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土空间规划法》立法的功能定位与制度构建

国土空间规划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我国国土空间规划存在的理念片面化、体系复杂化、法律碎片化等问题亟须一部综合性的规划性法律予以消解和纾困.通过"本体论—功能论—建构论"的范式分析,我国《国土空间规划法》已经具备了必要性、可行性与正当性.《国土空间规划法》通过整合与协调实现法的秩序价值,通过衡量与补偿实现法的正义价值.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国土空间规划法》应当采取单独、管制性的立法模式,在大类上属于空间规划性法律;具体在制度构建上,《国土空间规划法》应当通过"开发+保护+监管"的模式完成制度嵌入.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体系建设

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就是要通过对流域内空间资源的控制、规划、干预和影响,调节流域内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实现黄河流域的持续、协调和稳定发展。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空间治理体系建设具有内在一致性。构建黄河流域空间治理体系有利于实现对流域国土空间的合理开发、科学利用和有序管理,从而化解流域经济空间分异的现实矛盾、助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升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黄河流域空间治理体系建设要聚焦科学化、系统化、多元化、民主化四项总体要求,构建科学严谨、流域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围绕主体功能区建设优化区域经济总体布局,完善政府、市场、社会三者有机配合的空间治理模式。以高水平的科技手段、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完备的制度保障和有效的政策体系为重要支撑,促进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推动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共产党土地制度变革的逻辑进程与启示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土地制度变革的历史进程与逻辑演进的梳理，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政策指向与改革重点，为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与举措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引。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制度变革和创新，其逻辑进程中的主线是以人民为中心，起点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核心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其指引是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其启示是农村土地改革与乡村振兴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实施有效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以助推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早日实现。因此，新时代的土地制度改革要尊重农民意愿与利益诉求，建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互动的良性产权关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土地要素“政府规划—市场驱动”协同配置的制度框架与国土治理体系。     

湖南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土空间规划应对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破解湖南民族地区发展滞后、提高其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和保护水平的关键举措。结合湖南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情况,分析了湖南民族地区的人口分布、自然地理、经济发展和民俗文化等特征,提出了基于“两山”理念的湖南民族地区国土空间规划重点,即：加强空间联动,优化民族地区空间布局;创新扶贫方式,构建民族地区特色产业体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大民族地区生态补偿力度。同时,提出了湖南民族地区国土空间规划路径：加强“三生空间”管控,转变依靠资源型致富的传统思维;创新生态治理方式,构建产业体系;注重生态系统整体保护,有效提升空间治理水平。     

论知识经济时代土地科学的创新发展

知识经济的发展对土地科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土地科学在新的形势下,应建立起面向知识经济的完备的土地学科体系、理论创新体系、研究方法体系和土地管理体系,以适应以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     

论宪法视野下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作为国土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对于推进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更高层次上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是整个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制度依据主要表现为政策性文件,缺乏权威、统一和专门的法律规定,与依法治国时代背景下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需要加快构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法律制度,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供法治保障。本文以此问题为导向,把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置于宪法视野中加以审视,主要通过历史梳理和文本分析,厘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科学内涵,探究其合宪性基础和宪法许可界限。本文认为,我国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相关的宪法规范经历了以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所有权确权为主的萌芽阶段、以各自然要素分散管制为主的发展阶段,以及全域全要素统筹管制的确立阶段。如今,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因应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任务、保障国土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秩序、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要求,从而得以在现行宪法中找寻到其获得宪法许可的合宪性基础。与此同时,现行宪法又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设定了许可...     

关于加快土地整治创新的思考

近年来,土地整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为我国粮食的连年增产和国家粮食安全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未来10年,通过土地整治,预计可新增粮食产能约2 000亿kg。如何把潜能变为现实？加快土地整治、加强土地整治制度创新和科技支撑是根本途径。土地整治创新需要重视土地整治内涵和类型的变化;需要重点关注农村腹地、城乡结合部、农牧交错带、山缘带、城中村等区域;急需解决科学编制和严格执行土地整治规划、平衡资源与资金匹配、切实维护土地权益、加强土地整治制度建设、充分调动基层国土资源管理工作者的积极性、加强土地整治队伍建设、提高土地整治科技支撑能力等关键问题。     

新时代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建设

建立科学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是新时代我国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而构建统一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实现管制对象的全覆盖和管制内容的全方位,是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要在全面推进城镇空间、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的用途管制制度建设基础上,重视不同空间的功能融合;要为地方管理和创新活动留有空间,刚柔并济;要加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夯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建设基础;要加强生态保护补偿等配套制度建设,体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公平原则。     

英国土地管理的成功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英国的土地管理建立了较完善的土地管理体系、建立了受法律严格保护的土地产权体系、建立了科学的土地利用规划体系、建立了极富特色的土地开发保护体系,并具有通过立法使土地经济活动行为法制化、通过经济计划使土地资源配置合理化、通过财税政策使土地资源利用高效化、通过社会公共组织的运作使土地市场行为有序化、通过公众参与使土地利用规划民主化等特点.借鉴英国先进的土地管理经验,中国土地资源管理必须健全土地开发利用法律体系、建立合理的监督机制、完善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土地规划制度、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土地保护政策.     

英国城乡规划实践及其启示——以重庆为例

英国的城乡规划在规划体系、规划管理、城乡规划法规制度、城乡规划编制等方面的实践,对重庆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的启示主要有:加强政府主导、形成一体的城乡规划管理体系、重视空间规划、注重乡村保护和发展、强化规划的实施保障。     

以国土空间布局的优化推进“十四五”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关键阶段,从空间布局、制度创新和城市发展等层面,对“十四五”时期中国构建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体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在空间布局层面,需要以因地制宜的区域重大战略为引导,进一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做强、做精重点开发区与保护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主体功能区战略,构建起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 在制度创新层面,通过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深化区域合作新机制和建立面向现代化的区域政策调控机制,以现代化制度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 在城市发展层面,通过提升城市人的现代化,打造城市经济现代化和现代化的城市基础设施,规划科学的城市群结构,建设中心城市与城市群基础设施、要素之间的共建共享与自由流动机制,建设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依托科技创新转变天府新区经济发展方式

［摘要］“十二五”规划迎来西部建设新的机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科技创新为依托转变天府新区经济发展是新时代提出的要求。科学规划定位,集聚科技创新资源,创新一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抓好起步区建设;完善科技体系,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推动科技体制机制创新,建立集聚科技资源的制度体系;秉承科技创新,增强主体自我创新能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依托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转变天府新区经济发展方式,是推动四川新一轮跨越式科学发展的关键。     

国土空间规划中“双评价”的内在逻辑与外部定位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由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与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组成的“双评价”正是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通过梳理“双评价”实践经验和研究进展指出,目前由于存在“双评价”出口、尺度与驱动内在逻辑的失范,导致作用指向、层级匹配与主体结构3个层面的外部定位混乱,限制了评价成果应用于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可行性。从规模数量与空间布局、“自上而下”与“自上而上”、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的三重融合视角,重新厘清“双评价”的内在逻辑,进而明确相应的外部定位,优化“串联递进式”的评价路径为“串并联混合式”,为提升“双评价”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有效支撑能力提供思路与参考。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诉求与国际视野

社会变革的需求,时代发展的呼唤,从来都是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动力之源。马克思主义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化,为社会主义制度提供合理辩护;马克思主义是党和人民的精神支柱,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理论的武装作用,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具有博大精深的内涵,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化;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     

制度变迁视域下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优化逻辑

土地储备治理体系是国家加强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优化土地资产配置、增强土地市场有效供给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发展权利益分配、权利归属等问题凸显,其中因土地储备治理体系滞后而带来的问题较为常见。以制度变迁为视域,梳理土地储备体系的法理考察与实践演进,探讨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优化逻辑和具体路径,将为高效配置土地资源、提升城市品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新模式和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以重庆为例,从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现状出发,对近年来土地储备总体经营情况、重点功能片区土地经营效益、土地储备治理体系展开实证分析,实践表明土地储备治理体系土地储备融资渠道得到拓宽,有力支持了当地经济建设,土地储备财务风险得到控制,土地储备监管更为便捷,土地储备促进了重大项目工程建设的推进,土地储备中心加强了一级市场调控,建立储备土地信息库,科学编制储备计划,加快推进前期开发,统筹安排各类资金等工作。不足之处在于,土地储备机构职能权限界限不清,储备整治工作资金保障机制不太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引领土地储备整治工作的机制尚未建立,土地储备前期开发、系统性风险问题未得到足够重视。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应以土地确权带动土地流转,以土地流转激活土地储备,强化土地价值管理,增强土地附加功能,健全土地储备体系有助于有效利用未开发的土地资源、减少土地资源的闲置和流失、保障土地资源发展权。进而从宏观上提出以土地确权带动农村土地流转,以土地流转激活土地储备不断创新的改革路径;从微观上提出应理顺土地储备组织治理体系、优化土地储备资金融资体系、完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体系、优化城市空间治理体系、加强土地储备系统性风险应对,进一步规制宏观经济下行、土地价值下跌等系统性风险等方面进行完善的具体路径。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转型背景下的实施困境及法律对策

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在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背景下,其经历了从独立的生态空间管控制度,到从属于总体国土空间管制体系之中的重大转型。在这一制度转型背景下,当前生态保护红线的实施受到一定的阻碍,而相关研究对此关注不足,主要问题包括：“三线一单”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不足,“三线一单”的适用方式不明确,生态空间治理中的体制性障碍。对此,未来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完善与发展,需要在生态空间管控体系中确立生态保护红线的强制性效力,明确生态保护红线的适用方式。同时,针对我国生态空间治理中的体制性障碍,还应强化部门间的沟通协调机制。     

土地利用规划面临的若干问题及其对策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政府调控土地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过去两轮规划客观上存在诸多问题,新一轮规划修编面临更高要求。本文通过对我国土地利用规划一系列基本问题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加强规划基本问题研究、尽快制订规划专门法规、以可持续发展理念编制规划、重视规划的公众参与以及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等对策。     

国土资源陆海统筹利用研究——以浙江舟山群岛新区为例

基于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概况和国土资源利用现状,在分析新区建设面临的土地问题和开展国土资源陆海统筹意义的基础上,从坚持规划先行,建立用地用海规划衔接体系;坚持生态优先,创新耕地占补平衡机制;坚持协调联动,建立科学的陆海资源统筹利用管理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了研究建议,努力构建海陆资源联动开发、综合利用的新格局,积极探索形成陆海统筹、协调发展的管理新模式.     

生态价值视角下对我国土地法律体系的反思

我国现行的土地法律体系注重于土地开发与利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调整,管理目标上以提高土地经济价值和耕地管护为核心,忽视了从根本上维护土地的生态价值,这将导致土地利用难以为继,危害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整体环境。应当以生态价值的视角重新审视传统立法理念,创新相关法律理论,构建以保护土地生态价值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土地法律体系,促进人地关系的真正和谐,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土空间治理与央地协同：基于“区域—要素”统筹的视角

明晰国土空间治理中的央地关系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体制改革的重要保障,也是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的深水区。我们立足于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应用“区域—要素”统筹的分析框架,探讨国土空间治理领域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互动的基本逻辑与纵向体系建构的核心问题,提出“区域—要素”统筹是理顺央地事权关系、搭建现代化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的关键,进而在“区域—要素”统筹的理论框架下提出旨在“区域功能有序”的央地协同机制和“要素有效管控”的央地事权分工方案。未来我国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权责清晰,形成各级政府权责分明的制度化分权模式;底线思维,加强中央政府对安全风险与空间结构的底线管控与局部聚焦;协同共治,以自然资源管理为支撑的区域统筹治理将成为央地协同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