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公开提出的时间及文章

在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里,对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论争的评价,已将近半个世纪了。广大评论者对“两个口号”的性质及其论争的意义,引经据典,各抒己见,作了较充分的阐述和较精辟的分析。但是,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公开提出的时间及文章,许多现代文学史专著及有关文章的说法,都是与史实不符的。比如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道:“一九三六年五月,胡风在《文学丛报》上发表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第一次提出‘民族革命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几点看法

三十年代中期,上海文艺界发生过所谓“两个口号论争”。这本是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的思想论争,但“四人邦”却硬把这种内部论争歪曲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敌我斗争。他们假惺惺地称颂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口号,而“国防文学”却被说成“卖国文学”。是什么“彻头彻尾的汉奸文学”,“地地道道的国民党文学”。提出这一口号的周扬等党员作家,则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真是歪曲历     

鲁迅与国防文学——重读《荅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一九三六年八月,鲁迅继写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之后,又写了《荅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以下简称《荅》文),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发表了系统的结论性的意见。这篇重要文章是评价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重要依据。但是,二十年来,鲁迅这篇文章的思想却一直被人们曲解着,特别是十多年来,“四人邦”为推行“文艺黑线专政”论,采取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卑劣手段,更加肆无     

在论争中结束和没有结束的论争

一九七七年底开始,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同时,展开了关于一九三六年文艺界两个口号论争的讨论。这场讨论推倒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国防文学”的污蔑不实之词,为在文艺界拨乱反正、肃清流毒做了一点工作。还一致肯定了两个口号论争是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争论。这场讨论是有成效的,它的发生既不是什么人任意提出的,它的结果也不是更把思想扰乱了。当然,对于文艺界几十年来的一桩“公案”,在短期内不可能达到认识的完全一致,这是毫不足怪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在论争中结束,可是这场论争却至今没有结束。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我的这篇文章,则仅限于从学术的角度,谈谈对这场论争中几个问题的认识,以就正于批评者。     

左翼学案:周扬与“两个口号”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争论时间最长的一桩学案。从1934年周扬提倡"国防文学",到1988年中共中央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胡风彻底平反,"两个口号"论争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发展进程中一再成为文艺运动的聚集点,因这次论争而导致的"周扬派"与"鲁迅派"的分化在左翼文艺运动和建国后的文学史上演绎了说不尽的恩怨沧桑。周扬是这一学案的主要当事人,从左联解散,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历次文艺运动,他的命运沉浮始终与"两个口号"论争息息相关。虽说周扬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左翼文艺运动史",但实际上,周扬一生的文艺活动都深陷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纠纷而不能自拔。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两个口号"论争,要么是从路线斗争的角度用政治批判方式解决文艺问题,要么是从宗派观念的角度纠缠于历史的或个人的是是非非,这两种途径都无法真正解决"两个口号"论争的矛盾冲突。新时期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个人恩怨的消解,从文艺理论上确立"两个口号"论争的对话与潜对话状态,是解决"周扬派"与"鲁迅派"历史矛盾的正确途径,也只有从文学理论意义上寻求对话的基点,才能使"两个口号"论争的理论遗产转化为建设性的文学资源。     

“两个口号”的论争究竟为什么发生——与林志浩同志商榷

三十年代“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从表面看来,是以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成而告一结束的.但实际上,对这两个口号的评价的分歧却一直存在着.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要共赴国难,挽救危亡,要集中精力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文艺界的同志们都捐弃成见,团结对     

评《试论“自由人”》

三十年代初期“左联”与“自由人”、“第三种人”关于文艺自由的论争,对于推进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九八O年前后发表的几篇评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章,对于“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起的消极的反动的作用很少抨击,反而替他们把原来已为人们所揭穿的假面具重新戴上,多方袒护,倍加赞许,说他们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这就对三十年代的这场论争,得出了很不恰当的结论。《扬州师院学报》一九八O年第四期发表的《试论“自由人”》(下简称《试论》)一文,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对于这篇文章,我曾发表过一些意见,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展开讨论,因而时隔两年分歧依然存在。为了探求真理、明辨是非,现在我将原稿整理一下,对《试论》一文,就以下     

贝科夫及其新作《苦难的标志》

五十年代初,苏联文艺界提出“写真实”和“积极干预生活”的口号之后,从“尊重人的价值”这个角度出发提出人道主义问题,人道主义又成了苏联文学的主潮。在这些文艺思潮的影响下,肖洛霍夫发表了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开创了战争文学的新时期。这篇小说发表之后有一大批参加过卫国战争的青年作家、评论家称之为“前线一代”的作家在苏     

关于《华威先生》所引起的论争

一九三八年,张天翼同志的《华威先生》发表以后,在国统区及香港等地的文艺界,曾发生过由这篇小说引起的一场持续两年之久的论争。这场中国抗战文学史上规模较大、持续较久、意义深远的论争,在解放后三十年来公开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均有所评述。但是,不容讳言,这些评述大都有失实之处,大都带有不同程度的片面性。对这场论争开展的过程、论争的主要内容、论争的重大意义以及这场论争与一九四二年九月以后进步文艺界批判国民党“文艺政策”的关系等问题,都有必要重新探讨。     

运动的火山与倾斜的天平——"两个口号"论争略论

“两个口号”论争几乎贯串了整个20世纪。从论争过程、实质、经验教训等方面来看,它屡次逾越文学学理的层面,在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生活中广泛渗透,人事纠缠甚于学理辩难。     

"两个口号"论争与俄苏文学文论传播中的期刊

"两个口号"的论争与俄苏文学和文论在中国的传播有关,而这又受制于论争参与者的价值观念与期刊对俄苏文学和文论译介的互动。1934年至1936年,国民党系统的期刊译介俄苏文艺,一般以作品为主,且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主题相关。同人期刊译介俄罗斯文学名家名作,也积极译介无产阶级文学和苏联文艺动态。左翼的期刊译介了大量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苏联文艺政策的文章。它表明中国的文艺界进一步向苏联的文艺思想看齐,因而"两个口号"论争的理性色彩也进一步加强,但同时也使论争中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现象无法完全克服。     

1961年青海关于花儿的提高和发展问题的一场争辩

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得知,1961年5月、6月之际,青海曾发生过一场关于花儿的提高和发展的论争。 这场论争的起因 这场论争是由周朗发表在《青海湖》1961年第5期上的一篇题为《花儿浅谈》的文章引起的。     

鲁迅论“国防文学”口号

现在,全面地考察一下鲁迅对于“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论述,显然有利于揭批“四人帮”攻击“国防文学”口号的种种谬论和包藏的祸心,也有助于学习鲁迅的无产阶级文学思想和革命精神。     

批判“四人帮”对“国防文学”口号的污蔑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对“国防文学”口号滥施罪名,胡说“国防文学”“是资产阶级口号”(一),“是彻头彻尾的汉奸文学”,“道道地地的国民党文学”,(二)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历史的本来面目究竟是怎样的呢?拂去岁月的风尘,洗掉“四人帮”喷来的污血,不难发     

郭沫若与一九三六年的“两个口号”论争

在现代文学运动史研究的诸多问题中,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被弄得最为混乱。当年“两个口号”的主要提倡和支持者,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到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浩劫,都蒙受了程度不同的灾难。直至粉碎“四人帮”,这些同志才得以解放,历史上这桩公案也才有了公正评价的可能。但是,截至目前为止,不能说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就没有分歧了。某些同志,囿于人事纠葛,仍不能公正地、客观地去看待历史的是非。这也许是“当事者迷”吧。有感于者,笔者以为较细致地回顾一下郭沫若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理论表现,也许有助于澄清这段历史。     

赛珍珠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资料小识

赛珍珠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作题为《中国小说》的演讲,只是她介绍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许多演讲或发表的许多文章的一篇。最近发现她1930年发表在《金陵光》上的英文论文“中国早期小说的起源”以及她在北京华文学作演讲和生活两个月的情况的有关资料。中美三所与赛珍珠有关的大学拟联合出版这些材料。     

茅盾关于描写小资产阶级的主张不容否定

在一九二八年开始的“革命文学”的论争中,茅盾先后发表了《欢迎〈太阳〉》(1928.1)、《从牯岭到东京》(1928.10)、《读〈倪焕之〉》(1929.5)、《关于“创作”》(1931.9)等文章。主要就“革命文学”论争所涉及的如何评价五四文学革命、评价鲁迅,如何看待创造社、太阳     

两种自由观

英国反对历史规律必然性最力的白林,最近继柯尔(已故)担任牛津大学社会和政治学说教授,按照英国的传统,教授就职时必须发表一篇学术演讲;白林因此选择了“两种自由观”的题目作了一篇就职演说,并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印成小册子发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编者以“一百年后”为题撰写了一篇评述,认为白林这篇演说恰巧发表在约翰·密勒发表了他的“自由论”(On Liberty,1859)一百年后的今天,是有其重大的意义的。评述介绍本文的内容时说,“白林教授指出在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而且独立     

老舍1941年前后的文学回归与抗战文艺论争

文章论述了老舍1941年前后文学回归和抗战文艺论争的关系,从关于“暴露和讽刺”的论争、“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以及所谓“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三方面展开论述.文章认为,正是这几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论争为老舍抗战时期的文学回归提供了足够的思考余地并促成了老舍的回归.     

新加坡华文诗坛的历史回顾

<正> 一新加坡的华文新文学,是在中国“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然而由于受着热带风雨的滋润,以及当地马来民族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陶冶,也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使得新加坡华文文学既具有与中国文学一脉相承的特质,又呈现了与中国文学迥然不同的独特风貌。抗日战争前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受到中国文坛的巨大影响,实际上只能算是中国文学的支流。战后,经过一九四七年“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论争,经过一九五三年的反黄运动,到一九五六年提出“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