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中农户“争贫”现象解析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领域内存在着农户争当贫困户的社会怪象,以均贫扮贫赖贫以及盼贫为四种典型的表现形式。农户争贫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扶贫程序设计存在不足、乡土社会心理异变、微观场域权力失范以及农户内生脱贫动力匮乏是农户争贫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其治理之策是进一步完善扶贫标准和程序设计、引导农户树立正确的公平观、确保农村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以及增强贫困户精神脱贫的动力和能力,由此来推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实。     

“增减挂钩”制度在农村贫困治理工作中的应用研究——以云南省农村易地搬迁项目为例

"脱贫攻坚"工作过程中新问题、新难题不断涌现,中国的贫困治理工作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扶贫开发的思路和办法。通过对云南省农村扶贫工作中易地搬迁项目的实地调研,发现当前在这类项目推动过程中存在着宅基地用地不集约、村民债务压力增加、地方政府财政/债务压力增加的问题。应依托当前"脱贫攻坚"阶段国家给出的土地政策红利,结合已有的相关经验做法,将"增减挂钩"政策及在其基础上的指标交易制度与已有的易地搬迁等扶贫工作经验紧密结合,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释放政策红利,从而有效解决易地搬迁中存在的问题,形成更为高效的农村贫困治理体系。     

政策边缘人：理解基层政策执行难的一个视角——以精准扶贫中的“争贫”为例

当公共政策只针对部分社会群体的时候,靠近政策分界线但又没有享受到政策利益的群体就会成为政策边缘人,政策边缘人属于利益外群体,但其结构性位置却又让其最接近分享政策利益,属于潜在受益者。在社会分化和竞争的背景下,政策边缘人与其他条件差不多的群体对比会产生相对剥夺感。政策边缘人会认为享有政策利益本应是他们的权利,于是他们基于维权的想法会通过各种方式谋取政策利益,在此过程中就会影响到基层公共政策的执行。因此,建议通过提高基层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等方式减少政策边缘人对政策执行和基层治理带来的消极影响。     

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有效探索——基于P县“社会大救助”体系的考察

随着2020年完全消除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治理成为后脱贫时代的重要议题。通过对P县社会大救助体系的分析发现,将相对贫困治理与社会救助相衔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大救助体系,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有效探索。相对贫困治理与社会救助的衔接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乡村振兴的双重机遇,也面临贫困识别、政策衔接、城乡统筹、救助监督等多重困境。基于此,社会大救助通过整合扶贫救助职能、城乡区域信息、扶贫救助政策,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即贫困监测识别机制、制度保障机制与监督约束机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奠定共同富裕的基础。     

农户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的微观考察——基于湖北16个地市州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科学地识别贫困人口特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2016年湖北省扶贫办在16个地市州开展的大规模脱贫攻坚督查活动得到的问卷数据,建立Logit回归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基本状况、家庭收入状况等三类关乎生计层面的微观视角出发,对影响农户贫困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关乎生计层面的微观因素是影响农户贫困的决定性因素。其中,户主性别、学历水平、劳动力个数、16岁以下未成年人个数、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居住状况以及外出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对农户贫困具有显著性影响。而户主学历水平、劳动力个数以及外出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户主学历越高、劳动力越多和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越不容易陷入贫困。     

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与未来取向——基于“赋能、赋权—资本积累”的贫困治理分析框架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与贫困做斗争,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庄严承诺。站在这一历史节点,我们基于发展经济学理论构建了一个“赋能、赋权—资本积累”的贫困治理分析框架,试图对中国共产党消除绝对贫困的治理历程进行讨论和分析,以此探求其创造减贫奇迹的内在机理。本文基于对现存治理问题以及兼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这一未来战略目标的综合判断,提出“十四五”阶段以提升脱贫人口内生动力为赋能治理导向、以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体制改革为赋权治理导向的建议,以期为下一阶段的贫困治理提供借鉴。     

重大疫情下的农村封闭式治理:情境、过程与结果——基于桂中H村的调研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性、医治手段的不确定性与疫情信息公开的负外部性塑造了农村基层差异化回应取向。基于“情境-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对H村疫情防控调研分析发现:疫情风险的扩大化催生了村民“排斥他者”与“自我封闭”的个体理性,由此形成的封闭式治理模式虽有潜在的不合法性,却是村民自治框架下达成的集体共识,其内在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式制度的不足。但长期如此,将会造成村庄物资短缺、出入不便而加剧干群冲突、亲邻关系的疏离感与村民的恐惧感。因此,基层政府应加强疫情防控的舆论引导,及时公布疫情发展的动态信息,以提升村民的防范意识;村委应提高病疫人员的排查力度与辨识效率,对隔离的群众做好人文关怀,以消解民怨;村庄应加大镇、村、屯三级联防“岗哨”的管理力度,对村民的身体状况进行动态巡查,以防止因个人瞒报而加剧疫情扩散的风险;村民应做好个人防护,在确保家庭基本生活物资充足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减少因人员聚集而带来的被感染几率。     

从“碎片化”到“无缝隙”:一种农村公共服务治理范式的转换分析

当前,关注农村公共服务治理有助于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是,多种因素积聚而成的“碎片化”范式已经成为制约“三农”发展的新体现.“无缝隙”范式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支撑,倡导部门间协作与沟通,能够有效破解“碎片化”范式的局限性.“无缝隙”范式要求在“治理功能、治理层级、公私合作治理”上进行具体的路径整合,归纳提出“农民需求导向,政府统筹负责,多元协同互动”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从“碎片化”到“无缝隙”,成为农村公共服务治理范式变革的新趋势.     

精准扶贫与动员型治理:基层政权的贫困治理实践及其后果——以滇南M县“扶贫攻坚”工作为个案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就开始推行有计划的大规模贫困治理行动。目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消除贫困人口的压力之下,全国各地扶贫攻坚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通过考察西南某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治理实践,发现基层政权在进行贫困治理的过程之中采用了将贫困标准问题化、把扶贫上升成为"中心工作"以及目标责任制与运动式治理相结合等治理策略。这种动员型贫困治理策略,一方面能够在短期内筹集大量资源和项目投入到扶贫领域,改善了贫困村的公共物品供给状况,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扶贫致贫"、"精英捕获"、"碎片化治理"等一系列意外的后果。所以在今后的扶贫治理过程之中,地方政府要加快从运动式治理向制度化治理的转变,实现政府治理功能的转型。     

“扶贫包干制”的制度建构与实践路径——基于黔西南B镇的案例分析

当前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节点，为迅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实现贫困治理目标，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超常规的治理手段来应对深度贫困问题。基于黔西南B镇的治理实践，考察“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路径及其后果，发现在“扶贫包干制”中，地方党委通过政治动员将脱贫攻坚转变成政治任务，通过制度嵌入和精英下沉的方式实现制度重组与资源整合，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扶贫任务，实现贫困治理目标。“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后果便是进一步强化了政治与行政的有机结合，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扶贫包干制”能够快速实现贫困治理目标，在应对“极贫乡镇”的贫困治理时具有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扶贫包干制”所具有的临时性和阶段性等特点，消解了地方组织的公共性，并非一种长效的贫困治理机制。     

重大疫情下的农村封闭式治理：情境、过程与结果——基于桂中H村的调研分析

小农户分为纯小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兼业户和非农农户四种类型,乡村振兴视角下探索分化小农户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尤为重要。混合型发展基于高度分化和异质化的小农户群体特征,分别采用转型之路、多元之路、特色之路和选择之路,统筹推进四类小农户实现分型发展,综合推进小农户嵌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引导小农户积极融入业态培育和产业培育当中,助力农业农村新旧动能实现平稳转换。     

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衔接的政策执行偏差及其矫正——基于复杂政策执行的“模糊—冲突”分析框架

文章基于复杂政策执行的“模糊—冲突”分析框架,分析了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C县两项制度由虚假衔接向实质衔接的转变历程。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是贫困治理复杂政策中的两项子政策。脱贫攻坚初期,两项制度由于高层级模糊性与冲突性呈现为象征性执行,并由于高协同模糊性与冲突性而表现为虚假衔接。随着贫困治理体系化程度的提升,中央政府通过建构“顶层设计冶削减两项制度的协同模糊性与层级模糊性,并通过强化地方政府的层级性权威弱化了两项制度的协同冲突性与层级冲突性,最终推动两项制度迈入实质衔接。由于“高位驱动”的行政政治化扮演着关键角色,协同模糊性与层级模糊性的削减相对滞后,两项制度的实质衔接仍需深化。     

村级党建、治理重心下移与乡村振兴——基于Y村党员“包片联户”制度的田野调查

在我国传统乡村治理实践中,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型载体发挥着支撑性功用,其在当下的呈现形式是党的村级组织。基于"国家—政党—社会"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当前制约乡村振兴的基本问题均位于村域之内,具体表现为村级党组织涣散与村庄社会关联断裂。这使得强化村级党建与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成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改善乡村治理状况的必经之途。从Y村党员"包片联户"制度的实施经验看,两者的互动过程呈现出耦合与并进的状态:社会治理重心下移驱动村级党建面向乡村社会,进行社会构建,引领集体行动;村级党建则支撑社会治理重心寓于农村基层,再造乡土自性,重塑治理格局。基于此,简约治理以新的样态呈现出来,不但形成了以村级党组织为中介,国家与社会均衡互动的局面,而且还为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的实现提供了可行机制。     

“无权”到“赋权”: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机制——以H省城市社区公益创投活动为分析对象

分化性社会格局下,社区治理需要改变目前社区无权状态,而当下城市社区公益创投活动是实践这一需要的新探索。在城市社区公益创投活动中,制度赋权、社区赋权与增能技术良性互动、相互交织。其中,制度赋权为社区公益组织发展提供了合法性环境、社区赋权提升了社区社会资本、增能技术使居民的参与更加趋向理性化,他们共同肩负改善社区治理结构微环境、培育基层社会自主性意识萌发的重任,是我国当下社区治理转型的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