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价值”目标互动视角下的合作社养老行动分析

农民合作社积极提供乡村互助养老服务,承载经济供养、生活照护与情感慰藉等重要功能,是对乡村传统养老模式的重要补充。基于社会行动理论,从“现实—价值”目标互动分析的视角出发,对H省H合作社的养老行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H合作社养老不仅具有延续传统孝道文化的价值诉求,同时还具有提升乡村老人生活质量的现实诉求。H合作社养老是H合作社组织“现实诉求”和“价值诉求”的行动目标持续互动的结果。H合作社养老双重目标的互动过程包括合作社养老理念的生成与灌输、合作社养老行动的沟通与协调以及合作社养老服务的实践探索。完善合作社养老必须加强合作社养老的体制机制建设,加大合作社养老的政策宣传力度,提升合作社养老资源的汲取能力,提升合作社养老服务的专业技术能力,促进合作社养老产业的多元融合发展。     

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演进、实践模式与发展走向

农村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极具本土化色彩和社区重建思想的新型就地养老方式,对于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纵向时间维度对唐朝的农社、宋代的义庄、清朝的太监庙和姑婆屋、“大跃进”时期的福利生产养老组织等互助养老雏形进行了梳理,并从横向空间维度对当代涌现的政府主导、民间支持和精英带动3种互助养老类型及适应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立足互助传统、整合社区资源、拓展互助范围、创新互助形式4个层面,提出了促进互助养老从“民间互助”向“规范互助”、从“一元互助”向“多元互助”、从“老老互助”向“代际互助”、从“志愿互助”向“储蓄互助”转变的发展思路。     

论“时间银行”模式在居家养老中的应用

随着中国银龄社会的来临,居家养老已经成为解决我国养老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关键点,而＂时间银行＂模式下的互助养老则是解决居家养老问题的重要途径,尤其适用于现行机构养老资源不足,中低收入者比重较大的地区。本文结合社区照顾模式的专业方法与技巧对＂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方式进行深入探讨,并为推动＂时间银行＂模式下的居家互助养老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一些政策和操作性建议。     

自主治理：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模式选择

从“村庄本位”角度提出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关键在于自主治理。美国“村庄”互助养老的本质特征就是“老年群体本位”自主治理,其通过“在地化养老”目标统领、自主组织引领、适应性规则供给、以老年人为基础的资源供给、全过程监督等保证互助养老福利的合作生产与有效供给。深化中国农村互助养老自主治理,需要树立人本主义与合作生产理念,建构以自治基础的合作治理体制,培育自主组织引领的参与式治理方式,完善资源保障、制度供给与多元互助的长效治理机制,从而形成内外协同、上下互动的“发展术”,保障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持续性与有效性。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主体特征及模式选择

基于合作生产理论和社会参与理论,构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主体特征及模式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社会调查数据,通过潜在类别分析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参与不同类型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老年人在个体特征、意愿、能力、认知上存在群体特征差异,经济保障能力特征差异不明显。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模式可分为全面互助模式、生活-情感互助模式、日常-情感互助模式、低互助参与模式四类;与低互助参与模式相比,老年人对其他互助模式的选择受到个体、家庭、村庄和社会层面因素的影响。建议提高农村专业照护服务供给、重塑农村互助理念、降低互助养老可替代性、释放老年人互助养老积极性。     

数字官僚主义：何以生成，以何矫治?——基于“结构—行动者”框架的分析

数字官僚主义是披着“技术马甲”的官僚主义,表现为数字技术工具理性代替数字治理价值理性而呈现的“痕迹主义”“电子衙门”“政绩泡沫”“创新悬浮”等现象,是功利主义与主观主义在地方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映射升级。政治结构与核心行动者构成理解数字官僚主义何以生成的关键变量,由此形成“结构—行动者”的分析框架。研究认为,数字官僚主义是政治结构下的压力传导逻辑与利益行动者的执行偏差逻辑之双重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此,尝试提出通过构建多维式制度结构与泛在化行动策略以矫治数字官僚主义,实现“数字善治”。     

发展话语下我国农村留守老人的福利之“痛”

追求现代性的发展话语正在中国复制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主义路径。中国在向现代化转型这一过程中,上亿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改变了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结构,削弱了家庭和社区的养老功能,恶化了留守老人的福利状况,留守老人及其家庭并不能完全通过能动应对来克服,因此对留守老人养老造成不利影响。然而,追求现代化范式的国家制度框架正越来越强化村庄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却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来应对留守老人面对的福利困境,从而导致其养老结构出现“断裂”,成为被现代化“抛弃”的群体。     

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探索与政策含义

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以建构主义为思想基石,聚焦于考察技术被建构的过程。在该理论框架中,技术被界定为社会行动,从而消解了传统的“人—机”二元论,而走向一种“可塑因—不可塑因”的新二分法;技术的结构即是围绕技术的社会行动结构,各个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分布和互动关系可运用网络方法加以分析;技术发展是一个建构的演化过程,其动力源自于各类行动者的建构作用,多样性源自于各类行动者的异质性,行动者之间的协商构成了选择环境;社会建构论包含一种建构论的政策思想,强调政策干预的持续性、地方性以及政策决策民主化。     

空间再造与秩序重构：农村互助养老的运行逻辑与生成机理——基于上海市奉贤区“四堂间”的经验观察

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逐渐呈现割裂式发展,两种模式之间缺乏互动平台,农村养老面临养老空间挤压和秩序失衡等问题,互助养老成为农村社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一种新策略。上海市奉贤区通过再造养老空间重构农村养老服务格局,建构了一种新的互助养老样板。空间依托、养老文化和现实需求是互助养老运行的逻辑要素。农村互助养老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村庄自主供给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结合,形成了多元主体合作共治;通过依托在地化的组织环境、凝聚共同化的合作行动、建构生活化的场景体验,互助养老实现了以家庭为单一主体的家庭养老到个体、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和政府等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助共养的秩序转变。     

政府主导型农村互助养老：衍生逻辑·实践框架·路径取向

农村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养老模式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政府在这一过程担当了主要推动角色。目前学界对于政府主导型农村互助养老及其产生原因与实践框架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政府主导型互助养老的衍生呈现出自身的逻辑理路，以X县的典型个案为例，在实践中表现为目标取向多维、主体多元参与、结构多层次的实践框架。为有效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家庭功能式微、社会经济转型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农村养老困境，应科学界定政府在农村互助养老中的地位和作用,构建面向老年人需求的互助养老政策体系、加大政府主导型农村互助养老供给机制创新，丰富政府主导型互助养老的服务内容和方式。     

农村互助养老的合作生产困境与制度化路径

基于"自助-互助"原则建立的农村互助养老是一个短期利他但长期利己的互助合约。田野调查发现,在村庄缺乏普遍互惠规范的情况下,因社会信任水平低下和动员方式不当而不能激发出足够强烈的合作动机,农村互助养老的合作生产难以建立并持续。因此,应构建具有"小公共性"的现代村庄共同体,为建立农村互助养老合作生产长效机制提供环境支持;应针对农村老年人弱势性特征以及短视性决策行为,构建改进版的基于互联网技术治理的"时间银行"互助模式,为合作生产的发展提供持续性与制度化的内在激励;应将农村互助养老中的合作生产升级为组织层面的全流程集体合作生产,并通过内嵌于生产过程中的需求偏好显示机制和自我增权效应,实现农村养老服务永续供给的闭路循环。     

结构二元性：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之分析

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宏观的社会结构制约性,它对微观的个体理性行动者进行着引导、规范和约束。个体作为理性的行动者,他们也不断对现行公共政策进行反思,并通过与政府部门的沟通或者集体性抗争的实践行动不断改进和建构新的公共政策。因此,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者即是在宏观一微观这样一种结构二元性中互构的。论文在分析了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的内在要素之后,对它们的互构过程进行了剖析。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公共性生产逻辑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多主体协同是在共同体框架内进行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在于其公共性。结构-文化-行动者的三维分析框架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公共性的生产逻辑提供了解释。基于湖南湘西J村人居环境改善的案例研究发现,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引导、规范纠偏与压制,科层体系下的权力控制以及集体主义优先于个人主义的道德结构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公共性生产的压力来源;农村熟人社会对人情关系、公共空间对话和乡村精英的培育为该共同体公共性的生产提供了弹性空间;而个体行动者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利益选择、参与型的意义建构和服务型的价值认同则促使其自主生产公共性。     

结构化社会互动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研究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存在意义认知单一、支配机制不健全与身份合法化难等问题,以吉登斯结构化社会互动理论为基础,明确自治主体与社会组织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调控作用,探析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意义结构、支配结构、合法化结构,发挥吉登斯结构因素与行动因素的相互作用,完善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主体人员自治、政府党建引领、社会资本嵌入等动态过程,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     

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化演进及完善

农村互助养老能弥补现有农村养老保障的不足,提升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质量,但农村互助养老尚存在定位不明确、资金难持续、管理欠规范和专业服务缺乏等问题。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效果的最佳路径是制度化。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从价值共识、规范制定和组织管理三个要素和普适性、稳定性两个维度分析发现,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正处于由自发地、无序地互助到有序、规范、稳定、普适的互助养老模式发展的制度化演进中,现阶段还存在互助价值偏离、资金人员匮乏和结构功能失衡等文化认知困境、组织困境和规则困境,需转变理念,增进共识;整合资源,多元筹资、合理配员、明确权责,以理顺秩序,提升效果。     

人口 “空心化”与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供给困境研究

人口“空心化”问题已成为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供给的最大约束条件,全方位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工作方式、社区文化和经济。城乡空间居住距离动摇家庭代际互助基础,即使“隔代照顾式”随迁和“女儿养老”的家庭功能自适应调整亦难以扭转变局。政府同时扮演规定性角色和开放性角色,后者容易陷入“主导”幻觉和制度创新“盲点”。基层治理组织受人口流失影响,其管理能力与村民所期待的养老服务角色间存在差异。志愿部门出现“非典型性失灵”,发展动力不足。政府成为其参与农村养老服务最大的推动者,但因得不到所嵌入制度环境以及社区网络的支持而出现效用递减。因此,突破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供给困境需要政府由“主导”角色转向合作“平台”角色,通过知识转移机制、合作纠偏机制和非货币奖惩机制构建社会合作网络。     

“安老怀少”:构建高质量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在低生育率和老龄化背景下,要实现老有所安和关怀少年的成长,国家体系化的高质量养老公共服务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分析“一老一小”人口形势、生育意愿下降背后的原因,研究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的路径。研究认为,构建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要强调“一个中心”:敬老爱幼、安老怀少;“两翼互动”,打造老年友好型社会和生育友好型社会;“四轮驱动”,即高质量取决于服务的福利性、有效性、可及性和及时性。研究还认为,对高龄老人、独居老人、空巢老人和失能老人群体的服务是养老服务业的重点人群,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养老责任包括对这些人群的兜底养老、普惠养老、公平养老和品质养老的责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包括老年的价值友好、文化友好、政策友好、环境友好和服务友好;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生育责任包括适度生育、优化生育、生育服务和生育保障的责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则要体现生育的价值(文化)友好、福利友好、婚姻友好和服务友好。研究表明,在全方位构建现代化“安老怀少”统一的政策、制度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中,社区是关键环节,需要顶层设计和分类推进相协调,才能实现人口均衡发展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双重目标。     

农村“邻里互助”养老法律规制研究

农村“邻里互助”养老符合人权保障的内在逻辑,是贯彻实质法治的必然要求,其本质上是对老年人服务权利的保障。目前,农村“邻里互助”养老面临着经费不足、专业护理人才匮乏、服务质量偏低、缺乏有效的管理评估机制、应急处置制度尚未建立等问题。对此,需要建立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管理评估机制、人才激励机制、争议处理机制、应急处置机制等,修订和完善养老服务的内容及标准,以建立健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农村“邻里互助”养老服务长效发展。     

基于行动者“满足性失灵”的社会稳定风险动力机制构建

社会稳定风险是指社会秩序遭受破坏、导致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无法正常进行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社会稳定风险事件具有“人化属性”和“工具性”特点,从行动者视角可以调和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各执一面的风险本体观。基于行动者动机的内在需要可以抽象出行为产生的一般模型,从中提炼出基于需求层次动力学的“满足性失灵”解释框架,该框架支持相关的理论整合,同时对经验问题的动力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论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

20世纪90年代,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从个体行动者与法人行动者出发,试图整合社会学理论微观主义与宏观主义,因而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是由包括行动系统、行动结构、行动权利以及社会最优等四组基本概念构成的。理性选择理论不仅要分析个别行动者的行动,而且要努力能够从对微观行动的分析上升到对宏观社会结构的分析,这集中体现在对法人行动的分析。因为法人行动不只是分析行动系统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更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和显著特征之一。但是,他的理论忽视了行动者的偏好、欲望以及心理预期,忽视了感性选择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体行动以及社会行动的制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