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蕃文化交流对吐蕃体育的影响

文章通过汉藏文献史料和古代壁画中的体育图像,以吐蕃马球、围棋、杂技百戏等为例,探讨了唐蕃文化交流对吐蕃体育的影响。并指出这与当时吐蕃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方面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论汉藏佛教界的交流与吐蕃时期的佛经翻译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从印度和大唐引入了佛教.吐蕃时期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促使吐蕃与周边民族加强了文化交流,同时也开始了佛教经典的翻译.随着唐蕃甥舅关系的进一步稳固发展,吐蕃不仅大力吸收唐朝先进的文明,佛教的引进与佛经翻译也成为唐蕃关系史上重要的一环.本文就吐蕃时期的汉藏佛教界交流和佛经翻译进行了概述和探讨.     

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述评

汉藏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即使在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复杂而微妙的民国时期,仍维系着文化交流的纽带.文章从文化交流以及经贸人员往来等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作一概述,并论及这一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特点和功能.     

吐蕃分裂割据时期的藏族文化

文章从翻译、文学、哲学、建筑、绘画等方面 ,对公元 9世纪至 13世纪分裂割据时期的藏族文化发展作了概述     

宋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

文章认为,汉藏两族宗教文化交流主要反映在三种层面上：民间层面的渗透影响、学者僧侣层面的交流传播和中央王朝与地方政府官方层面的往来贡赐。文章仅就宋代汉藏两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略作考察,至于其他历史时期与其他层面宗教文化交流则另撰文论述。关于宋代汉藏宗教文化交流,学界关注者寥寥无几,至于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则更鲜有问津之人。认为宋代汉藏两族宗教文化交流通过民间方式,将汉地的宗法性传统宗教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传递到了周边藏区民间,也将藏传佛教文化、苯教文化和其他藏族宗教习俗传播到了周边汉地民间。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有益地推动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从某种程度上保持和深化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成果。     

唐朝时期吐蕃在西北地区的迁徙活动

吐蕃从唐初起不断向西北地区扩张,伴随着军事的扩张而开始了其迁徙活动.甘、青地区是吐蕃的重要迁入区,吐蕃的迁徙一方面促使吐蕃生产方式发生了变迁,另一方面使迁入地出现了吐蕃化的倾向.     

“吐蕃乐舞”: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形成于吐蕃时期的吐蕃文化,在藏族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吐蕃文化不仅开启了藏文化的历史先河,而且对整个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作为吐蕃文化的重要组成——吐蕃乐舞,以英集歌、舞、乐及杂艺百技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表现方式,不仅成为承载和表现吐蕃文化的重要载体,更为重要的是,吐蕃乐舞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和艺术风格,已成为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本文就吐蕃文化的概念及意义;吐蕃文化与吐蕃乐舞的关系;吐蕃时期乐舞艺术的发展及艺术特色;作为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等四个方面展开探讨,以阐明吐蕃乐舞在吐蕃文化中的重要意义与艺术价值.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

吐蕃占领敦煌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写经活动,时间长、人数多、规模大、拥有完善成熟的写经制度成为这个时期的写经特点.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写经生选拔、经费来源及执事人员设置等方面,探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     

论吐蕃时期的政治与宗教关系

吐蕃统一奴隶制地方政权的建立,为佛教传入提供了社会的需要和实际的可能,佛教的传入与逐步发展,对吐蕃苯教及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形成全面冲击.研究吐蕃时期的政教关系,是认识藏族宗教文化及其与社会历史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综述

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的研究,相对其他各期石窟的研究比较薄弱,目前还没有系统的专题研究论著出版.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就敦煌吐蕃期洞窟的研究,通过分类的方法,分别就综合研究、洞窟营建史、分期、洞窟个体、专题(如单个图像等)、榆林窟第25窟研究、莫高窟第365窟汉藏文题记、画风、供养人图像与服饰、经变画专题等问题的研究作了回顾并就吐蕃期石窟研究的特点作了总结.     

略论宋代西北吐蕃与周边政权的关系

两宋时期,西北吐蕃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有频繁的交往与联系。凉州吐蕃抵御党项的武力征服,河湟吐蕃在唃厮啰时期和吐蕃政权分裂后的不同时期,与西夏的关系有所变化。河湟吐蕃与辽、金朝也有政治、经济联系。西北吐蕃与周边政权西夏、辽、金的关系是吐蕃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充分反映出这一时期西北民族关系的错综复杂。     

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寺学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为实行蕃化统治,大力推崇佛教,扶植宗教势力,使寺院垄断了教育,寺学教育逐渐代替了唐以来地方州县学教育.因此,其性质、教学内容、教材选择以及教师和学生的身份都与传统的州县学教育有所不同.寺学教育对于打破贵族垄断教育、使教育面向大众传播和普及文化知识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吐蕃统治河陇时期司法制度初探

本文运用敦煌、吐鲁番等地所发现的汉藏文献和汉藏传世史籍的有关记载,对吐蕃统治河陇时期的司法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吐蕃统治河陇时期的司法制度既继承和发展了本民族法律传统,又对唐朝司法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模仿与借鉴,对后世河西归义军政权和藏族社会的司法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吐蕃时期藏文文献中的盟誓

唐史载,吐蕃人"好咒誓".本文依据敦煌藏文写本,结合同时期的碑刻文献,归纳出吐蕃文献中不同等级之间盟誓时所用的9个盟誓语词,并探讨了盟誓中的告身继承、官职继承、财产继承、处罪一人、维护王权、维护神权及盟誓制度演化的形式——集会议盟等所反映吐蕃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丧葬、宗教诸多方面的内涵.     

吐蕃时期的抄经纸张探析

吐蕃赞普墀祖德赞之世,在吐蕃本土和占领区敦煌等地掀起了空前的兴佛浪潮,佛经抄写即是其中的一项兴佛举措.在大规模的佛经抄写事业中,作为佛经写本的物质载体——纸张,需求量大增;由于市场的旺盛需求,纸张弥足珍贵,于是,纸张从吐蕃本土、河陇等地源源不断地运往沙州.     

吐蕃时期苯教理论化程度考辨

随着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深入推进,其中涉及苯教内容的写卷为我们重新理解吐蕃时期的苯教形态及其理论化程度提供了新的线索。文章认为,敦煌有关文献所呈现的辛饶弥沃只是一名普通的“辛波”(巫觋),而斯巴苯教的内容无外乎是上祭神灵、下镇鬼怪、祛病禳灾、占卜解难以及超荐亡灵。《旧唐书》《北史》《隋书》《通志》等汉文史书中关于吐蕃宗教形态的记载,基本上与敦煌藏文文书之记载相吻合,即“重鬼右巫”“多信巫觋”是这一时期吐蕃民间信仰的主要特征。公元8世纪时发生的“佛苯之争”可谓是破解吐蕃时期苯教理论化程度谜底的一把钥匙。在“佛苯之争”中,并未再现“吐蕃僧诤”那般基于经典哲理的论辩,双方的博弈以施展法术的方式开展,可见当时的苯教尚无教义体系,而仅停留在仪式仪轨层面。“佛苯之争”后,苯教徒迫于现实压力,藉由“译苯”构建雍仲苯教理论体系,开始形成有别于斯巴苯教的另一支传承脉络。及至11世纪,辛钦鲁噶将“译苯”进程推向顶峰,促成苯教大藏经的主干架构。可见,苯教的发展经历了从“巫”到“宗教”的漫长过渡历程。     

吐蕃时期的佛经翻译述略

吐蕃王朝时期,王室因政治斗争和丰富文化的需要而引进佛教.在王室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扶持下,引进佛教的第一项事业便是翻译佛经,因此佛经翻译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纵观吐蕃时期佛经翻译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本文就这三个发展阶段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论述.     

吐蕃时期赞普继承问题探微

吐蕃在赞普王位的继承上并不顺利,曾出现数次危机。从《大事纪年》及其他一些文献记载来看,赤松赞与其弟赞松,赤都松与其未知名的兄弟,赤德祖赞与其异母兄或叔父啦跋布,牟尼赞普、牟底赞普、赤德松赞三者及朗达玛死后欧松与云丹之间围绕赞普王位继承都曾展开过激烈竞争。英国藏学家道特森提出的“舅氏轮换”与《底吾史记》中所载的“贬谪”原则在确立新赞普及排除非法竞争者（新赞普的异母兄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新赞普的候选人为同父同母的亲兄弟时,这两个原则就失去了效力。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考察

本文通过对敦煌石窟、特别是莫高窟属于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洞窟中的供养人画像的考察研究 ,指出这一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的特殊性 ,如有供养人画像的减少、东壁门上首次出现供养人、吐蕃装男供养人与唐装女供养人共存、僧人多于俗人、供养人画像题记之简略化等新特点与新现象 ,并作了详细分析。文中也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壁画《维摩诘经变》中出现的“吐蕃赞普礼佛图”作了探讨     

吐蕃法律的文化渊源

吐蕃时期是藏民族发展史中重要的历史阶段。吐蕃的法律文化渊源深远。它既源于吐蕃本土习惯和苯教文化 ,也受到中原佛、道、儒文化和印度法文化的影响。研究吐蕃法律文化的渊源和特点 ,是考察藏族法律文化嬗变历史规律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