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健康状况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 2010和CGSS 2015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0年和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序数逻辑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异。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但整体上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异显著;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异不显著。据此,提出拓展老年人社交渠道、增进老年人社会信任、增强老年人身体体质和关心老年人心理健康等对策,以期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为基础,将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内在于个体的主观性社会认知因素与外在于个体的客观性社会地位因素,并进一步将社会地位划分为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计量地位。基于CGSS2017的数据,应用O-logit模型探讨社会认知、社会地位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第一,社会认知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第二,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收入仍然是影响农民工幸福的主要因素。同时,拥有房产与汽车也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社会计量地位方面,工作类型不对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而拥有党员身份、地位自感与家庭社会层级自感较高的农民工拥有较高的幸福感。第三,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情绪状态是其幸福感的最主要影响因素,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对未来预期的感受。收入的提高与拥有汽车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而老一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党员身份与房产状况。     

社会资本对城乡老年人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CGSS混合截面数据

利用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混合截面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OLS回归模型,从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二个维度,综合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城乡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并检验了社会融合学说及网络关系学说两个理论.研究发现:个体社会资本与集体社会资本均对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健康产生显著正向作用,社会经济地位、收入和教育都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有正向影响,性别和年龄会影响老年人的生理健康,而婚姻会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家庭规模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但在考虑城乡二元结构差异时,个体社会资本对城市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健康影响不显著,而家庭规模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显著正向作用.因此,需要促进城市老年人社会交往,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鼓励农村孩子常回家看看,共同营造一个“健康老龄化”的社会.     

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增强老年人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目标.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将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并选取相应的指标,采用OLS方法研究了其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显著提高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收入、社会阶层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改善公平认知、扩大社会交往、优化休闲娱乐是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渠道.因此,应通过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缓解社会分层、丰富老年人的社交文化生活的方式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性别意识、社会经济地位与女性阶层认同——基于CGSS 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性别意识和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阶层认同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研究发现:性别意识整体上显著影响女性阶层认同,社会经济地位显著正向影响女性阶层认同;性别意识对女性阶层认同影响的城乡差异显著,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阶层认同影响的城乡差异不显著。据此,提出健全法律法规以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提升女性素养以夯实女性的能力基础、强化权利意识以推进性别平等常态化等对策,以期不断促进女性阶层认同的提升。     

居住环境、社会地位与老年人健康研究

由于身体机能和自我恢复功能下降,老年人成为健康问题的高危群体。从居住环境和社会地位入手探究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机制可以发现,老年人的居住环境资源和主观社会地位均会显著作用于其健康水平。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不仅呈现明显的地位化特征,而且还与外在的环境资源联系紧密,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健康不平等的"物质主义模型"。因此,政府在制定与老年人健康有关的政策时,应将老年人居住环境所包含的物质资源和情感资源考虑在内,充分发挥居住环境资源在提升老年人健康中的作用。     

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CGSS 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应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身心健康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身心健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家庭年收入对农民工身体健康的改善幅度更大,但对其心理健康的改善幅度逐渐减小;农民工在工作中所承担的职业角色不同,对其身心健康的影响也不同。同时,社会经济地位对新老两代农民工身心健康影响的代际差异显著。据此,提出促进农民工参加学习教育以提高农民工认知、获取和运用健康知识的能力,提高农民工的家庭年收入以增强农民工的健康投入能力,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以增强农民工对职业角色的适应性等对策,以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身心健康水平。     

社会参与影响老年人健康的信任机制研究——基于2015年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参与促进老年人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互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对其健康产生积影响。社会参与是在"陌生人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在微观社会情景中"再熟人化"的空间实践,参与活动将分散在各个私人空间的老年人吸纳在一起,以趣缘活动增进相互之间信任,形成不同形式的交往圈子。老年人通过参与各种活动,能够扩大生活圈子并融入社会,增进陌生人之间的互动、信任和集体情感,实现社会融合。政府和社会应多关怀老年人的精神需要,培育和建构老年人生活和交往互动的活动圈子。     

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与不平等再生产——基于CGSS2011的数据分析

依据CGSS2011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父辈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分析当今中国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及其再生产,研究发现:性别、户籍和教育程度是影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我国公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存在代际传递现象,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家庭背景等因素来影响个人人力资本的获取,进而影响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尤其是拥有党员父亲和高教育程度的父亲可以显著提高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代表着一种深刻的社会不平等,要削弱代际传递效应对个人的影响、营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需要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安排。     

社会经济地位与城乡居民健康差异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探讨了基于城乡不同制度安排下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回报。回归分析发现：尽管总体上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要好于农村居民,但在控制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后,农村居民要强于城市居民;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地位对城乡居民健康的影响机制是存在差异的,教育、收入对农村居民的回报大于对城市居民。进而,添加年龄组后,发现经济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健康影响在不同人群中也会有所不同。为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健康差异,应着力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中国老年人就业选择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研究

为充分挖掘老年劳动力资源,本文筛选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5年度居民调查数据中的老年人样本,并将其按城乡、工作类型、就业意愿和能力分类回归,得出:选择就业的老年人更加看重就业带来的精神回报而不是劳动收入;对休闲娱乐时间的需求同样会影响到老年人的选择,但在不同群体间存在着差异。同样,不同户籍、是否参加社保、是否是国有或集体所有企业的员工等因素对于老年人是否就业以及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在不同群体间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基于分析,本文认为政府应当从完善老年人就业保障政策;进一步消除制度约束;引导、规范老年人就业培训机构;加大正确就业观的宣传教育力度等方面着手。     

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社会因素研究——基于CGSS2005数据的分析

基于CGSS2005数据,建立多层次模型对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社会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经济收入、住房产权、人际交往、贫富分化、民主参与、政府服务、社会保障、矛盾纠纷等对居民幸福感水平有显著的影响,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必须从上述各方面入手。     

社会网络与少数民族居民经济地位的获得——基于宁夏回族居民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2年下半年在宁夏收集的问卷资料,采用稳健回归方法探究了回族居民重要节日网络、餐饮网以及重要节日费用对其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重要节日网络规模显著影响被调查者的经济地位获得,而代表强关系的网络亲戚密度或网络朋友密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回族居民的餐饮网因子也对其经济地位获得产生了显著性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基于厦门垃圾处理的实证研究

西方环境公正理论在系统的定量研究基础上,证实了环境风险分配不平等普遍存在,并强调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的关联性,然而在我国并未开展定量的实证研究。本研究以厦门垃圾处理的实证调查为例,探讨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的关系。研究发现:(1)与西方一致的是,环境风险并非公正地分布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中,环境风险分配遵循社会经济地位逻辑,风险分配和财富分配存在重合性。(2)与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强调种族、性别、教育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不同是,性别、民族和教育均对我国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不具有显著的统计性。(3)我国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承担更多的环境风险,表明目前城乡的环境风险分配不公正问题凸显。     

经济状况、社会阶层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0的实证分析

结合当前我国社会阶层急剧分化的现实,本文利用2010年的CGSS调查数据,采用有序概率模型分析家庭绝对收入水平、家庭相对经济等级、社会阶层及其变化等变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与幸福感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自评的家庭经济等级对幸福感有较强的正向作用;社会阶层及其变化感知也有显著的幸福效应,处于上升社会阶层或较高社会阶层的人群更幸福。比较而言,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经济等级和社会阶层的幸福边际效应依次减弱,而且有明显的城乡差异。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路径研究

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提升其幸福感已成为高校学生工作的重点之一。笔者根据对大学生的调查数据,探讨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心理和行为机制,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自尊、线上和线下同伴交往均是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作为心理因素的自尊与作为行为因素的同伴交往,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大学生幸福感之间起到了双重中介作用,并且自尊的中介效应强于同伴交往的中介效应;在同伴交往机制中,线下交往的中介作用要强于线上交往的中介作用。由此来看,提升大学生幸福感可以通过双重路径来实现:一方面,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理念,提高他们的自尊水平;另一方面,要提升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鼓励学生采用线上、线下方式与同伴积极交往、互动。     

教育代际流动对子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17的实证研究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价,受多种因素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研究教育代际流动对子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实现教育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子代主观幸福感越高;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子代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教育代际向下流动的子代。据此,从政府、社会和个体层面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