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务工、性别差异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使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从家庭内部分工视角出发，分析性别差异下劳动力转移的行为经济学含义，进而探讨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外出务工显著增加了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相较于男性外出务工而言，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行为具有更明显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化服务能够降低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户耕地撂荒概率，但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采纳意愿较低。进一步地，在引入家庭总收入作为调节变量后，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正向影响增强。     

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粮食主产区4省12县96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研究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差异化影响,并分析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整体来看,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转入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代际差异来看,父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大于子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2)在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以后,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下降,而对农地转入的抑制作用也有所缓解,这说明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如果不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现有研究高估了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驱动效应。因此,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不能只单纯依靠劳动力市场的引领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市场优势,将小农户卷入农业分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农地流转意愿决定因素分析

基于安徽省农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农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农民市民化意愿是影响农地流转意愿的第一大因素,而农民城市生活感知是仅次于户主文化水平的第三大影响因素,家庭劳动力负担率与农地流转意愿呈显著的负相关。此外年龄、家庭人口数、外出务工率和农户类型对农地流转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大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转变城市社保差别化供给机制,对进城农民"放权让利"等政策建议。     

非农就业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程度的提高将显著促进耕地撂荒,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2)通勤成本在非农就业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与地块特征和地域特征相比,家庭特征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更为明显,由此印证了耕地撂荒通常是兼业农户应对耕地边际化局面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基于此,本文建议从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引导耕地流转和托管、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降低兼业农户通勤成本四方面精准施策,以有效遏制耕地撂荒和挖掘保供潜力.     

自然禀赋与农地撂荒——基于对农户承包地规模的考察

开放条件下,自然资源对于农户要素配置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将不断减弱,“资源无谓”的特征则逐渐凸显,由此导致耕地撂荒的加剧。本文从农户承包地规模的角度分析农地撂荒的发生机理,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和2017年江西省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平均意义上,承包地面积和农地撂荒之间呈现负向关系,承包地面积越大,农地撂荒的概率相对越低。(2)加入承包地面积的平方项后发现,承包地面积和农地撂荒之间呈现“U”型关系,即随着承包地面积的增大,农地撂荒的概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特点。(3)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户自己耕种的概率和承包地面积呈现“倒U”型关系。在不耕种的农户中,农地流转的概率和承包地面积之间同样呈现“倒U”型关系。(4)机制检验表明,承包地面积和农地撂荒之间的“U”型关系,主要是由开放条件下农业劳动力的刚性约束引起的。因此,小农更可能是进行小规模经营而不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核心主体。     

农机服务市场发育如何影响耕地撂荒：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防范耕地撂荒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在理论分析农机服务市场发育如何影响耕地撂荒的基础上，依托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CRHPS）数据，采用T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机服务市场发育有助于抑制耕地撂荒，且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农机服务市场发育会通过促进机械对人力的替代、农户农业收入的增加和提高耕地流转市场的活跃度来降低耕地撂荒程度；平坦的地形和良好的农机作业道路能够强化农机服务市场发育对耕地撂荒的抑制作用，耕地细碎化程度上升则会弱化抑制作用。为有效依托农机服务市场发育遏制耕地撂荒，应建立健全农机服务购买补贴体系，深入开展农机作业道路建设和坡耕地改造，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统筹能力。     

基于农民阶层分化视角的农地流转意愿研究——以广东省江门市为例

选取了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378个农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民参与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和决策行为机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职业多样化和农民阶层分化是影响农地流转意愿与行为的主要原因,越是远离农业经营者身份及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民,其农地流转意愿越强。(2)家庭个体特征、社会保障与流转规范化程度等因素对农地流转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中,教育程度对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最大。(3)农村土地流转不规范,缺乏相应土地流转服务平台也会降低农村土地流转效率。鉴于以上结论,农地流转制度改革需要重视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同时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加强地方政府土地管理与服务职能,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推进农村土地规范化流转。     

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省4市625份农户调查

以河南省驻马店市、南阳市、信阳市和焦作市16个乡(镇)的31个村庄,625份农地流转调查问卷为基础,运用Tobit模型对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劳动力中纯务农比例、土地流转前种植业收入、家庭承包地面积、流转土地亩均补偿额度、土地流转前工资性收入等因素对农地流转影响显著。为促进农地规范流转,政府应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加大农地流转的补偿力度以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国际视角下我国政府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选择

农村土地的有序流转关系到中国农业、农民、农村的发展,是中国政府近年来面临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由于土地产权不明晰、流转程序不规范、流转市场不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缺失、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中国农地流转的总体水平偏低,农户分散化经营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地撂荒现象依旧存在。国外经验表明,土地流转离不开明确的土地产权、成熟的中介机构、农户权益的保护和完善的财税金融服务。针对当前中国农地流转中存在的瓶颈问题,我国政府可借鉴国外经验,通过法律清晰界定土地产权和严格保护耕地,培育专业的中介机构,规范土地流转程序,保护农地流转中的农民权益,采取强有力的财税金融扶持政策等措施来引导农地流转有序进行,从而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     

家庭内部分工视角下的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意愿

以陕西省637户农户调查资料为基础,在家庭内部分工视角下,运用Logit模型分析农户不同特征和认知状况对其耕地质量保护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户特征方面,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土地流转类型与地块数量对不完全分工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意愿有显著影响;外出务工和非农收入比重对完全分工农户有显著负向影响;耕地肥力对纯农户有显著正向影响;性别和劳动力人数对不完全分工与完全分工农户有相对显著的正向影响。（2）认知状况方面,经济认知对不完全分工农户的影响大于对完全分工农户的影响,生态认知对三类农户有程度相近的正向影响,情感认知对不完全分工与纯农户的影响要大于对完全分工农户的影响。（3）与不完全分工农户相比,完全分工农户倾向于采取费用型措施,纯农户倾向于采取资产型措施。由此提出建议:提高农户耕地质量保护积极性的关键在于提高各类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认知,促进土地流转,加快实现耕地规模经营;针对不同类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制定分类补贴政策,加强对农户的技能培训,引导不完全分工农户向完全分工农户和专业纯农户转化。     

回流还是流出:代际农村劳动力再就业比较实证研究

基于代际视角,以劳务输出大省江西省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村劳动力再就业决策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影响老一代农村外出劳动力再就业的因素主要包括村创业资源、性别、家庭是否有村干部、务工企业平均变换年数、务工月薪、是否感觉打工不稳定、打工地社会状况等变量;而影响新生代农村外出劳动力再就业的因素主要包括村距乡距离、村经济水平、家庭是否有村干部、务工企业平均变换年、务工月薪、是否感觉打工不稳定、家乡社会状况、打工地社会状况等变量.     

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河南省农村住户问卷调查资料,运用二进制Probit回归方法,分析了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经营承包耕地数量、家庭户主性别和政治特征在统计上显著影响着农户家庭劳动力的进城务工行为;但是家庭户主的文化程度对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却呈负方向影响,并且除中专文化水平以外,其他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劳动力进城打工概率的影响在统计上检验均不显著。     

改革完善农地制度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

农村城镇化受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农地制度及其改革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农业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外推力,对农村城镇化产生积极作用。我国现行的农地家庭承包制由于以行政手段供地和缺乏农地流转机制,使得农民与农地关系凝固化,影响了农村城镇化进程。我国农地使用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应引入市场机制,促进农地流转和集中,增强农业劳动力的排放力度,割断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与土地的联系。并通过农地市场流转,使转移出去的农民得到放弃农地权利的报偿或对农地投入的补偿,使其愿意放弃农地,安心从事非农产业,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地使用权流转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利用细碎化及撂荒的有效途径,对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农户是农地流转中主要的土地供给者,他们的意愿和行为直接影响农地使用权的流转.本文通过对成都平原的调查,分析了农户非农收入、当前农地的功能、农地流转收益和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以期为加快农地流转提供决策依据.     

农地流转市场化中的耕地抛荒

发展农地流转市场被认为是减少耕地抛荒的重要举措,但农地转入主体往往对细碎偏远地块缺乏兴趣,这是否会诱发新的耕地抛荒值得深入探讨。利用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大数据库数据,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耕地抛荒的影响。结果显示,农地转出户更可能抛荒耕地,致使耕地闲置荒芜。当村庄存在农地规模经营主体,农地流转诱发的抛荒将进一步加剧,而村集体组织实施的流转则有助于缓解该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机服务发展增强了农地流转对抛荒的激励作用,粮食种植面积的扩大也使得耕地抛荒问题更为普遍,这是由细碎偏远地块的作业成本高造成的。随着农地流转的市场化,细碎偏远地块更容易被市场放弃,应重视公共干预在农地配置和高效利用中的积极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地资本化收益的影响检验

在“三权分置”背景下，农地资源的资本属性被激活，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断改善着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无形之中逐步融入农地流转的交易过程，进而影响农地资本化收益。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将农地细分为三类，并结合当期年份“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PKU-DFIIC)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地资本化收益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可知，增强农地保障依赖性和增加农村劳动力收入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农地资本化收益的重要路径。因此，应提高数字金融与乡村的适配度，深化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劳动力就业、农地资源碎片化整治的融合，进而巩固农民增收与农地的多重关系。     

要素替代、要素市场与农地流转——一个农地撂荒分析框架

农地撂荒影响我国粮食安全,需要引起政府重视。基于已有研究,提出农地撂荒分析框架:农地撂荒是农户在诸多局限约束下基于自身利润最大化的选择,关键是局限的调查与分析,重点是对农地流转市场和基于农户劳动力和资金两要素替代的生产资料服务市场、农业劳动力市场进行研究。通过分析河南省某村季节性撂荒案例,考察其局限条件及局限转变成本,得出结论为该村撂荒最有效的对策是发展整合性的农资和农业劳动力服务市场,促进纵向一体化;而该村将要推行的"百亩种植大户"对策成本高、效果差。     

农地流转、耕地“非粮化”与粮食安全——兼论“谁来种粮”问题

维护粮食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保障,而耕地“非粮化”制约着中国粮食安全。基于农地流转再利用的资本逐利视域,立足不同区域的实证案例,发现耕地“非粮化”现象广泛地存在于农地流转中,农地经营户在流转耕地上偏好种植果木等经济作物,而非粮食作物。究其原因,农地流转本质上是资本下乡对耕地利用的再造,而资本下乡秉承着逐利性原则。受限于市场经济内生机制、政府干预形式和力度缺陷、公共政策执行存在偏差及农地流转合同未规定耕地使用方式等因素影响,农地经营户种植粮食作物的比较效益偏低,难以满足资本逐利需要。当前,囿于农村劳动力空心化及老龄化、土地承包期限延长至30年政策等条件制约,不应盲目地将农村流转耕地收回重新分配给农民耕种,而应遵循农地流转再利用的资本逐利逻辑。在农地流转基础上,选择区域实施商业化种粮政策,同时通过优化政府干预形式和力度,确保公共政策精准执行及利用协商治理调整合同内容方式来提升农地经营户种粮积极性,从而推动耕地“非粮化”朝着“种粮化”转向。     

皖北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93个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生存适应能力视角,构建农地流转中农户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实地调查,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相关因素对其转出农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转出农地农户占比较低;在反映农民当下生存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家庭非农收入水平、家庭非农劳动力数对农民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承包地面积则有显著负向影响;在反映农民未来适应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在城镇落户以及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了解程度对其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年龄及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情况则有显著负向影响.     

农地流转中的禀赋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框架

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禀赋效应前沿理论,归纳和梳理出一般物品交易中禀赋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而将其应用于我国农地流转的交易情境下,从人地依赖关系、人地权利关系维度构建一个农地流转中禀赋效应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且分析了禀赋效应影响机制的代际差异,从而从农民与农地之间的行为心理特征角度,丰富和拓展农地流转问题研究的理论视角,为推进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政策制定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