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及其构造探析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采取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和制度创新,具有显著中国特色,并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成效。以2019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的发布为标志,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经形成相应长效机制,同时还需要在法治轨道上加以持续推进,从制度化进一步走向法治化、体系化,构建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与法治体系,保障其不断向纵深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具有政治与法律双重属性,在生态文明建设及环境治理现代化中具有复合型功能,促进了生态环境法治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充分融合。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的具体构造,包括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两个层面：前者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主体、督察对象、督察内容等核心要素,需立足于宪法上央地事权划分的基本原理,形成完善的“中央—省”两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立法;后者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一般程序、简易程序、特殊程序等不同层面的程序性规则,通过全覆盖形成完备的程序指引和程序规制。     

合作治理视域下环保行政约谈制度的实施路径探索

我国环保行政约谈制度以其协商性和柔性优势取得了一定成效.2020年8月新修订《生态环境部约谈办法》,对环保行政约谈工作做出更清晰的规定,但是主要涉及主体仍是政府和环境违法者,缺乏市场和社会的纳入.环保行政约谈的最佳模式选择是合作治理,即充分发挥政府与社会主体的优势,约谈工作启动前共同收集环境信息,约谈会议上听取不同群体...     

我国环保行政执法约谈制度探析

由于契合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需求,且能够改进现有环保制度功效,行政约谈日益受到环保监管部门青睐而成为其执法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该制度在获得普遍发展的同时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为进一步提高该制度的实践绩效,未来应围绕着进一步强化制度理论支撑、完善制度法律依据、扩张现有制度内容、结合法的功能理论重新定位制度功能选择等方面加以完善。     

环保督察背景下基层政府的环境治理逻辑

在环保督察的政治背景下,基层政府的组织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表现为基层政府环境治理的“共谋”结构被规制,环境治理上升为基层政府的中心政治任务。通过对山东省中镇“污染搬迁”的案例研究发现,基层政府的环境治理嵌入到多重组织逻辑——完成任务逻辑、资源约束逻辑、避责逻辑和公益逻辑的复合作用之中,表现为“拼凑策略”和“目标嵌套”的行为样态,基层政府的环境治理呈现为被动性、摸索性和权变性。作为高位权力的环保督察虽然调适了基层政府的组织环境,使环境治理成为基层政府的强治理事项,但基层政府“赋责不赋权”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观。基层政府应合理调整环境治理权责分配机制,建立程序公正和公众赋权的环境治理体系,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环境治理的格局,以真正推进基层政府环境治理的现代化。     

生态政绩考评失灵与环保督察——规制地方政府间“共谋”关系的制度改革逻辑

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常规式治理与运动式治理是解决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最为常见的两种机制。运动式治理机制因常规式治理机制失灵而启动并通过嵌入性控制来实现组织目标。生态政绩考评试图通过例行的考评机制来引导和调控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施政行为。这种机制因存在委托-代理风险、央地目标冲突、绩效结果激励约束强度小等问题,容易导致地方政府间的生态环境治理“共谋行为”的产生,亟须可替代性的治理机制来实现可行的和有效的治理。为此,环保督察应运而生并成为调控生态环境治理节奏的显性机制;通过嵌入性控制能够有效遏制生态政绩考评失灵,规制地方政府间的“共谋行为”,实现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有效控制。     

论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

为了保证京津冀地区的公平发展,应建立区际生态补偿制度以弥补冀上游地区为保障京津发展而遭受的损失。构建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制度需在遵循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原则及受益者负担原则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区际生态补偿经验,正确界定补偿主体、受偿主体,采用公共财政支付、设立区际生态补偿金、建立政府引导下市场交易机制、实施异地开发、开展技术援助等多种补偿形式,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从而实现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税法的路径依赖与制度构建

生态税法作为当前协调我国经济发展与环保关系的重要制度之一,起源于对世界性环境问题的深刻反思,正式生成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模式下,体现了用税法手段促进环保与经济发展双赢的新思路。我国生态税法在生成演化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该路径依赖具有正、负效应,其原因是:生态税制度构建的低成本借口;渐进式改革的本质缺憾;利益博弈等。路径依赖的解除当作出以下制度建构:确立生态环境保护理念;遵循税收的全面公平原则;提高生态税法的立法位阶性;构建完善的生态税法律体系。     

论西北地区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建设

脆弱的生态环境是制约西北地区发展的首要因素,而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必将进一步加剧生态环境的破坏,必须放弃。西北地区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治理之间形成尖锐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和责任分担失衡,即具有有限理性的利益主体以社会公众和他人利益为代价来换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却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因此,要促使西北地区生产经营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就必须以利益调整为核心,以生态环境保护主体的行为特点为逻辑起点,以切实可行的成本机制和激励机制为根本措施和有力保障。     

动员式环境治理何以有效?——基于中央环保约谈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动员式环境治理高度依赖层级官僚体系的动员响应和政策遵从,其有效性取决于地方主责官员所面临的复杂治理情境、纷繁条件约束及其相适做出的策略性环保行动。本文以中央环保约谈为案例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索动员式机制达成有效环境治理的影响要素及其多重并发下的复杂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主责官员更迭能够震断政企合谋联结、打破裙带共谋关系,有利于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动员、施行严格环境管制,但实践中需要注意官员更迭影响动员的时效性特征;常规环保监管机制能够承接起中央动员力量“退场”后的施压主体角色,并通过进一步的政策转换和次级官员动员持续推动压力变现,因此,动员式环境治理的施行不能脱离常规性环保监管机制建设过程,要实现科层治理之制度化、规范化与动员治理之有效性、灵活性之间的平衡与嵌构;多元参与下的协同共治是动员式机制实现有效环境治理的重要条件,动员式环境治理要以舆论压力和社会参与为保障条件。     

海事部门管理方式的拓展——约谈制度

海事部门的约谈制度是一项提升海事部门执法水平和执法效率的创新性工作机制。本文在探讨海事部门约谈制度的实践、功能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完善海事部门约谈制度的措施,希望通过对这一新工作机制的不断探索和完善,使海事监管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统筹推进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建设研究

统筹三峡库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构筑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是国家环境战略的考量。着力统筹推进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建设,拐点是塑造一种新的政府思维模式,基点是构建三级管理的综合管理体制,关节点是塑造一种新的政府行为模式,重点是完善统筹城乡生态环境保护的运行机制。在加快库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构建城乡一体化生态屏障,实现城乡生态环境保护的统筹协调发展。文章在深入调研三峡重庆库区生态环境现状的基础上,着重提出统筹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模式与运行机制的主张。     

论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构建 --从社会公正的视角

环境影响因素作用于流域生态时具有从上游到下游的单向性,加之上下游地区对流域生态资源做出的贡献性质上的差异,导致了上下游地区在利用流域生态资源上的不公正.从上下游地区付出和收益的情形分析,流域生态补偿既要包括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的补偿,也要包括上游地区对下游地区的补偿.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构建可以通过制度和市场两条道路进行就制度而言,应该明确流域生态补偿的原则、标准、方式和资金来源,并将补偿保证金制度、补偿责任保险制度以及补偿基金制度作为辅助性的制度;就市场而言,应该建立和完善生态使用权交易市场来实现上下游地区之间的生态补偿.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渊源

民国时期,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先是作为省县之间的一种辅助机构,继而演变成为省—行政督察区—县三级制。其演变的过程透示着民国以来地方行政体制的建设历程。但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一种完全的创新,而是从以往的地方行政制度发展演变而来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正是在继承中加入现代化的管理理念,使其具有现代化特点,为近代中国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现代化提供经验教训。     

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形式主义？——基于2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的组态分析

基于2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透视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行为的多种组态,以解释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与再生产形式主义。研究发现：任何单一因素均无法构成形式主义问题产生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实为“多重复杂并发因果”;六条路径、三类条件组态构成了地方环境治理形式主义产生的主要驱动机制,即“经济约束”驱动型,“注意力兑现悬浮”驱动型与“避责思维”驱动型,各因素的有效结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引发形式主义的发生与再生产等。为了防范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福祉,当前亟需在推动产业转型以促进“经济”“环保”目标的平衡、内外协同以兑现政府环境注意力,以及精准问责以疏解官员“避责”情结等方面下大功夫。     

论我国生态税制的构建

此文阐述了在工业化进程和可持续发展的情势下,我国生态税制构建的理论依据,现行税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局限性、原因。探讨了以生态环境保护为目标,调整完善现行税制;按照"谁污染、谁缴税"的原则,改革排污收费制度,开征生态环境保护新税种,灵活运用关税手段,研究制定税收国际协调策略为主要内容的我国生态税制的构建。     

“双碳”目标约束下环保督察的减排效应研究

“双碳”目标约束下环保督察有利于减少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吗？文章基于长江经济带2003-2019年108个城市市级面板数据,手工搜集整理环保督察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双碳”目标约束下环保督察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督察可以显著抑制环境污染,但这抑制作用具有滞后性,多维度的稳健性检验进行了验证;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显著降低了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环境污染水平,但对上游、中游地区影响不明显,并且相较于非资源城市,环保督察对资源城市的减排效应更加显著;引入“双碳”目标约束的调节效应表明,“双碳”目标约束对环保督察的减排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空间外溢性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能有效抑制被督察区域环境污染,但对邻近地区影响较弱;最后传导机制分析表明,绿色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是环保督察政策降低环境污染的重要路径。     

试论入世背景下民族自治地方环保制度的调适

文章着重分析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在环境保护方面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并提出了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环境保护制度如何与WTO规则相适应的若干建议.     

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中的协作

由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广泛性、复杂性和执法主体的多元性,为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效能,需要推进行政执法协作。由于立法规范的缺失、协作内容的多样性、协作目标的复杂性等因素影响,在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协作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权责划分不清晰、协作机制不健全、协作效率不高等问题。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协作可分为协助模式和协同模式,不同模式下主体关系和权限存在区别。此外,由于协作规范缺位、权限划分不明、执法目标差异等因素影响,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协作中存在着协作纠纷。为此,应当明确线索移送、证据互认、联合执法等协作内容,通过制定权责清单、成立协调机构、规范协作程序等措施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协作,妥善化解执法协作纠纷,提高执法协作效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性目标。     

制度视角下增进党内和谐的对策探析

针对制度层面的党内和谐问题,分析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影响着党内关系的和谐,有效的制度供给是党内关系和谐的重要基石。指出满足党内和谐的制度需求,必须加快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