国和政权的册封制度

宋朝对部分境外朝贡诸国和政权首领、使臣实行册封,继承汉唐册封制度,形成阶、官、勋、爵、封邑和功臣号六个制度化册封要素和进封制度,通过官衔总和表示册封国地位轻重并根据现实需要通过朝贡排班加以调整.北宋册封制度以其视为“汉唐旧疆”和藩镇的交趾等政权为核心,南宋的册封则进一步放弃了对“汉唐旧疆”的权利主张,反映出宋朝构建朝贡体系时由“华夷一统”退守“汉唐旧疆”,并进而放弃“汉唐旧疆”的收缩趋势.     

仁祖国王时期朝鲜对清政策研究——以“调粮令”事件与“世子猝死”事件为中心

受华夷观影响,朝鲜对满清始终十分歧视,在双方确立宗藩关系后,朝鲜仁祖国王依然坚持反清政策,在双方事务中表面配合、暗中抵制.满清入关后,其对清廷的看法并未改变,对其政令继续拖延推诿,并将该政策延续至孝宗,“调粮令”事件与“世子猝死”事件即是明证.     

清政府强化中朝宗藩关系原因探析

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清政府力图强化与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其原因主要在于朝鲜的重要战略地位与中国的安全息息相关,洋务运动的开展使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强化中朝宗藩关系的实力,当时远东的国际形势在客观上有利于清政府强化与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     

晚清宗藩体制的解体

宗藩体制是东亚地区中国和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间的一种不平等的封建国际系统结构。封建宗藩体制的解体，是晚清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琉球问题、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都与这个问题有直接联系。     

朝鲜开国前清政府对朝政策的转变

19世纪后半期,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对清王朝的侵略,中国殖民地程度不断加深,传统的宗藩关受到了严重冲击。同一时期,作为"隐者之国"的朝鲜在闭关锁国政策之下,封建统治逐渐衰落,加之,日本等资本主义列强随着清王朝国门的开启也开始对清之藩属虎视眈眈,朝鲜也面临着严重的开国危机。清王朝向来以体制攸关,尤其重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藩体制,然而此种情况下,清政府为时局所迫不得不改变旧制,以在朝鲜实施"以夷制夷"之策来应对朝鲜已经临近的侵略危机。从众多层面上看,清政府对朝政策的转变是朝鲜的开国危机与清国半殖民地的程度不断加深的必然结果。     

试论归降汉族知识分子与明清易代

清朝的建立者满族作为世居关外的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取代大明王朝,除了八旗劲旅的强大和无坚不摧外,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归降对明清易代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些汉族知识分子的参与,加速了明清更替的完成,缩短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时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继续发展。     

系统论与清朝甲午惨败

系统论要求构成战争系统的各要素要紧密配合、协调运转 ,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甲午战争中清朝中央内部、陆海军各部队、官与兵、军与民之间相互摩擦 ,内耗严重 ,大大削弱了清朝的抵抗力量 ,违反了系统论的基本要求 ,最终在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     

试论清代遣犯和流人群体对新疆开发的贡献

清王朝在统一新疆后,为了加强对当地的有效治理,巩固其统治,大批的遣犯和流人被发往新疆各地。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中,这些特殊移民群体不仅在新疆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当地教育、社会习俗等文化方面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晚清铁路公司运营阶段的税费负担考察

晚清时期税收制度针对铁路公司的征税安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铁路公司需要根据规定数目进行报效、部分线路“代商纳税”进而被迫转嫁税负、尝试开办铁路商税和火车票税。从实践层面而言，报效和税负转嫁构成了铁路公司的实在负担，但清政府曾经尝试的铁路商税和火车票税却不了了之，只是停留在规划阶段。就报效和税负转嫁而言，报效从清朝前期作为清政府临时性的筹款方式到晚清时期对以铁路公司为代表的新式企业以营业税的形式被常态征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朝税收制度的变化趋向；税负转嫁则意味着不良税制对于铁路运营事业的一种制约性影响。总体而言，对于晚晴铁路事业而言，在不完善的税收制度安排下，针对铁路公司的征税造成了铁路企业发展的沉重负担。     

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

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成都官署受到严重破坏。作为国家政治统治象征,成都官署在城市重建中得到高度重视。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前中期,清初直至康熙二年,迫于战争形势,成都官署或仓促修建或"徐图营造"。随着清政府在四川统治的稳定,成都各级官署在康熙二年左右开始全面建设。康熙乾隆年间,各官署多进行了重修或扩建。但由于清代行政体制中"家国一体"的弊端在体制上留下的诸多隐患,成都官署到清中后期大多简陋不堪。成都官署作为国家秩序在地方社会的体现,其在城市空间布局中的位置、建筑规制、布局无一不遵守着儒家的礼制秩序和规范。     

清初四川移民社会情势摭零

清初四川人口的锐减当归因于清军、南明军、吴三桂叛军、农民军等参战各方进行的战争,以及水旱、瘟疫等自然灾害.清军置藩司于保宁而缓复成都,是由于清军在战场上未取得主动权,并且兵力和给养不足所致.在土著人口锐减、大量移民涌入四川之时,战乱"孑遗"的土著为重建四川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试论清代官员的致仕制度

致仕制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官员年老退休制度），是我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官员致仕制度多袭明制．但仍有其独特的变化和规定。尤其在晚清时期，统治危机急剧加深，对于年老官员的致仕问题，清朝最高掌权者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致仕年龄的无定制和灵活性．以及致仕待遇的优厚性这两大特色在此时期表现的尤为显著。     

从教坊、南府到升平署--清代宫廷戏曲管理的三个时期

清代戏曲管理分三个时期,即教坊司、南府和升平署。其中教坊司时期在清初,戏曲演出活动不多,戏曲管理极为简单;南府时期则从康熙年间初创至道光七年改制,时间长,又适逢清代戏曲从初步兴旺到极度繁荣的阶段,机构成员众多且来源复杂,声势浩大,为戏曲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壮大理顺了思路;而升平署时期则始于道光七年改制直至清末,这一时期国家发展呈现颓势,宫廷戏曲发展也呈下滑趋势。从总体上看,南府和升平署这两个机构在清代宫廷戏曲的管理中肩负着宫廷文化内外交流的使命,对清代戏曲的发展起过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试论清代官员的致仕制度

致仕制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官员年老退休制度),是我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官员致仕制度多袭明制,但仍有其独特的变化和规定.尤其在晚清时期,统治危机急剧加深,对于年老官员的致仕问题,清朝最高掌权者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致仕年龄的无定制和灵活性,以及致仕待遇的优厚性这两大特色在此时期表现的尤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