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性使用”豁免原则的变迁：德国的立法和司法裁判评介

专利权具有一定的扩张性，专利法因此构建了复杂而系统的权利限制制度，而“试验性使用”豁免原则是这一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德国立法领域，“试验性使用”豁免原则主要表现为法律用语与行为方式较为模糊，试验对象范围较为狭窄和试验目的具有多样性；在德国司法领域，该原则主要表现为法律适用统一，注重社会公益性考量和对法条进行宽松解释并加以运用。     

论“假球”的罪名适用及立法完善

我国目前关于假球罪名适用的观点都存在不足之处。对假球的原因行为和假球本身都应予以刑法评价,然后按数罪并罚原则进行处理。但目前并无假球可以适用的罪名,应适时进行刑事立法,不过应设置较高的入罪标准,降低其适用范围。     

论我国商事立法的“民商合一”

文章从历史、现状、缘由等方面对我国商事立法的"民商合一"进行论述,并提出"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争论不必再继续下去,应付诸于实践.可效仿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制订,由我国的法律委员会及法学会制订一部商法典并试行,让实践来检验其合理性.     

“无因管理的法律适用”的立法设计与论证

通过比较研究主要国家关于无因管理的实体法制度和法律适用规则,将我国未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关于无因管理的法律适用规则设计为：无因管理,适用管理行为实施地法.如果当事人之间曾存在其他法律关系,而无因管理起因于该法律关系,则适用调整该法律关系的法律.     

卡尔·波普尔渐进社会工程理论及其贫困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角

在波普尔看来,社会改造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一种是渐进的社会工程."渐进社会工程"理论是波普尔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向政治哲学扩张的结果,他以"祛除不平等"和"最小痛苦"作为改造社会的价值原则,崇尚证伪、民主和审慎的手段,主张采用和平、试错、渐进的方法推动社会历史的演化.波普尔在论述渐进社会工程时...     

我国反歧视立法的可能性探索——基于立法的经济社会基础分析视角

为探究反歧视立法的可能与限度,采用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反歧视立法的能与不能,结论表明:歧视行为有可能从显性变为隐性;劳动力市场的供过于求以及结构性的供需矛盾决定了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歧视;反歧视巨大的司法成本以及劳动法的社会法性质决定政府应在反歧视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歧视问题的根本解决还在于发展经济和消除结构性的劳动力需求矛盾。政府首先应该消除制度性歧视,并在公职性招聘中率先取消各种歧视。     

论最低限度的信任及其建构——基于“扶老太难题”的分析

"扶老太难题"既折射出当前社会信任危机,也反映道德冷漠、道德焦虑等社会问题,公正的旁观者、信任自然主义等方案都难以解决这一难题。为了解决"扶老太难题"及其解决方案的困境,最低限度的信任是可选方案。最低限度的信任由诚实与真诚、不撒谎、诚信构成,它对社会稳定、走向更高级别的信任具有重要意义。从允许与认可、重叠共识与道德共同体建构三个层面重构当前社会的信任,以期解决"扶老太难题"及其导致的社会信任危机。     

道统的重建——二程“道统论”的政治自觉及其限度

二程接续儒家道统,以批判佛老、复兴儒学为己任,提出"天理即道",并以自身的政治、学术实践抵御和限制君权对道义的戕害。但二程对道统议题的理解有其局限和不足,在现实政治中,他们的道统理想无法真正实现对政统的超越和支配,只能成为在思想领域指引着实践政治的可能方向。     

科学立法的内涵与诉求——基于“法治建设新十六字方针”

作为法治建设新十六字方针内容的科学立法的提出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现状,抓住了我国立法领域的主要矛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所谓科学立法,是指立法活动作为立法者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在充分认识和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准确回应现实社会生活关系的客观立法需求,从而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法治建设新十六字方针没有突出民主立法,这并不意味着是对民主立法的削弱,更不是对民主立法的否定。而且,就科学立法的实现而言,民主立法的作用也是应予肯定的。     

论“真”教育理论诞生的基本逻辑——英国哲学家卡尔教育理论观评析

英国哲学学会副主席卡尔以教育实践为出发点,论述了何为真正的教育理论,何为教育学的科学性的问题。他认为,教育实践是教育理论存在与发生的理由,教育实践是受内隐知识支配,具有发生"序阶"的,对建构教育理论具有反省功能的实践活动。基于教育实践的发生逻辑,教育理论知识生产的基本逻辑是:生产过程是一个以实践问题开始,且以实践问题为结束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公开接受实践者及其共同体的理性批判与反思,从而求得自我知识发展的过程。     

社会救助制度政府责任的正当性及其限度——基于伦理学视域的分析

社会救助制度关系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也就必然涉及到国家和政府的责任问题。国家和政府在社会救助制度中承担何种责任是一个复杂的现代性政治伦理问题。社会救助制度责任主体的历史变迁整体上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即个人责任阶段、过渡阶段和政府责任阶段。社会救助制度政府责任的正当性首先源于国家的公共性本质,其次源于现代社会分配正义的价值诉求。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伦理张力,社会救助制度责任主体的多元性,以及社会救助制度的道德风险决定了社会救助制度政府责任的限度。     

“后体系时代”的立法实践范畴新论——基于修改《立法法》的思考

实践是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依存基础,对自然的实践表征着社会生产力;对社会的实践体现着生产关系和社会治理的效能和价值。其中立法,是一类重要的、相对独立的政治实践、法律实践和制度实践,具有集体理性基础上"规范设计"的特有本质。既要重视立法实践的客观制约性,又要重视立法的主观能动性。确立立法实践的准确内涵,明确立法实践的基本属性,是立法学学科建设中奠定基石范畴的逻辑起点,是现实的立法活动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的理论根据。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完善——基于“文化海盗”现象的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在现行法律制度中没有得到保护,于是出现了大量的“文化海盗”现象。拟对“文化海盗”现象进行法理分析,并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完善提出一些具体构想。     

论立法意志及其保障——兼及《立法法》的“人民意志”条款

立法法,因其特定的立法宗旨和目的而成为我国基本法中的基本法。其意义如此重大,自然引来人们诸多挑剔的目光,即将施行的立法法真的已尽完美了吗?本文认为,立法法对其立法意志的关注尚嫌不足,一方面,功利性的立法动因冲淡了立法的人民意志性,另一方面,立法中立的良性机制又难以真正确立。而立法的人民意志性无疑是一切法的精神支柱和生命之源,它将成为立法法所追寻的根本价值目标,并最终归结于委托立法体制的选择。     

论我国法学教育对反思能力的培养——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角度

法学教育的理想目标是培养具有反思能力的法律人才。但目前我国法学教育中反思能力培养阙如,此乃我国法学教育的根本困境。这是由于我们目前的法学理论丧失对社会实践的反思能力造成的。我们可以采取总体性的法概念,以问题为导向进行跨学科或无学科的理论研究,并树立主客一体化的实践观,以提出具有反思能力的理论,并与我国的社会实践进行良性互动。然后用这样的理论引领教学,进行教育过程设置改革,以破解我国法学教育的困境。     

“实践感”与理解个体行动——对布迪厄实践理论的分析

布迪厄在把握＂实践感＂的运作逻辑时,运用新创制的社会学分析概念和分析单位,不仅帮助布迪厄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实践的模糊的、总体的、不确定的特征,也使他能够通过＂构建某种类似于主题的东西＂,把握住＂实践感＂,从而为我们理解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及其行动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思路。     

“均质”与“激情”下的规则制定——建国初期的立法及其社会背景分析

建国初期的中国立法曾经呈现一片繁荣景象,通过政权力量实行的社会改造,使当时的中国社会呈现静止均质的特点,人们也进入一种激情的生活方式,这使得中国的立法缺少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使建国初期的立法只能是一场短暂的繁荣,使其后中国立法的衰颓成为某种必然;而当前或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立法的发展,必须考虑中国社会由静止均质和激情生活向多元流动和理性生活转变这一背景性因素,需要"民主"与"效率"的结合。     

“托幼一体”立法：规范表达、体例结构与立法权限配置——基于上海和台湾地方立法的比较与启示

法治化在各国或地区的托幼一体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上海市和台湾地区分别于2022年和2011年制定了地方托幼一体法,以规范和引导辖区内托幼一体事业发展,保障公民权利。但因立法动因不同,两地立法在“托幼一体”的立法表达、“托幼一体法”的立法体例和法律文本呈现形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地方立法对全国立法具有试验和先导功能,分析上海和台湾托幼一体地方立法的差异,把握差异背后的法理与逻辑,可为全国托幼一体立法提供针对性建议。     

“结构理论”的结构——肯尼思·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解析

198 0年代以来 ,肯尼思·华尔兹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虽然一直在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然而 ,人们对这一理论却始终抱有许多错误认识。本文指出 ,华尔兹的理论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结构决定主义理论 ,而是一种关于无政府状态中的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 ,这一理论在强调“结构”的作用的同时 ,并没有排斥单元层次变量的重要作用 ;华尔兹理论的实质可以被概括为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决定论 ,而这一理论的主要缺陷就是其演绎逻辑上存在着过分简单化的倾向。鉴于冷战后世界政治局势发生的巨大变化 ,本文在最后部分还特别探讨了华尔兹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