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企业土地托管的实践困境及其治理

土地托管作为拥有万亿元市场规模潜力的重要产业,已经成为工商资本进入现代农业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将工商企业列为主要的政策支持对象,但在实践中,工商企业土地托管却遭遇困境。以山东省平安县丰收公社为研究案例,运用“科层理性 关系理性”理论框架分析工商企业土地托管遭遇困境的深层次原因。研究发现：政策支持形式化和部门之间的职能冲突是导致丰收公社土地托管遭遇困境的直接原因;历史因素累积使地方政府形成了规模农业的发展惯性,这是导致工商企业土地托管遭遇困境的历史原因;相关主体的关系并未协调,更多地依据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参与土地托管实践,这是导致丰收公社土地托管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因此,为了推动土地托管政策的有效执行,应大力宣讲土地托管的重大意义、加强基层涉农部门协调、强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等。     

政府应急管理信息化困境及解决之道

在对现有应急治理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我国政府应急管理信息化的现状和困境出发,以整体性治理的整合理念分析困境的"碎片化"原因,提出通过应急管理信息化的顶层设计应对这一困境,并采用总体架构(EA)来具体实现这一过程,最终走向政府应急管理信息化的整体性整合。     

征地冲突：治理碎片化与整体性救治——以N市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征地冲突事件接二连三发生。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来看,征地冲突的产生暴露了我国政府治理碎片化问题,即治理主体碎片化、组织功能碎片化、责任机制碎片化与信息数据碎片化。依据整体性治理理论,征地冲突治理必须注重“协调”与“整合”的逻辑,并通过治理主体、制度、组织、责任与技术五条路径构建整体性治理策略。     

我国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碎片化问题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随着跨域公共危机成为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常态化,有效治理跨域公共危机已成为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议题。跨域公共危机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整体性的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体系。但是在近年来的实践中,我国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却存在着政策碎片化问题。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策碎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我国目前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策碎片化问题,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出发,提供了解决我国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碎片化问题的路径选择。     

大数据时代网约车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模式研究

现有网约车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治理模式面临碎片化困境，治理规范分散化且各有差异，多种治理思路和治理手段各自为政，无法形成治理合力，“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出现。整体性治理是应对和解决治理碎片化的有效途径，坚持问题导向和消费者需求导向，完善治理中的协调机制、整合机制、信任机制，统一治理规则，整合政府治理职能，促进治理主体协同，创新治理技术手段，打造全方位、全流程保护网约车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治理网络。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整体性社区构建

社区是国家权力末梢的管理(控制)领域,也是国家和社会生活交接的场域。社区治理的关键在于借助国家权力的"在场",依靠国家及其执行机构资源和能力的同时,培育和发展社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以破解碎片化社区的行政化、空心化和隔离化等困境。基于此,本文试图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下,结合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践历程,借鉴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提出整体性社区概念与分析框架基础上,探索我国城市社区的有效治理结构,构想社区的未来发展。     

后实证主义视角下的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及其管控

机制碎片化已经成为当前全球治理发展的一个核心特征和重要趋势。但在围绕整体性治理与复杂性治理的长期争论中，实证主义研究路径未能就机制碎片化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向度作出判定，从而无法阐明面对整体性治理机制的低效或停滞，符合全球治理“去中心化”基本取向的机制碎片化发展为何没有实现多元协调和有效治理，反而加剧了全球治理失灵。文章引入后实证主义研究视角，阐释了人类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共同催生的当代全球风险社会下，理性行为体在碎片化的机制复合体中走向“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导致机制碎片化在全球治理中产生负面作用的必然性。全球风险在国际体系系统层次引发的“根本的不确定性”取代个体有限理性，成为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建立合作秩序的主要障碍。为消减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管控机制碎片化，全球治理机制构建的价值应当被理解为向行为体提供应对“根本的不确定性”的社会空间。以务实性治理实践缓和机制间竞争，以互补性机制协调抑制“规则套利”，以共同发展为导向塑造确定性合作共识，促使各治理主体在机制复合体中聚焦共同治理目标、形成共同责任感、凝聚治理方案共识、提升共同行动能力。     

整体性治理:政府治理的新趋向

作为后新公共管理时代的一种全新政府治理模式,整体性治理主张依靠政府机构间及政府和公私部门间的协调与整合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注重对民众需求的满足与整体回应.在实践中,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基础建立的协同政府模式以及新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已经逐渐成为西方国家政府治理的普遍诉求.整体性治理的治理逻辑是服务型政府的理想选择,在治理理念、参与主体以及组织形式等方面对于我国政府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特色土地托管实践的多元理论分析

土地托管关系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全面实现,土地托管亟待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入推进。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在土地托管理论方面处于整体指导地位,实体主义是土地托管的价值引导,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是土地托管的效率保障,后现代/后结构主义是土地托管的反思取向,生计框架则构成土地托管的底线思维。土地托管的五大理论不是无序的理论杂糅,而是呈现出一核多元的理论互构形态。未来土地托管理论研究应保持对土地托管多元化实践的包容心态,自觉应用多元理论指导土地托管实践,同时须根据实践变化不断提炼中国土地托管的基础理论,传播中国特色土地托管经验,提升土地托管理论范式的国际话语权,形成土地托管基础理论和现实实践的“大循环”。     

以任务为中心：县域编制资源的整体性调配机制研究

在机构编制资源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内部调配,盘活编制资源存量,提升编制资源使用效益,实现编制资源统筹调配和动态调整,是当前机构编制管理改革的重要方向。调研发现,浙江S县创新推出一条“摸清底数-绩效评估-统筹优化”的系统性编制管理改革路径,有效破解编制管理部门多样化、管理流程割裂化、编制利益私有化等多重困境,并通过编制管理的部门协同、流程闭环以及统筹优化实现编制资源的整体性调配。相较于传统以职责划分为基础的科层体制造成的政府碎片化,这种整体性调配以问题为导向,以治理任务为中心重新构建治理场景,能够在场景内部系统实现协调、整合与责任等整体性治理要求,是破解政府碎片化的有效探索。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路长制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

公路作为公共产品,是国家交通运输的重要载体。相比于突飞猛进的交通建设,公路治理一直存在“重建轻管”的问题。公路治理涉及多个管理部门,若部门协调合作机制不健全,则可能导致治理的碎片化现象,进而出现多头执法、推诿扯皮等问题。路长制作为城市公路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创新实践,在统筹协调各管理部门的基础上,克服了政府治理碎片化的问题,推动基层治理进一步走向系统化和精确化。但在具体实践中,路长制也面临着权责不清、合作机制缺失、激励制度设计不足等诸多挑战,实际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依然严重。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出发,可以通过立法规范、制度约束、资金保障及多元治理等方式突破路长制的实践困境,进一步推进公路治理的制度创新。     

精准扶贫的元要素聚焦与整体治理路径

举全国之力开展精准扶贫,业已成为当前农村建设发展的重点工作。但从全局看,精准扶贫中仍存在政策消解现象增多、项目制扶贫的负面效应凸显、脱贫主体面临短缺与流失的挑战以及区域协同合作比较匮乏等碎片化难题。破解当前困局,需要尽快聚焦精准扶贫的元要素,既要大力联合脱贫主体,积极构建扶贫产业,同时也要促进扶贫政策耦合,加速区域协同扶贫。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一方面,通过整体培育脱贫主体与人才,并以资源整合促进扶贫产业发展,为精准扶贫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政策合并构建扶贫政策圈,同时统筹扶贫的区域合作治理,为精准扶贫营造良好环境。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协同治理论析——以福州市为例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是在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下的环境整治行为。以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实践为样本,分析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在初步探索阶段、试点示范阶段、重点推进阶段的不同推进情况,发现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存在主体困境、手段困境、资金困境、技术困境,影响了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成效。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协同治理,构筑新时代垃圾分类协同共治新模式,能够化解垃圾分类治理碎片化困境,有助于实现不同主体与系统间的良性互动。各级政府需要从治理主体的责任划分、治理手段的灵活运用、治理资金的多元筹措、治理技术的协同共振等方面入手,因地制宜地构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协同共治模式。     

农村土地全程托管绩效评价——以行唐县金丰公社为例

土地托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制度改革产生的一种农业生产性服务经营方式，可以有效解决农村土地碎片化，农村“谁来种地，怎么种好地”的问题。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从经济和非经济两个维度构建托管方、被托管方、政府、中介组织多个利益相关主体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行唐县土地全程托管绩效进行综合评价。研究发现：参与土地全程托管后，农户的经济绩效与非经济绩效均显著提高；托管方次之，托管组织形成了适度的土地和劳动力经营规模，提升农业质量和效益并实现了社会价值；政府绩效最低，表明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壮大集体经济等目标在短期内未充分实现，有待提升。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整合的实践困境及其突破

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础也在基层。但目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碎片化治理”现象，如何进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整合、完善与优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重要议题。围绕“碎片化治理”改革各地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包括网格化管理、合作治理以及协商民主的实践，这些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整合，但难以克服内卷化、行政化与形式化困境。因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可以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通过理念重塑、制度建设、组织变革和技术突破，改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改革的状况，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的高效能治理。     

从科层管理到共同体治理：长江经济带流域综合管理的模式转换与法制保障

在科层管理体制下,分割的行政区域管辖和部门管理体制容易使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陷入“碎片化”困境,从而偏离流域整体性治理和公共治理要求。为此,需要推动治理模式从科层管理向流域共同体治理转变,使政府、企业、公众等主体基于伙伴信任关系与共同利益形成参与、合作、共同担责的流域社会集合体。从法制层面看,为实现流域共同体治理目标,应在借鉴域外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推动《长江法》立法进程,构建权义明确、多元融合的共同体治理主体制度,形成中央引导、流域管理机构协调、地方参与的磋商合作制度,构建完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制度、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制度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流域共同体治理提供政策法律保障。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困境与对策

国内公共体育服务的构建和完善不断推进各级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但这一实践活动面临着主体结构、信任断裂、制度保障方面的现实困境。美英国家政府重视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探索和创新治理方法以应对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在借鉴英美国家机关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各级政府应积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困境治理方案：完善关系网络,搭建治理平台;塑造信任关系,释放治理动力;健全法规制度,提供治理保障。     

地方公共危机治理碎片化的整理——“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当前,中国地方公共危机治理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碎片化倾向。整体性治理理论为整理公共危机治理碎片提供了思路。按照整体性治理理论,建立整体性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应从整体性公共危机治理战略的制定;大危机管理部门的建构;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协作治理;统一、高效的危机治理信息中心建设等入手。     

多重消解与政策偏离：基层治理对精准扶贫的影响机制

以往对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制度组织、政策技术以及文化伦理等单一维度的解释,缺乏从基层治理角度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进行机制的分析。通过对武陵山区T贫困镇的调研发现,精准扶贫实践中出现了政策框架内的识别与分配难题、扶贫文牍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困扰以及扶贫抗争增多与地方政府治理陷入困境等问题。而这正是弱治理结构与政策的连带效应、压力考核与村干部的功能替代,以及强激励之下底层农民的机会主义所导致。基层治理结构、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与治理对象的策略性应对等方面的偏差因素,共同构成了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多重消解,最终导致政策目标出现偏离。在今后的相对贫困的治理过程中,要切实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消除对扶贫干部的形式主义考核,减少扶贫政策的泛福利化影响等。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碎片化治理——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碎片化倾向。以协调、整合为核心内容的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养老保险的碎片化治理提供了思路。文章运用希克斯对新公共管理问题的批判,分析了我国养老保险的碎片化问题,提出了整体性治理视角下我国养老保险改革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