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昭明文选》接受考述

《朝鲜王朝实录》真实记录了朝鲜王朝自1392年建国至1910年灭亡绵延五百年的史实,是研究朝鲜与东亚各国历史及关系的基础资料。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传入古代朝鲜半岛后,引起了朝鲜文臣们的高度重视,他们大力推荐《文选》,一度欲将《文选》引入李朝的科举考试科目,这些在《实录》中都有体现。《文选》对李朝时期的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朝鲜王朝实录》所见资料可以窥见《文选》在朝鲜李朝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明实录》对科举的历史书写:“史相”与“史实”之间

科举是《明实录》书写的重要内容之一。实录文本中的科举呈现出多样史相,比如皇帝是科举运行的主角、一些重要科举史事的缺失、科举是历史人物书写不厌其烦的素材。这些史相与史实之间存在着某些距离与关联,究其原因则主要是实录实际编修群体的科举出身构成情况使然。实录实际编修群体出身科举者超过84.38%,科举的洗礼促使他们在修史过程中努力凸显"吾皇"的英明伟大,践行了儒家伦理思想、尤其是忠君思想;魂牵梦萦的科举情结则是他们笔下科举荣耀图景的重要驱动力。此外,政治态势也影响着史官们对科举的历史书写。要之,《明实录》书写的科举是一幅虚实相交的历史图景,他属于史实、历史文本、史家意识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典型案例。     

朝鲜使臣见闻记述之康雍史事考评——以争储及雍正继位为核心

李氏朝鲜遣清使臣,作为清朝历史见证者,留下了《燕行录》、《别单》、《闻见录》、《手本》等丰富的汉文文献。《别单》的记载尤为珍贵可信,里面所记史事,多有清朝文献所不详者。特别是涉及康熙后期争储和雍正帝继位的情况,清朝文献做了许多改窜、掩盖,而证之以朝鲜使臣的见闻记述,可以获得探明真相的重要线索。我们不能因为《承政院日记》、《朝鲜王朝实录》里面所记载的朝鲜君臣评论有误解、误断而否定"别单"等朝鲜使臣闻见记录的可信性及史料价值。     

论史传对《搜神记》的影响

作为成熟较早的叙事文体，史传对志怪小说《搜神记》有着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史传的实录精神对干宝辑录《搜神记》的态度影响较大。实录精神不仅体现在干宝对材料的处理上，还在于他采用了史传常用的全知视角。其次，史官“究天人之际”的创作目标也对《搜神记》影响较大。干宝不仅仅对神异的事件进行记录，而是立足于现实，力图解释这些事件与历史兴废的关联，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再次，史家“惩恶扬善”的道德观念也对《搜神记》有着影响。最后，以人物为中心、叙述干预、语言简洁等史传叙事笔法也对《搜神记》影响较大。     

东汉"三绝三通"西域与"羌祸"之关联

东汉王朝的"三绝三通"西域,虽然是东汉与北匈奴军事较量的结果,然而其与"羌祸"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正是由于河西、湟中、陇右的羌族起义,直接影响了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羌祸"对东汉王朝"三绝三通"西域的影响,深刻揭示了西域与河西、湟中、陇右的战略关系.     

《清实录》编纂中的曲笔

《清实录》记载了清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及自然现象等众多方面的历史,是中国最后一部实录体史书。其编纂的过程,同历代实录一样,存在实录不"实"的问题。《清实录》编纂中的曲笔主要有粉饰性曲笔和受权力所迫的曲笔。实录的编纂制度和史官自身缺乏直书精神是造成史官曲笔的主要原因。     

《汉书》的两重性问题溯源

《汉书》在记人述事的过程中将＂实录＂与＂宣汉＂结合起来,从而呈现出两重性的特征。这既是班固史家与史官双重身份的体现,也是由史学之求真与致用的双重本性所决定的。《汉书》的两重性,与《尚书》、《春秋》、《左传》以及《史记》在求真与致用上所呈现出来的两重性是一脉相承的。     

朱元璋与中外“表笺之祸”

清代史家赵翼将明代因表笺文字触犯朱元璋忌讳而获罪致死，称为“表笺之祸”。“表笺之祸”为前代所无，乃朱元璋以文字杀人之一大“发明”。朱元璋专横跋扈，疑忌重重，喜怒无常，在处理国内君臣关系与邻国朝鲜的关系中，屡兴“表笺之祸”，给国内君臣关系与中朝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与影响。     

清代朝鲜士人与来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

近年来城外汉籍,特别是与朝鲜有关的《韩国文集丛刊》《燕行录全集》等史料的整理出版,为研究明清时期中朝士人的交往与天主教如何由中国通过入华朝贡的朝鲜使臣传入朝鲜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本文试图从《朝鲜王朝实录》等官撰史书及时人的文集入手,梳理出西学、西教传播至朝鲜半岛的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特殊性,朝鲜半岛的西学、西教不是由传教士传入,而是由来华使臣带回并生根发展的.     

周代言谏制度与文学发展

周代建立了言谏制度,用于社会政治言论的收集与管理。天子通过各种谏言听政,各诸侯也要仿效,以便了解民情,教化民众。言谏制度中有"公卿列士献诗""史献书""百工谏"等制度性安排,政教目的十分明确。因此,进入体制内的诗歌生产和消费是一种职务行为。周初的颂美诗其实也是谏言。西周末年和东周前期的"变风""变雅",既是言谏制度的延续,也酝酿着诗歌发展的突破。春秋中叶的《鲁颂》被人视为"变颂",它的出现标志着"献诗听政"的终结。周代史官除了记载周代史实,还记录整理了《虞书》《夏书》《商书》,因为"史献书"的制度安排要求史官们履行随时向天子提供过往统治经验的职责,所以《尚书》所载都是关于帝王们政教的经验教训。春秋战国时期的子书实为史书之旁衍,诸子"上说"也有"史献书"之遗意。周代古文多是言谏制度下随着形势发展而出现的不同形式的谏言,其社会功用在于政教。在周代言谏制度中,庶人对朝政的"诽谤"可以通过士的渠道上达天子,成为天子补察其政的谏言;天子身边的百工也都能向天子进谏,从而使政教更加完善。这种制度安排促进了小说的产生和发展。     

政治决策与礼义认同——《洪范》在朝鲜王朝中的历史地位

朝鲜王朝立国初年,太祖李成桂因袭箕子受封的传统,接受明太祖朱元璋赐封"朝鲜"的国号,借着中、朝主藩关系的建立,巩固其治权的认受性。在这政治决策底下,箕子在朝鲜半岛的历史地位大大提升,也基于《洪范》是由箕子写成,因而备受朝鲜王朝君臣重视。明朝认为箕子受封于周武王,所以,他是朝鲜民族的首位国君,也是朝鲜民族始祖,但对于朝鲜民族的由来,朝鲜君臣有其民族自主的一面。通过朝鲜历代王朝谱系的重建,朝鲜王朝揭示檀君的出现远远早于箕子,檀君才是"东方始受命之主"。同时,朝鲜王朝溯源朝鲜教化的历史传统,宣扬《洪范》在礼义文教的功用,尊之为朝鲜半岛的礼义教化的基石,在肯定《洪范》传世价值的基础上,强化箕子的先圣形象,使他成为朝鲜民族的"始兴教化之君"。     

论司马迁《史记》的创作心理机制及价值

《史记》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司马迁的创作心理也为后人所探寻。汉武盛世的大一统,司马家族的史官传统,以及司马迁本人的才智和理想,都促成了《史记》的产生。而经历李陵之祸的司马迁,其"发愤著书"更成为后人对于其创作心理的共识。《史记》在作为实录历史的同时,具有浓郁的悲剧氛围,同时也兼具明显的浪漫主义气息。"发愤著书"说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理念,涉及到小说、散文、戏剧等诸多方面的具体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文艺心理学价值。     

孔子与《春秋》

人类历史最初皆以口语传诵为主,而以结绳刻契帮助记忆。春秋时代有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蒙。他们所传诵的历史原以瞽蒙传述为主,而以太史记录的春秋帮助记诵,因而就称为瞽史。《春秋》书法是春秋时代史官的神圣职责,必须有当时的舆论支持以形成一种社会制裁力量,才能使乱臣贼子惧。今本《春秋》应是鲁史旧文,孔子并未加以笔削。     

朝鲜《四声通解》在汉语史研究上的价值

《四声通解》是朝鲜李朝时代编撰的供朝鲜人学习汉语汉字用的语文辞书 ,此书的体例仿照中国明朝的《洪武正韵》而略有改变 ,书中记录的明代汉语标准音和俗音、汉字正体和俗体 ,以及大量的明代口语词和词义 ,在汉语史的研究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元曲研究失落的两部珍贵域外文献——对《朴通事谚解》与《老乞大谚解》的几点认识

关于《朴通事谚解》与《老乞大谚解》的编著年代 ,据朝鲜李朝《世宗实录》与《成宗实录》记述 ,“此乃元朝时语也” ,由当时的朝鲜译官编定。二书中有不少可资元曲研究借鉴的珍贵材料。在曲学语言学方面 ,以前的元曲释词著作都未见引据二书。如对“丽春院”等词语的解释均有极高的参证价值。此外 ,对儿化音的描述也可补《中原音韵》之缺。关于元曲形式内容方面的资料 ,如二书多处记述了唱曲、弹弦子的情况 ,特别是所记交“五个钱”入构栏看“诸般唱词” ,对于研究金元演艺的发展 ,弥足珍贵。元曲多写田园山水风光 ,表现避世隐逸的倾向 ,过去总以为是元代士子受压迫、无出路所致。《朴》书会话中也多有此种内容 ,与元曲精神一致 ,看来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审美思潮 ,有待作出更切实际的解释     

西夏赐姓李氏考

西夏赐姓李氏一事在《宋史》、《辽史》和《金史》中记载不同,《宋史》载两次:唐贞观年间和唐末僖宗年间;而《辽史》、《金史》仅载一次,即唐末僖宗年间。史书对此记载有所出入与史书作者生存年代、王朝修史方式、史官态度以及西夏王朝自身的因素等不无关系。因此,对此加以考证,读史者在阅读史书时讲求一定的方式和方法十分必要。     

略评《辽史》对妇女的记载

《辽史》成书较晚,撰于元朝末年。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中书右丞相脱脱受命任纂修辽金宋三史都总裁,欧阳玄等人任总裁官。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分撰《辽史》。但这并非首次撰写辽史。在此之前,金朝曾两次纂修《辽史》,但成书而未曾刊行。辽朝也曾设立史官,撰写起居注、日历、实录等,以耶律俨纂修的《皇朝实录》为最,达七十卷。至元纂修《辽史》时,耶律俨的《实录》与金朝陈大任的《辽史》尚存,遂成为重要依据。由于当时元政权将覆,财政又十分困难。没有大力搜集史料,仅用十一个月的时间便修成这部《辽史》,以致《辽史》“内容阙略”,“漏洞百出”,因而历来史家均认为《辽史》成就甚微。然而综观《辽史》除“立表最善”外,对于后妃、烈女的载述成就也很大。其成就虽逊于《史记》,却居于其他正史之上。     

论《离骚》诗祸

本文对屈原的《离骚》进行精神分析。从香草与飞天的症候出发，探察诗人的焦虑轨迹，从而分析出掩藏于史籍的一场“《离骚》诗祸”，并通过对《惜诵》的精神分析作了印证。文章认为，“《离骚》诗祸”是中国第一大诗祸，《离骚》是屈原诗歌创作的高峰，也是他的创作的分水岭。《离骚》写出了中国文人最痛苦的灵魂，却成了最动人心魄、最具个性的中国和世界最伟大的抒情诗。     

论唐代史馆的人员设置和史料来源

唐代史馆的工作人员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监修国史、一般史官和其他勤杂人员。监修国史,是修撰国史的总负责人,唐朝始设于贞观三年,之后遂形成定制;一般史官分为两个层次,即史馆修撰和直史馆,他们是史馆修撰人员的主体,职责主要为修撰国史、实录;勤杂人员则是唐代史馆为修撰史书提供各种服务的人员,计有楷书手、典书、亭长、掌固、装潢直、熟纸匠、画直等。唐代史馆的史料来源约略有四,即诸司报送、起居注、时政记提供、史官自行采集和馆外人员主动提供,其中前两项为基本来源,后两项则是重要的辅助来源。     

《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宋实录》是宋代官史史料的一大总汇。它汲纳了宋朝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原始档案、初级史书《起居注》、《时政记》和二级史书《日历》等史料,进行＂编年附传＂式的编纂与改造,形成宋代最重要且篇幅巨大的官史著作,然后又为其后的宋朝《国史》、元修《宋史》、编年史、杂史等著作所采掇,成为后出宋史的史料之源。《宋实录》在宋代官史史料的流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