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国有经济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布局优化研究

构建新发展格局赋予了中国国有经济在“一带一路”沿线布局优化中新的目标任务,即要致力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中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基于此,中国国有经济在“一带一路”沿线布局优化中,应对标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任务,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坚持高质量发展等原则,如此,才能把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任务融入中国国有经济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布局优化中,助力中国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共同繁荣发展。同时,还应针对其在实践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在“一带一路”沿线靶向精准地构建经济利益共同体、风险防范共同体、中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共同体。     

我国出口“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或地区高铁列车产品认证策略研究

动车组作为高速铁路的核心装备,随着“一带一路”铁路建设项目的进展正在积极“走出去”。我国出口“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或地区高铁产品认证过程中面临准入制度和技术标准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检验检测认证互认格局、认证过程复杂的问题,按照产品认证特点和难度将国家或地区划分为四类,代表国家或地区分别是欧盟、印尼、非洲、俄罗斯。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具体情况,我国出口“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或地区高铁列车产品认证的应对策略,可以分别从参与国际铁路标准制订和修订、建立适用于高速动车组国际化技术规范体系、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市场推广战略、争取尽快获得TSIs采信实现自主检测四方面各有侧重的开展认证工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发展潜力分析

以小麦、稻谷和玉米三大主粮为例并结合FAOSTAT数据库2013年数据,利用GAEZ v3.0方法测算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发展潜力。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印度和俄罗斯粮食发展潜力位处前两位,乌克兰、泰国、土耳其、罗马尼亚、伊朗、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也具有较强粮食发展潜力。从总体上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粮食发展潜力约在3.82～4.10亿吨之间,发展潜力幅度在40.34%～43.29%之间;小麦发展潜力约在1.92～2.18亿吨之间,发展潜力幅度在59.63%～67.62%之间;稻谷发展潜力约在0.88～0.92亿吨之间,发展潜力幅度在19.41%～20.36%之间;玉米发展潜力约在1.00～1.04亿吨之间,发展潜力幅度在58.30%～60.88%之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化发展比较分析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评价报告(2016)》,从网络基础设施就绪度、产业与技术创新、信息化应用效益、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等维度,运用来源于国际组织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对报告涵盖的四十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化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归纳提炼一带一路国家信息化发展的趋势特征,并重点结合中国信息化发展的情况,从评价指标的维度提出一带一路国家信息化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共赢发展的策略建议。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研究

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通过筛选选取3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2006-2015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实证分析发现:(1)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与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度、贸易依存度、地理距离、汇率、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与东道国的劳动力结构、收入水平、贸易自由度呈负相关;(2)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稳步提高,国别差异呈现扩大态势,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直接投资效率高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今后,应该维持并且深入挖掘直接投资的巨大潜力,尤其要加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联通,促进直接投资的便利化发展,把优化投资区位选择作为提高直接投资效率的关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潜力研究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为研究对象,选取这些国家2006-2018年与中国的贸易数据,利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分析影响这些国家和中国的贸易水平的主要因素,并测算其贸易潜力。"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贸易伙伴国和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均为APEC成员、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自由度水平和金融自由度水平对促进各国与中国的贸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地理距离则显著地阻碍了贸易。据此测算出大部分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潜力尚未完全发挥,仍有上升空间。     

中医药文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策略研究

梳理中医药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历史,探析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在人才短缺、传播失真和政策壁垒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原因,指出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出去的基础在于讲好新时代的中医故事,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医药文化,并提出制定标准、培养人才、设置议程、精准传播和创新形式等传播策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政治风险比较研究

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参照《全球治理指数》,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政治风险指标,通过选取2012-2020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额均值大于2000万美元的22个样本国家,运用因子分析模型和SPSS软件,对2012-2020年22个样本国家的政治风险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投资均额较多的东道国所面临的政治风险较大,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的政治风险复杂多变,区域内各国家的政治风险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建议投资者合理规划投资的区域结构,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的识别和评估。     

“一带一路”东南亚沿线国家投资的劳工风险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沿线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迅猛增长。但近年来,中资企业在东南亚国家的劳动用工过程中面临的劳动纠纷逐渐增多,不仅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也不利于树立我国良好的投资形象。从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劳动法律法规、劳工标准和文化风俗等要素视角,探寻影响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劳工风险来源,分析中资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面临的主要劳工风险,并根据各类风险的来源、性质,按照投资前的准备阶段和投资后的经营管理阶段,分别从企业层面、政府层面提出劳工风险的防范和治理措施,可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     

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区域深度合作的宏伟构想,能源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重点。当前,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国际能源合作正在向纵深、宽广、可持续和高质量的方向推进,但国际能源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则面临着能源高消耗高污染、能源体系不明确、能源合作模式缺乏创新、能源链单一分散等困境。在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应以完善绿色低碳机制、提高能源合作标准、营造多元共生机制、构建供需互补体系和建立供应链联盟为实现路径,探索更多的能源合作新机遇,为国际能源合作可持续发展机制创新奠定基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林业资源开发

“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森林资源丰富,是全球重要的热带木材产品出口地,但在片面的发展策略之下,森林滥伐对东南亚木材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产生威胁,其中泰国的现代林业管理具有典型性。以泰国为研究案例,通过对其现代林业管理的沿革进行长时段梳理,分析其林业管理制度的特点和问题,探索总结东南亚国家的林业管理经验。研究认为,由国家垄断的林业管理方式是威胁泰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症结,导致片面追求林业经济利益而滋生腐败和过度采伐,引发社会矛盾,破坏了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研究还认为,社会自发的学术研究和公民保护行动对东南亚国家垄断的林业管理方式产生影响,形成了专门针对森林治理和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NGO）,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亚的林业政策改革,缓解了破坏性开发带来的问题。因此,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和环境合作中,需要重视当地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积极参与亚太区域贸易合作,改善资源开发的整体环境。     

中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环境风险及法律对策研究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额不断增加,主要集中在环境敏感性行业,对外投资企业面临巨大的生态环境风险。东道国的环境规制风险、企业行为风险、争讼风险构成中企"一带一路"投资所面临生态环境风险的主要类型。东道国环境立法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海外投资企业环保责任意识淡薄、我国作为投资者母国监管乏力是"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生态环境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针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律文件存在的问题,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签订国际条约时应当重新审视环境条款的纳入方式,防止"一般例外"条款被东道国滥用。我国有必要针对海外投资生态环境风险专项立法,专项立法应涵盖环境信息披露义务、环保合规管理、激励机制、"命运共同体"理念等内容。扩大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范围,增加环境污染责任险,充分发挥海外投资保险分散投资者环境事故风险的作用。以便利性、成本和多重利益为考量,形成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的国际环境纠纷解决机制。     

恐怖主义风险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

随着一带一路共建倡议步入扎实推进的实施阶段,居于沿线国家五大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首的恐怖主义风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从现实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作为全球恐怖袭击活动的高发地带,近年来该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影响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为降低沿线国家恐怖主义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应着力提升中国政府的反恐能力以及对外投资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加强与沿线各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全面构建应对恐怖主义风险的防控保障机制。     

OFDI、制度质量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时期全方位开放的重要战略,在倡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途径。基于2003~2016年“一带一路”40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OFDI、东道国制度质量以及二者互动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效应;（2）沿线国家制度质量与产业结构优化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