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timization Research on Supervision Measures under the System of Negative List of Market Access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目前已经挂牌成立的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所表示的“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市场行为准则极大地促进了投资贸易便利化,市场主体数量飞速增长。但是监管机构和监管人员的数量并没有同比增长,要在新形势下提高监管效率就需要从新特点入手。在总结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具有企业进入成本低数量大、政府前期规划性质强、重金融以及监管主体责任清单未建立等特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实际现状提出优化监管措施的路径。     

政府监管与平台型企业的耦合逻辑与风险规避——基于“价值—制度—行动”的分析框架

技术革新催生了以数字平台为基础的平台型企业。不同于传统型企业,平台型企业与监管机构形成了新型的关系样态。基于“价值—制度—行动”的分析框架,厘清平台型企业的特性以及对传统监管范式的挑战,揭示监管机构与平台型企业的耦合逻辑。平台型企业与监管机构的价值趋同性强化了价值认同;正式制度与平台自治的互补是两者耦合的制度基础,平台型企业以自身禀赋成为监管链条的一环;监管机构的主动求变与被动调适是平台型企业发展所带来的两种行动路径,通过政企数据共享等达成协同共治的行动耦合,塑造了政企关系的新形态。而潜在的风险伴随着两者的耦合逻辑,以“良序”理念建立“良序监管模式”,以期提升监管效能、促进平台型企业发展。     

互联网平台分级监管的法理逻辑与路径完善——基于欧盟《数字服务法》的比较观察

数字经济时代,包容审慎监管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体现着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具体到互联网平台监管领域,包容审慎理念所体现的比例原则内涵,要求立法者在具体监管模式的选择上,充分考虑不同互联网平台间的差异并区分配置合理的义务体系。在比较法视野下,欧盟《数字服务法》创造性依平台用户规模差异,配置梯度式平台义务和监管责任体系,实现风险防范目标下比例原则的精细制度安排。比较而言,我国平台分级监管初现雏形,实体与程序规定设置对平台监管目标实现仍存在距离,强分类分级监管理念与弱治理规范设计的格局尚未打破。从算法透明与数据报送两个方面课以超大型平台额外的勤勉义务,并在具体制度设计中完善相关实体与程序规定,有利于处理好平台经济发展与政府有力监管的关系,实现政府监管与平台自我监管的良好互动。     

风险社会下的政府监管制度建设

人类已经开始进入“风险社会”的时代。现代风险在本质、表现形式和影响范围上与传统风险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从制度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风险社会”的来临,对政府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应对现代风险,必须建构复合治理模式,从推进公务法人制度、行政咨询机制、信息公开制度和诚信政府建设等多个层面展开有针对性的变革。     

论互联网医疗第三方平台的风险及应对

随着国家倡导的“互联网+”计划的发展,医疗行业应声而入,不断转变模式,出现了各种互联网医疗平台。其中最为成熟的互联网医疗第三方平台,不仅具有一般第三方平台所带来的风险,还存在咨询类平台易泛滥、以咨询之名行诊疗之实、风险的不确定性更高以及被利益俘获的风险。平台的服务是关涉健康的信用品、服务具有高度的人身依附性、医生职业水准的不确定性以及患者更易丧失理性等特征是造成这些风险的成因。为消解平台的这些风险,需完善立法,明确平台的准入标准以及咨询与诊疗的界限;引入负面清单制度,实现对互联网医疗服务范围的限制;落实社会共治理念,赋予平台监管的“权力”,发挥技术监管的优势;明确第三方平台的法律责任,最终实现对互联网医疗第三方平台的包容审慎监管。     

平台经济的竞争特征及常态化监管方向

对平台经济实施常态化监管能够为经济发展拓展空间,更好地利用平台经济内生创新能力带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资源充分合理利用。在内生创新分析框架下,平台经济可分为价值创造型平台和价值增殖型平台,前者的盈利方式是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新商品价值,市场竞争力表现为技术竞争或创造力竞争;后者最有力的竞争策略是降低价格,市场竞争力体现为价格竞争。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要积极关注平台经济发展前沿,弹性平衡创新与监管问题;推进协同共治,打造公私一体化协同监管模式;分类对待、精准施策,合理确定平台责任与监管边界。具体而言,价值创造型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应关注动态竞争,市场份额与持续时间等要素可不再作为重要的监管对象,而是否限制“创造力”要素流动、是否对后来竞争者开放、进入门槛高低等因素才是考察重点;价值增殖型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则应关注价格竞争,采取事前监管方式,避免平台违规行为对市场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数字平台经济监管困局与破解路径

当前平台经济面临监管思维滞后、传统监管模式路径依赖以及大国竞争加码等因素带来的多重困局。如何构建既能激发活力又能保障安全的平台经济监管体系是当前我国平台经济发展需要探索的核心问题。平台经济的监管需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结合ESG等新全球企业社会责任框架,在制度政策、技术赋能和国际合作三个方面协同发力,逐步引导国家监管体制与平台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加快数字政府建设,以技术赋能政府实现全流程监管等,不断加强国际合作,携手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促进平台监管体系与国家安全防护体系融合,最终实现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错误成本分析理论下互联网平台准监管责任的问题与完善

在“以网管网”的监管格局下，互联网平台依法履行平台内的准监管义务。在法律模糊或需要价值判断时，受动机、能力、成本等因素影响，互联网平台的准监管活动难免发生偏差或错误。根据错误成本分析理论，互联网平台错误可分为过度监管的假阳性错误和监管不足的假阴性错误。在现有的经济与法律环境中，一般情况下偏向假阳性错误对互联网平台来说是成本更小的选择，但具体语境下的特殊因素会对错误成本产生影响。两类错误均与公共利益相悖，尤其假阳性错误会助长互联网平台的私权扩张。国家在完善互联网平台主体责任的过程中，应细化互联网平台准监管责任的执行标准，调整政府与互联网平台、用户的三元关系，加强塑造互联网平台协议的公共性，激活市场机制，以减少互联网平台错误，更好发挥平台准监管的功能和效用。     

上海自贸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的挑战与应对

上海自贸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提出,有利于我国外商投资规则逐步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也将开启我国改革开放新的篇章。本文从宏观监管措施和产业开放两个层面,分析了“负面清单”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应对措施。初步结论为:宏观监管层面,政府应该逐步让位于市场,减少政府的审批事项,加快落实从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的转变;另外,消除隐形壁垒,自贸区内给予外商企业真正的“准入前国民待遇”。产业开放层面,上海自贸区的产业开放应以金融业的开放先试先行;其次,联合天津和广东等新批准设立的自贸区,在各自成熟且有优势的行业破冰改革,为我国下一步的改革开放提供更为完备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贫困

作为我国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对权力规约的热点探索,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在当今公共议题讨论中日渐兴盛。但当前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实践改革需求和理论滋养供给之间的矛盾问题。新公共服务理论作为一种来自实践的“应用科学”,它强调对政府的责任意识、服务理念与公民精神等的尊崇和彰显,而这些不仅能够让我们客观地反思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实施困局以提供崭新的参照系,还为进一步的改革创新构筑了生动鲜活的推进机理。通过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一般性原则与政府权力清单制度这一特定领域的公共行政改革相关联,提出当前完善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应该做好强调政府责任,匹配权责关系;注重减权增服,提升服务效能;营造民主氛围,突出公民参与。     

数字平台反垄断的目标考量

选择合适的反垄断目标是对数字平台进行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欧盟与美国等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数字平台反垄断目标选择存在较大差异,存在“一元论”(专注于经济福利单一目标)和“多元论”(包括经济福利在内的多种目标)的分歧。本文从反垄断机构和数字平台企业两个视角分析我国数字平台反垄断的目标选择问题。研究表明,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目标应当以经济福利为主,其他目标应当诉诸尽可能少地扭曲竞争的其他政策工具。在国际数字平台博弈日益激烈、国内加强反垄断监管成为常态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政策借鉴意义。我国在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的同时,应充分考虑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最优政策选项及其约束条件。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法治经济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我国深入外商投资管理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标志着我国深化市场准入制度改革的决心。对外商投资主体,负面清单奉行“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治理念; 对政府管理机构,负面清单则重申“法无授权即禁止”的义务推定。法治经济不仅要求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和基础性作用,而且要求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必须依靠法治思维和方式进行经济管理和经济改革。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既是法治经济精神的具体落实,也是法治经济精神的重要保障。     

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实施问题的归因分析——基于NVivo11的质性研究

【目的/意义】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顺利实施,对于强化权力运行与监督,落实行政机关责任担当,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设计/方法】为深入探析目前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原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结合扎根理论,借助NVivo11软件作为编码和分析的工具,对15名政府工作人员的访谈文本资料进行整理。【结论/发现】研究表明思想认识存在偏差、相关配套机制缺失、社会公众参与不足、制定缺乏规范性与法律法规依据缺位这5个因素影响了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顺利实施。     

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法律问题研究

现今网络餐饮繁荣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故,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也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强烈关注。我国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立法上存在监管机构职能模糊、罚款数额设置过低的缺陷。在实践中遭遇到监管部门执法压力增加、网络平台提供者履行义务不彻底、社会监督作用失灵的困境。基于此,可以通过列出"权责清单",加大处罚力度,建立食品安全风险信息中心和信息披露制度,线上线下监管双管齐下,督促网络平台自检自查,构建社会共治格局等措施来解决,推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不断进步。     

食品安全监管：行业维度下的自律分析

＂政府监管为主,行业自律为辅＂是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所架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为真正落实《食品安全法》就监管体制所做的安排,需要从制度上强化食品行业组织的自治功能,完善食品行业自律监管机制,从而真正实现以行业自律监管弥补政府监管失灵的预期功能,提升食品安全监管的整体效率,并推动食品安全立法目标的实现。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与“阳光融资”制度之构建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缓解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规模的快速扩张,风险开始显现.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状况和制度成因,需要规范融资平台运营制度,构建地方政府的“阳光融资”制度.     

基于“6σ管理”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模式研究

在简要论证“6σ管理”对于食品安全政府监管的适应性基础上,构建了基于“6σ管理”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模式,并就其定义、测量、分析、改进、控制等工作流程和规制予以阐释,提出了政府食品安全监管“6σ管理”模式实施应注意的问题,包括注重制度和人财物等方面的顶层设计、6σ项目选择应注重问题导向机制、不能仅仅等同于做项目、把握管理工具应用的灵活性与综合性、基础数据要准确全面及时等等。     

省级政府部门推进权力清单制度研究：基于浙江实践的考察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举措。浙江省是全国第一个省市县三级统筹设计、梯次推进权力清单的省份,其省级政府部门在实施过程中依照“清权、减权、制权”的基本程序有序推进、逐步做实权力清单制度,有效促进了权力科学有效运行。各项工作体现出多方倒逼,简政放权;全面起底,管理到位;突出服务,便民利民;上下联动,梯次推进的特点。为了使权力清单制度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下一步应构建权力清单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建立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建立权力运行流程优化机制,并形成以权力清单制度带动其他改革的机制。     

伪互联网金融能否终结 ——以P2P网贷为例

运用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模型,研究了P2 P网贷平台之间以及P2 P网贷平台与监管机构之间的行为选择.发现若在政府不会主动监管的情形下,整个行业会因违规操作平台的存在,迫使合规经营的平台倾向于违规经营;若在政府采取严格监管的情形下,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与行业中违规经营平台的数量呈正相关关系;监管机构的收益、 上级行政机构对监管机构的处罚力度与行业中违规经营平台的数量呈负相关关系.其次,运用成本收益法进行分析,发现引入行业自律委员会能够帮助监管机构缓解监管压力,使得行业中违规经营平台的数量进一步降低.     

美国核能监管法律制度与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面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有限性及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核能作为能效较高的一种清洁能源,仍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近期福岛核泄漏事件引发的危机,再次警示世人核能监管的重要性,而我国《原子能法》的立法工作也已提上议程。美国建立了较为系统、成熟的核能监管的法律制度与政策,尤其是商业核电反应堆许可制度、核材料、放射性废料、核事故应急监管制度,为中国在核能监管立法、应急制度、信息监管、人才培养和中美监管合作方面提供了诸多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