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发展的内生机制研究

乡村教育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基础性工程。具体言之，乡村教育发展由乡村教育认同、居民深度参与、乡土资源开发、乡村基层组织建设四大核心要素构成，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托，促成乡村教育的内生型运作。然而，目前乡村教育发展面临乡村教育游离于乡村社会发展之外、乡村文化与校园文化冲突、乡村教育主体积极性低下、乡村基层组织教育功能缺失等困境。实现乡村教育发展由外在性发展向内生性发展的时代转型有赖于提升教育主体对乡村教育的认同、乡土文化向乡村学校的深度渗透、乡村教育的基层组织完善等。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再认识——基于发展“中农-家庭农场”的思路

适度规模经营是农村改革以来具有特色的理论和政策概念。适度规模经营的合理性来源于农业经济和政治社会两个层面。在中国长时期保持"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下,这两个层面均应兼顾。对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农村的比较研究表明,当前中西部农村地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主要实现方式是"中农-家庭农场",其经营规模具有"适度"的特征,其经营模式兼顾效率和公平,引领农业现代化。国家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上,要明确支持新兴的"中农-家庭农场",构造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基于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的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是农村生活的主人、是乡村事务的主角，理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和主要力量。充分激活农民主体性和内生发展动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贯彻和落实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决策的力量源泉，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中国化、现实化和时代化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力更生和主体力量，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民主体性激活所面临的困难不能忽视。必须让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中闪耀理性的光辉，让农民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致富”的观念转变，在保障农民合理权益中赋能农民在乡村振兴全过程的主体性激活和创造力激发，发展和提升农民的价值创造伟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让农民主体地位和利益在下乡资本的治理和人文环境建设中得以保护和发挥，保障和落实农民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知情权和受益权，让党的好政策转化为农民自觉奉献乡村振兴的实践效能。     

新内生发展视阈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对于贫困地区而言,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也是乡村振兴的开局之年。通过全社会广泛动员和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同时,乡村社会也显现出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为了建立稳定脱贫和预防返贫机制,需要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以新内生发展理论为视阈,通过分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可行性,认为资源、参与和认同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关键因素。在整合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资源”基础上,拓展农民参与各项政策的途径,增强农民对农村的认同感,能够充分激发农民的内生发展动力,保障稳定脱贫和乡村发展。因此,在脱贫攻坚即将圆满完成任务的关键节点,要加强在“资源”“参与”“认同”三个方面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充分激发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形成长效脱贫致富机制。     

嵌入与发展：绿色农业成功运行的地方实践——基于皖中W村的案例对比研究

发展绿色农业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举措,而绿色农业进入乡村却遭遇诸多困难。通过对皖中乡村绿色农业发展实践的两次调查与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外源型绿色农业由政府外力自上而下推动,乡村内部力量参与不足,导致绿色农业脱嵌于地方社会而失败。内生型绿色农业则由乡村精英自下而上发起,政府扶持,借助多元主体参与的组织整合机制、高效的技术扩散体系、稳定的市场连续体、传统生计文化的传承与活化,内生型绿色农业成功嵌入地方社会,并实现绿色产业与乡村社会发展的共赢。发展绿色农业应在尊重农民主体性,兼顾农村经济社会多样性的基础上,处理好政府、市场等外力的有效嵌入,处理好内外力量之间的协作。     

欧盟新内生发展模式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新内生发展模式”是目前欧盟地区进行乡村建设的主流模式,其所依托的“LEADER计划”采用“项目式”的管理方式,具有自下而上的战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多方合作参与等特点。从地方实践来看,我国目前的乡村振兴战略依然延续“项目式”的建设模式,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为乡村振兴提供资金,但项目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群众参与不足,创新性缺乏、项目类型单一等问题。借鉴欧盟“新内生发展模式”,我国乡村振兴在“项目化”运作过程中要以创新为导向,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以地方为主导的项目需求形成机制、科学的项目评审机制和多元化的管理监督机制,加强地区合作,用高质量的项目来引领乡村振兴建设,提高农民的幸福感和归宿感。     

内蒙古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方向的探讨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商品农业的客观要求 ,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求相应的自然和经济条件 ,内蒙古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方向是增加投入 ,改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     

规模经营与农业绿色发展基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观察

规模化经营与绿色化发展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明晰规模经营与农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运用SBM-GML指数测算并刻画出我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趋势,基于2008-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土地规模经营与服务规模经营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我国省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规模经营在研究期内整体均呈上升趋势;土地规模经营与服务规模经营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两种规模经营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均存在适度规模效应;农业机械化水平在规模经营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发挥作用。两种规模经营对不同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因此,应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因地制宜发展规模经营。     

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重新解读：新型农业服务模式的发展与意义

通过对以“联耕联种”为代表的个案考察,深入分析新型农业服务模式的经营机制和组织方式。在经营上,新型农业服务模式以家庭经营为核心将横向规模化中的高管理成本“化整为零”,同时通过外部规模化增加农业经营过程的分工和专业化,增进农业经营的迂回性,并通过组织化来减少从外部引进分工和专业化时的市场交易成本,实现“化零为整”的规模化效益;在组织上,新型农业服务模式以政府尤其是村级组织力量来进行组织和推动土地的集中连片,克服高交易成本,同时以农户为中心,保持农户的经营权与收益权,减少了阻力,提高了农户积极性,并以社区为依托,充分利用社区资源。由此,新型农业服务模式实现了在不进行经营权流转情况下的规模经营,并从农地规模经营拓展到农业服务规模经营,为土地流转和农地规模经营提供了另一种阐释和实现途径,并促进了农户生计发展、农村社区活性化和粮食生产。     

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文化建构视角

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内化于村民对身份与利益的认同,外化为村民行为的一致性,村民之间的合作或曰拧成一股绳是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形成的关键因素。文化建构视角下,行为体的行为既受利益的驱动也受身份的限制。身份和利益是行为体在长期互动实践中形成的,这种互动实践过程也是行为体修正、转变甚至放弃私有观念进而形成共有观念,即文化结构形成的过程。文化结构形成后,会进一步强化行为体身份和利益认同,并约束行为体行为。目前,乡村存在两种典型的文化结构：冲突型文化结构和合作型文化结构。在这两种文化结构中,行为体无论是对身份和利益的认同,还是外在行为表现都是不同的。在合作型文化结构中,行为体偏向协调合作,村庄集体行为趋于一致,这有利于村庄内生动力的培育和提升;相反,在冲突型文化结构中,行为体偏向冲突不合作,村庄集体行为很难趋于一致,这有损村庄内生动力的培育和提升。虽然观念结构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但是文化结构的转型是可行的。     

苏南地区农业内生金融发展分析

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而这就需要农业金融这一经脉的畅通。随着外生金融的退出,内生金融在农业发展中起到越来越明显的主导作用。从博弈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外生金融在农村退出具有必然性,内生金融的发展在外生金融退出、农村金融市场残缺的现实条件下,可以满足农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资金供给的愿望,对促进农业经济持续发展有积极意义。在对苏南农村的金融机构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苏南农村虽然存在内生金融机构,但状态不佳,甚至游离于对农业的服务之外。因此,有必要根据苏南地区的实际情况鼓励和规范农业内生金融体系:(1)完善金融制度,鼓励正当合理的民间金融机构填补外生金融退出农村金融市场而造成的空位。(2)建立农业发展基金会,变政府的财政资金直接投入为间接资金支持。(3)依托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建立农业合作基金会。     

关于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新探讨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发展思路。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人都把家庭承包经营与适度规模经营对立起来,甚至把它与过去的平均主义的集体经营等同起来,因此,适度规模经营问题也成了一个许多人不愿悉心探讨的禁区。为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拟对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的一些基本思路作初步探讨。     

人力资本、生育率与农业部门内生发展机制的形成

通过人力资本和生育率内生决定问题的引入,试图实现新增长理论与农业发展理论的某种整合。人力资本积累率的提高以及由此引致的生育率下降,是农业部门摆脱“马尔萨斯稳态”进入持续增长均衡阶段的根本条件。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应是政府农业发展政策的重点。     

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与政策重点

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选择必须基于以下两个基本点:第一,中国是大国农业,大国农业的重要特点是,大宗农产品尤其是粮食必须高度自给,绝大部分耕地只能用于种植大宗农产品;第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农民转移进城实现城市化尚需时日,在最近20年,大多数农民家庭还需要农业收入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小农经济将长期存在并具有合理性.中国农业政策的重点必须建立在中国小农经济还将长期存在这一前提之下.     

新内生发展视角下脱贫村振兴路径研究——基于湖北省Y县四个村的案例比较

中国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实践经历了从外生“输血式”到内生“造血式”的转变,但要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还需要全局性的方案,新内生发展模式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以乡村主体性和外部资源建立新内生发展的分析框架,基于对湖北省Y县四个乡村发展案例的比较,发现多样的外部资源和充分的乡村主体性在乡村发展的过程中至关重要,两者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由此提出一条应依据乡村实际对发展乡村的外部资源进行动态调整并加强乡村主体性的脱贫村振兴路径。     

农业规模经营与农地制度创新

农业规模经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但不完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成为制约其形成的主要因素，因此，只有在一定的原则指导下进行农地制度创新，才能推动规模经营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