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养与中国公民社会构建

公民社会建构的实质是建立当下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互动关系,正确理解国家和社会、国家和个人的相互关系,建立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共存一体的功能界限。大众传媒为公民社会建构表达和交换意见的公共空间。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认识媒介和利用媒介的能力。提高媒介素养,有利于我国公民社会的构建。     

青少年公民素养研究综述

青少年公民素养的发展已得到政府与学界的高度重视。从概念界定、研究架构与研究方法三方面来看,已有的公民素养研究具有如下特征：对公民素养的界定众说纷纭,但核心内容是公民的权责意识与践行能力;对公民素养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成果较少,集中讨论某方面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多;大量研究成果在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方面结合不够紧密。有鉴于此,在理论阐释的基础上建立调研框架,对青少年公民素养开展系统的实证研究,是富有创新性与挑战性的研究方向。     

数字中国背景下提升政务人员数字素养的国际经验与实践路径

基于案例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挖掘美、英、澳、新等国家及国际组织提升政务人员数字素养的国际经验和实践策略,为我国的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智力支撑。研究发现,建构政务人才数字素养测评指标、搭建数字素养教育系统、探索多方联动协作路径是世界主要国家提升政务人员数字素养的主要策略。借鉴国际经验,未来我国政府可采取梯次衔接、结构合理的政务人员数字素养提升路径：建构指标体系、建设系统平台、促进多元协同,以助力提升我国全民数字素养,实现“数字中国”的伟大战略目标。     

数字化教育、数字素养与农民数字生活

从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社交素养、数字化创意素养和数字化安全素养四个方面构建农民数字素养水平评估指标体系,架构农民“数字化教育—数字素养—数字生活”的理论框架,并依据四川、重庆654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数字化教育对农民参与以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和数字出行为表征的数字生活的影响效应及群体异质性,计量论证数字素养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教育对农民参与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数字出行及数字生活参与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上述影响在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职业类型及收入的群体中存在明显异质性。研究进一步证实,数字化教育显著促进农民数字素养积累,且数字素养对数字化教育影响农民参与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和数字出行及数字生活参与度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数字经济、数字生存与文科大学生数字素养培养

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洪流，各国政府把提升国民基本数字素养和技能提到国家战略高度。把研究的视角投向文科大学生，结合文科教育的特点，分析文科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的价值意义，探索培养的重点和策略，以提升文科大学生的数字素养，有利于其高效参与数字经济建设和数字社会治理。     

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的动因、目标与路径——加拿大的改革探索与发展经验

数字技术不仅驱动了加拿大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也推动了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的发展。加拿大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发展的动力源于数字经济发展对数字人才的需要、社会公平发展对跨越数字鸿沟的诉求以及数字化教育形态变革对数字化学习能力的要求。加拿大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以培养学生掌握基础数字知识与技能为基础能力目标,以培养胜任全球竞争的数字人才为高阶能力目标,以建构数字社会的公共理性为社会价值目标。在实现路径上,加拿大通过强化政策支持优化数字素养教育的实施环境,通过完善课程建设保障数字素养教育活动有效落实,通过加强师资培养确保教师具备数字教学胜任力,以此推动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的持续发展。     

论公民教育内容的理论框架

策划、组织、领导、管理和规范公民教育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公民教育的内容.确定教育内容的基本因素是有关内容的基本概念和教育对象的社会定位.公民教育的内容受公民概念的内涵和作为教育对象的公民在社会中的定位层次的限定.公民教育内容理论框架基本方向是规划公民教育的内容,并为分析和比较各种公民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内容和取向提供一个概念性平台.     

国内外生态素养研究进展及展望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培育和提高公民的生态素养不仅是我国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保障,也是实现公民全面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培育公民的生态素养,有必要梳理国内外生态素养的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向.从生态素养概念、生态素养测评、生态素养培育3个方面回顾了生态素养的研究,并对其进行述评与展望.研究首先厘清了生态素养概念的演变过程,其次从生态素养测评内容、测评量表、测评方法等方面总结了生态素养测评的方法论,对国内外生态素养培育方式进行了梳理,最后对国内外生态素养研究内容进行比较与述评,并展望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与趋势.     

公民教育课程及其设计

公民教育课程是学校实施公民教育的主要形式.公民教育课程是帮助学生认识公民自身的权利、义务,以及公民与他人、社会、国家和全球关系,使他们成为一个负责任公民的课程领域,具有综合性、价值性、生活性和实践性.我们依据公民的多元身份——个体公民、国家公民、社会公民和全球公民,确立了公民教育的目标和公民教育的内容,并提出了公民教育课程设计的三种形式:学科课程、活动课程和生活隐性课程.     

论公民与公民意识

公民与公民意识是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主体,并决定着法治国家的水平。在我国,如何正确地认识公民的法律性质、法律地位,公民如何正确看待自己的权利与责任,国家如何做好公民意识的教育、培养工作,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教育任务。本文为此作了粗浅的理论探讨。     

马克思主义公民观形成脉络及内容初探

马克思主义的公民观是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公民教育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公民观的形成经过了资本主义公民观的认同到分离,最终完成对资本主义公民观的历史超越.从公民主体观、公民社会与国家理论、公民双向维度之权利义务三个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公民观的主要内容,对我国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公民社会的构建有着积极的意义.     

当代西方公民德性理论与我国公民精神的建构

良好的公民德性是保证民主制度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也是公民教育的直接目的。20世纪90年代公民德性问题在西方引起广泛关注,其代表性的理论有自由主义的公民德性理论、社群主义的公民德性理论、左派的公民德性理论、共和主义的公民德性理论。我国公民教育应立足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借鉴西方公民德性教育理论,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德性要求,并通过家庭、学校教育,政治参与,加入公民社团等多种政治社会化途径培养公民素质。     

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特点及其借鉴意义

在美国,学校是公民教育的主阵地,美国学校的公民教育致力于提高学生的道德、政治素养,培养合格的公民,推动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通过研究分析发现,美国学校的公民教育具有鲜明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人本化、个性化的教育理念,多样性、灵活性的教育方法,渗透性、社会性的教育途径,政治性、阶级性的教育功能。分析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特点,吸取其中有益的成分,对创新与完善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代西方公民德性理论与我国公民精神的建构

良好的公民德性是保证民主制度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也是公民教育的直接目的。20世纪90年代公民德性问题在西方引起广泛关注,其代表性的理论有自由主义的公民德性理论、社群主义的公民德性理论、左派的公民德性理论、共和主义的公民德性理论。我国公民教育应立足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借鉴西方公民德性教育理论,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德性要求,并通过家庭、学校教育,政治参与,加入公民社团等多种政治社会化途径培养公民素质。      

数字化时代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价值、内涵与路径

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加强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是新时代建设数字中国、加快数字化发展、提升全民数字技能的必然要求。数字素养不仅包含人们在数字社会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必备的数字技能,而且包括数字思维、数字价值观等。新时代大学生数字素养的培育,主要就是提升大学生正确认知和获取数据信息的能力,通过数据进行交流、沟通、分析、评价的能力,以及保护数字安全、解决数字问题的能力和树立正确的数字价值观等。高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阵地,必须坚持人才培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理念,顺应时代要求,全面加强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着力构建提升新时代大学生数字素养的培育体系,切实增强大学生适应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发展的素质和能力,为数字中国建设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时代新人。     

从环境公民到海洋公民——海洋环境保护的个体责任研究

我国环境治理行动一般是自上而下由政策驱动,需要通过拓宽社会力量自主参与的途径和方式来提升个体责任的水平。环境公民理论解决了环境治理与个体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海洋环境治理领域,环境治理的个体责任问题主要与海洋公民这一概念相关联。海洋公民的概念既根植于当前海洋开发、保护和治理的实践活动,也直接脱胎于环境公民的理论研究。海洋公民与环境公民概念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实在论基础上和论证逻辑上的同一性。当前,海洋开发、保护与治理过程亟须大力培育海洋公民和规范海洋公民行为,这种培育和规范行为一方面从个体行为着手,另一方面从公民行为环境、海洋立法与决策过程入手。     

数字素养是乡村生活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吗?——基于山东省1 037位农村居民的调研数据

从数字技术应用素养、数字内容社交素养、数字媒体创新素养和数字安全保护素养4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探讨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数字生活参与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总体偏低。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居民数字消费、数字文娱、数字出行、数字教育、数字医疗和数字生活参与度。社会网络、社会学习和自我效能感在上述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并且对不同领域数字生活的影响有较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素养通过强弱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村居民各领域数字生活影响存在差异,尤其是弱关系网络对参与复杂数字生活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建立健全数字教育培育体系,提高农村居民自我效能感,统筹协调强、弱社会网络,提升社会学习能力等对策建议。     

公民资格与我国公民教育的历史逻辑

公民资格的法理确认是公民教育的现实基础.公民资格的理想践行是公民教育的内在诉求.公民资格与公民教育相互影响,密不可分.公民资格概念内涵中存在的内外、权责、统分三种内在的张力,决定了一国公民教育的重心必然要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在我国百余年的公民教育历史中,由于特定的历史与国情,近代以来中国的公民教育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传统、道德精英主义取向以及整体主义情结,体现出对"外"、"责"和"统"这一维度的格外重视.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正确把握了公民理论内涵中的内外、权责、统分三个维度,并根据具体的时代背景进行明确的判断,才能对具体公民教育实践中的宏观战略、总体方针、具体途径进行较为清晰而系统的定位.     

通识教育与公民素养的关系再辩

通识教育与公民素养的关系不是一个新命题。文章旨在从时间流变、空间扩展以及个体社会化这三个向度上,重新揭示其间的关系。通识教育是纵向的时代发展,横向的世界交往,以及学生个体融入社会群体必经之桥梁。其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国度的表述不尽相同,教育的目标、内涵、外延、职能、责任也会随时代发展而更迭汰变。但通识教育所发挥的中枢职能功用从来不可或缺也不可替代,如若疏漏或者偏颇,既会导致教育的失职,也会造成健康公民社会的缺憾。     

论公民的主体意识与现代公民教育机制

公民教育作为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社会生活,成为睿智公民的一种手段,受到当代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公民教育的核心和灵魂是公民的主体意识的培养,健全自律的公民社会需要的是健全自律的公民,即具有自觉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能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公民。这种公民的培养离不开公民教育内部机制与社会制度保障系统的共生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