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支持、干群互动与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

运用2016年陕西省农村贫困居民的调查数据,通过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村贫困居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贫困居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水平较低;代际支持、干群互动、对精准扶贫政策的了解以及精准扶贫项目参与都显著地提升了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并且这些因素对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有着很高的预测效果;此外社会人口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所能解释的满意度的方差比例极小。针对这些发现,提出了加强与贫困农民互动、促进贫困家庭的和谐和交流、加大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宣传和解读以及进一步加强精准扶贫项目的落实等对策建议。     

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民族地区产业扶贫效果——兼析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发展的路径与策略

产业建设贯穿我国农村发展始终,一直是我国反贫困的重要政策措施。家庭禀赋差异对产业扶贫效果影响显著。基于对民族地区的实地调研和569户贫困家庭的问卷调查,发现:家庭健康人力资本对产业扶贫效果影响突出;户主技能与职业状况通过影响家庭社会资本进而影响产业扶贫效果;贫困心理通过影响贫困家庭经济行为进而对其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阻碍作用。农村产业发展应将家庭视角纳入政策过程,从贫困家庭的构成差异中理解其不同的利益诉求,做到真正的"精准施策";政府应平衡"发展"与"服务"两项职能,重点提升贫困家庭发展能力,激发其发展潜力;破解贫困家庭的心理陷阱是激发其内生动力、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的关键。     

意愿、资源、能力约束下精准创业扶贫模式运行机制的实证研究

中国情境下的创业扶贫工作受到创业意愿不强、创业资源不足、创业能力不高的约束,必须将创业扶贫与精准扶贫相结合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精准脱贫。聚焦于意愿、资源、能力约束下精准创业扶贫模式运行机制及政策设计,以陕西省礼泉县栖霞镇袁家村创业扶贫为案例,运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旨在有效构建意愿、资源和能力约束破解与精准创业扶贫模式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意愿、资源和能力约束下创业扶贫的“输血”“活血”“造血”“换血”等典型模式需赋予其“精准”内涵;精准创业扶贫模式可通过自助、互助和他助机制实现;精准创业扶贫政策需从系统性、整体性、时效性、层次性等角度予以优化。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如下结论与启示:当前中国贫困县中开展的 “互联网”“科技特派员”“经济共享发展”“农业科技示范园”等典型创业扶贫模式需从意愿、资源和能力约束破解视角予以完善;不同的精准创业扶贫模式适用于不同的意愿、资源、能力约束条件,且在运行中必须将多种扶助机制融会贯通;针对具体的精准创业扶贫模式,相关政策仍需从意愿瓶颈突破效应、资源缺口补偿效应以及能力差距缩小效应等角度予以评价,并建立基于以上效应动态监控的精准创业扶贫政策优化方案。     

国有企业民营化效果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全面刻画了国有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并运用Wilconxon符号秩检验和多元统计分析,比较民营化实施前后国有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变化情况。通过Wilconxon符号秩检验发现,从民营化后第1年到第4年,上市公司的绩效都得到了显著提高,而且民营化对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是持续而显著的。多元统计分析在控制资产负债率、资产总额、流通比率以及固定资产比率等影响因素后,发现民营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     

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精准扶贫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精准扶贫政策工具作为实现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政策预期目标的有效途径,在进行政策文本分析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梳理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发展历程和政策工具应用情况,为转承的乡村振兴研究提供支撑。基于2015—2019年111份精准扶贫国家政策文件,构建X政策工具维度、Y扶贫领域维度、Z扶贫价值链维度的三维分析框架进行政策文本分析。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基本完成,呈现立体网状结构;政策工具运用重心向能力建设型工具转移,但命令型工具仍使用过溢,自愿性工具严重不足;在扶贫各领域方面,精准扶贫政策工具结构分布不均,社会保障领域响应最多;脱贫致富是精准扶贫政策的首要目标,而公平正义则是根本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提出政府在精准扶贫乃至转承的乡村振兴政策实施和政策工具应用上的对策和建议。     

喷动床最小喷动速度的计算颗粒流体力学数值模拟

基于第二期“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中的706个合作社样本,采用OLS和Tobit方法分析了合作社经营绩效对其精准扶贫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合作社经营绩效与精准扶贫参与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在对模型进行改进和选择代理变量检验后结果依旧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合作社经营绩效与获取政府补贴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同样存在“U”型关系,后者正是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动机所在。鉴于此,政府应加强对精准扶贫参与主体的核查,同时须支持合作社发展,以壮大其帮扶带动能力。     

2013—2016年我国精准扶贫研究趋势分析——基于知识图谱视角

精准扶贫是党和国家提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自2013年实施精准靶向式的目标任务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运用Citespace分析软件对CNKI数据库收录的2013—2016年间中国扶贫领域的论文从发文时间、作者、关键词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相关的知识图谱,从中梳理出近年来精准扶贫的研究热点、变化规律以及发展趋势。研究发现： 2013—2016年扶贫文献呈现增长态势;扶贫领域的主要热点关键词为“精准扶贫”“扶贫工作”“扶贫开发”以及“产业扶贫”等;精准扶贫研究重心发生了一定的转移,从精准扶贫初期的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向如何将精准扶贫落到实处、如何检验精准扶贫的成效、如何让脱贫后的农民自我“造血”、如何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等方面不断推进。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业效应研究

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和2011～2018年的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从宏观视角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创业活动的发生；从区域发展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创业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对东部地区的创业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从创业类型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作用大于生存型创业；此外，分位数回归显示随着创业户数的增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逐步减弱。基于以上发现，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提升创业效率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农村困难家庭2014～201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扶贫先扶志,增强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已成为扶贫举措中一致的共识。基于2014～2016年中国农村困难家庭面板数据,尝试探究精准扶贫以来,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贫困深度越深其脱贫内生动力越低;陷入贫困时间越长其脱贫内生动力越低;单纯提供资金补贴帮扶方式显著降低其客观脱贫内生动力,提供就业创业的积极帮扶能显著提升其主观脱贫内生动力。对此,建议精准扶贫政策设计考虑对贫困群体建立有关贫困深度和陷入贫困时长等系列评价指标体系,实施分类管理和帮扶,贫困程度较深者除了物质帮扶以外,更应注重培育其脱贫内生动力。同时还应实施积极的帮扶政策,构建责任关联的现金给付制度。在2020年全面脱贫后对贫困程度较深者持续进行跟踪并健全政策配套。     

以党建促扶贫：党组织嵌入与非国有企业精准扶贫

脱贫攻坚是我国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党的领导是脱贫攻坚的根本保障和根本优势。基于2016—2021年中国A股非国有企业样本,实证检验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影响及机理。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且这一关系受到高管特征的影响。渠道分析表明,党组织嵌入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扶贫意识和扶贫能力来促进精准扶贫。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于“输血”式扶贫,党组织对“造血”式扶贫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同时党组织嵌入还显著提升了扶贫成效。     

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第一手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贫困状况及其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5个维度,借助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考察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对当地扶贫政策落实满意度较高,但也对政策完善心存期待;陕南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减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利民”之举,也是“利国”之举,能极大增强贫困农户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时,要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与政策的相关性着手,以“农民知不知道、需不需要、参不参加、满不满意”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工作成效的依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评价权,以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教育扶贫的产出效应研究

我国教育扶贫政策涉及教育领域扶贫和依靠教育脱贫两方面。1986年国家实施义务教育制度,这是我国开展教育领域扶贫的重要标志,以此为起点梳理法律与政策对教育扶贫产出效应的应然要求;从实际结果和作用机理角度,分析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精准脱贫产出效应的实然效果;在分析影响产出效应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旨在促进区域更好协同发展,提出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产出效应的质量对策。     

资金流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

基于2006—2019年全国722个脱贫县和1058个非贫困县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乡村产业振兴指数,实证检验了金融资金流动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资金流入能显著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且对脱贫县的促进效果强于非贫困县;金融资金流动主要通过带动“实物流”“技术流”和“人才流”发挥促进作用,实现乡村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及产业体系的现代化,进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需求端、普惠金融发展的供给端和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政策端均能对促进作用产生正向效应。     

在华外资法人银行经营发展动因研究——基于Orbis数据库的实证分析

利用从BVD公司的Orbis数据库获得的29家外资法人银行的资产资料，通过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对外资银行在我国经营发展的背后动因进行计量检验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外资银行母国对华非金融直接投资是促进在华外资法人银行资产规模扩大的主要因素，而母国和中国的双边贸易对外资银行资产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     

教育扶贫的基层实践创新———海南省及琼中县教育精准扶贫调查

教育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方式,在扶贫工作中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 教育扶贫从理念、政策到实施,需要通过实践创新进行实践转化,而实践转化的程度体现政策设计的合理性和适用性。海南省是较早开展教育扶贫的地区之一,先后实施了教育扶贫移民、职教扶贫等反响较大的项目。 开展精准扶贫以来,海南省以“全上学、全资助、上好学、促成长冶作为教育扶贫的目标,制定教育精准扶贫政策体系。 文章基于实地调研,概括海南省教育精准扶贫思路及省级层面政策设计,并用琼中县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经验来证明,基层的实践创新可以将省级教育扶贫理念和政策设计变为现实。 海南省、县两级政府加大投入、利用教育系统人力资源优势,在教育保障、教育资助、贫困和留守儿童关爱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因素分析——兼论农村的扶贫现状

利用五省农户调查数据,对农村扶贫的现状及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主要的致贫原因是患病。现阶段,农民普遍认为所在村贫困户的选择和扶贫项目的安排比较合理,并且村及户层面的扶贫效果都比较好;但同时,有约12%的农民对当前的精准扶贫政策不太了解。进一步,建立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二元选择模型,发现:所在村贫困户选择是否合理、扶贫项目安排是否合理、人均纯收入水平、年龄、是否患有大病、是否参加村委会选举、生活污水是否通过管道排放,是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重要因素。从扶贫政策相关因素来看,农村贫困户的选择越合理,到村的扶贫项目安排得越合理,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的评价就越高,说明未来精准扶贫政策应该在扶贫资源合理、准确配置等方面继续发力,以进一步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成效,实现国家扶贫脱贫战略目标。     

精准扶贫、全要素生产率与县域经济发展——基于滇桂黔国家级贫困县的证据

基于2008—2019年滇桂黔县级面板数据,采用PSM-DID识别了精准扶贫方略对县域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并且其对县域全要素生产率、纯效率、规模效率改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精准扶贫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纯效率、规模效率等渠道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且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因子对县域经济增长均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精准扶贫对人均GDP具有持续性影响,但其促进效果在不同类型县域存在异质性,表现为对民族县、山区县、非革命老区县影响更为显著;经验表明,在5年衔接过渡期内仍需从产业发展、教育投入及资源优化配置、治理水平提升等方面着手,全面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好“扶上马送一程”工作。     

精准扶贫中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精准扶贫是30年来扶贫治理的经验总结,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4个环节,从“漫灌式”转向“滴管式”,注重“靶向治疗”,使贫困资源聚焦贫困人口,保障扶贫政策精准落地。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落实精准脱贫需要在社区治理结构与治理基础上,依靠社区治理主体的配合进行。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有利于贫困社区整体转型,更影响着精准扶贫的实施及其效果。基于陕南F村的实地调研,以精准扶贫为背景,分析政策实施过程中社区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在贫困社区治理中遭遇的实践困境,进而探讨通过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保障精准扶贫有效落地的可行性。通过倡导参与式贫困治理、构建弹性治理结构、完善动态治理机制、强化社区治理技术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最终落实精准扶贫的4个环节,实现“六个精准”。     

示范效应、社会网络与贫困地区农村家庭可持续生计——来自创业视角的实证分析

创业作为产业发展的源泉,对促进贫困地区家庭可持续生计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基于2018年贫困地区农村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示范效应、社会网络等因素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示范效应、社会网络会显著影响贫困地区家庭创业行为,分组回归显示,示范效应及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因民族类型、是否贫困等因素存在一定差异,与汉族家庭相比,少数民族家庭创业行为受示范效应及社会网络的影响更大,示范效应对贫困家庭的创业影响更大,而社会网络对非贫困家庭的创业影响更大。此外,文章还发现人力资本、收入水平、距离市场中心的远近均对家庭创业行为有重要影响。     

对口帮扶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政策有效性评估

首次利用2013年在广东省实施的对口帮扶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省内对口帮扶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政策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省内对口帮扶政策显著地促进了被帮扶城市的经济增长，使得实验组比控制组的实际GDP和人均实际GDP分别提高约6.31%和8.84%，此结论在经过多重识别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利用三重差分法检验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发现，对口帮扶政策在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表现出了更强的经济增长效应；省内对口帮扶政策的实施主要通过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旅游扶贫和社会兜底保障扶贫等渠道对城市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而在科技扶贫、教育扶贫、社会保障兜底扶贫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提升等领域依旧需要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