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士袁子让对晚明主流性灵文学的响应

晚明万历以来引领全国文学创作之主流的是湖广公安派和竞陵派的性灵文学。在湖湘文士中，有一批中下层人士如袁子让者以抒写山水的自然之趣、张扬个体的性情之真、激昂主体的个性自然之美、提高自我的独立之尊响应着这场主流性灵文学活动，共同推动了晚明文学和地方文学的发展，是值得我们足够重视和研究的文学现象。     

张问陶性灵诗论略──性灵派研究之一

清代性灵派殿军张问陶，其性灵诗既继承了性灵派前辈袁枚性灵诗之精髓，又因身处衰世及独具个性而使其诗作具有新的意蕴与特色。张问陶性灵诗以表现其狂放的个性、忧时伤世的忧患意识，以及抒发伉俪情、手足情、朋友情．还有描写寄寓性情的山本诗为主要内容，显示出沉郁、空灵的艺术风格。     

“性灵派”谱系的理论缺陷及就宗派立论的误区

性灵诗歌是近年清代诗歌研究领域的热点。文章通过分析性灵派谱系的理论缺陷指出袁枚诗派影响力被高估的现状,继而从如何处理文学史上个人与宗派关系的角度提出:在清代性灵诗人个案研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就宗派立论,容易陷入认识上的误区。鉴于此,建议将这一时期提倡自由抒写,反对形式主义诗风的诗人统称为性灵诗人。至于他们各自的流派归属,可以存而不论以待来者。     

常州“二俊”山水诗论略——洪亮吉的无我之境与黄景仁的有我之境

乾嘉常州诗人洪亮吉与黄景仁齐名。但二人因个性遭际不同，诗歌内容风格亦有差异。以山水诗而言，洪氏因性情狂放，早期多借山水抒写狂情，晚期则超越功利之心，达无我之境。诗擅古体，风格奇险。黄氏性情狷狭，一生不幸，多借山水抒写凄苦，多有我之境。诗擅近体，风格多样。黄氏艺术造诣高于洪氏，洪氏山水诗则更贴近山水之美质     

清代性灵说与王学

清代中期诗坛袁枚等人倡导的性灵说是以强调人的“情欲”为主要内容、以“生趣”为特征的。这不仅与晚明的性灵说一脉相承，也与以王阳明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李贽的童心说一致。性灵派把诗人看作是领悟宇宙万物与“神”相通的圣者、智者，他们轻视“六经”，重视创作的主观精神，此乃轻视知识的王学传统在文学领域中的折射。“性灵说”的出现是王学在清代诗坛的复苏。     

袁枚“性灵诗”的特色

袁枚首先是诗论家,其主要功绩在于“性灵说”理论的建树;袁枚又是“作诗写性灵”(江藩)的诗人,创作实践丰富,有《小仓山房诗集》39卷传世,有道是:“数卷仓山集,先生道性灵,锦心罗万象,妙手通无形。”(《和希斋》)创作理论源于创作实践并指导创作实践,创作实践亦印证创作理论。袁枚的“性灵诗”与“性灵说”基本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何谓“性灵说”,学术界尚有不同见解,我在《袁枚“性灵说”内涵新探》中曾作如下界说: “性灵说”的理论核心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的角度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有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在这三块理论基石上又生发出:创作构思需要灵感,艺术表现应具独创性并自然天成;作品内容以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个性为主,感情所寄寓的艺术形象要灵活、新鲜、生动;诗歌作品以感发人心,使人产生美感为其主要艺术功能等主张。鉴于此,则须反对束缚性灵的“诗教”说及规唐模宋的拟古“格调说”,亦反对以学问代替性灵、堆砌典故的考据为诗之风气;但诗歌创作又不排除辅以学问与人工。要之,“性灵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诗论体系,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包括创作前提、创作过程,亦包括作品的要求、艺术的功能等。袁枚现存诗四千余首,并非皆符合其“性灵说”主张,因此不能认为都是“性灵诗”。我以为,所谓“性灵诗”应体现出“性灵说”对作品的美学追求:首先是抒写真情实感,表现诗人个性;其次构思新颖、感情所寄寓的艺术形象灵活、新鲜、生动,生趣盎然,显示诗人之“笔性灵”;再次,诗歌语言应自然通俗、表现手法以白描为主,不堆砌典故。上乘的性灵诗当然兼备上述各特色,但由于创作主体所抒写的感情性质的不同或所反映的审美对象的差异,每一首诗的特色也就有所侧重。一般来说,写人生感情的性灵诗真性情的特色更突出,写自然景物的性灵诗形象灵活生动、生趣盎然等特色尤明显。     

性灵派之袁、赵对日本诗坛的影响

袁枚性灵派在国内正负面影响之大，是清代其他诗歌流派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其影响远达海外，至少在日本产生广泛的反应。当然这主要表现在袁枚、赵翼等少数性灵派代表人物身上。虽然限于各种条件，尚无法全面系统地描述性灵派在日本的反响。但就笔者所见的资料，及中日学者有关论文中提供的资料，（参见王晓平《江户折衷诗派的论诗诗》，《中国诗学》第四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竹村则行《袁枚论诗绝句与赖山阳绝句》，《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第二期。本文引证日人资料多见此二文，谨表谢意。）ill以梳理阐释，亦可管中窥豹，见袁、…     

“情”“道”分合与明诗的整体困境——以王夫之《明诗评选》为中心

文化心理决定了审美机制,所谓"一代之文学"必能反映某种"道始于情"的核心价值。明代市民阶层的壮大,提出了新的"发乎情,达乎道"诗歌要求。整体考察明诗文本的情感性质,可归为"台阁"、"格调"、"性灵"三派。明诗之所以陷入整体困境,正因未能承担上述使命:台阁派表现的"天理本体",已蜕变为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与"情"形成了疏离与冲突;格调派追求的汉唐"对政治本体的乐感",在当时久成绝响,很难"情以发之";性灵派代表的市民兴趣与浪漫思潮,"主体意识的觉醒"导致对世俗生活情节的兴趣,却未能突破古典诗歌的表现能力、审美传统(更深层是文化心理)。     

论明代海南名诗人王佐的赠答唱和诗

王佐宦游二十馀年,与人交游中,写有不少赠答唱和诗。或主动写赠对方,或为主人所作题诗,或应友人之请而作,从中见其厚道之性,真挚之情,见其才识,"激浊扬清,臧否人物。"大致有六方面内容:劝勉亲戚子弟,慰藉友人;赞颂友人的德行、才艺、武艺;送别诗以贺上任并抒难舍之情;思友诗写怀念之情;寄友人诗以写怀乡之情;在唱和诗中吐露己怀。分析这一类赠答唱和诗之渊源前人处,不少化自屈原赋、陶渊明、杜甫、韩愈等人诗作,也有的词语出自史书。     

袁枚性灵派在近代的影响

产生于乾隆盛世的袁枚性灵派,对近代的影响以负面为主。道光以后,由于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灵派的一些思想与诗风已不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因此无论是欲图匡正时弊或变法维新的志士仁人,还是反清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多对性灵派采取批判排斥的态度。其中虽有少数人出于卫道之目的,但多数人的出发点是积极的,也切中了性灵派末流的一些弊端。但性灵派也有愤世嫉俗、关心社稷民生的一面,对此,近代人们多未认识到,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片面性。而真正理解并汲取性灵派之思想精髓,使之发展升华者,只有龚自珍、黄遵宪等人,惟其寥若晨星,所以更显可贵。     

明中期文坛茶陵派与吴中派关系研究

茶陵派与吴中派有着密切的联系,吴中派在文学上表现出四点地域特征:博学之风、任情之性、尚趣之乐和崇古之情.李东阳与吴中士子交往甚多,不少吴中人士在与茶陵派交往过程中,深受茶陵派诗风的影响,自觉接受了李东阳的诗歌主张,在师法取向、诗歌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有共同志趣,而人生追求的相异又使两派各有不同.通过对茶陵派与吴中派异同的研究,探讨两派在文学上的关联度.     

闲云野鹤之趣

趣在于情 江南水乡的柔美之情,东部海疆的壮丽之情,西部草原的豪放之情,雪域高原的神秘之情,名胜古迹的怀古之情……风情、人情、物情乃至爱情,都会在旅游中得到加深。 趣在于景 无论是浓淡总相宜的西湖秀色,还是雄浑激荡的壶口飞瀑;无论是如梦似画的黄山云     

袁枚诗歌理论评述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论诗主张独抒性灵,与赵翼、蒋士铨齐名,号称三家。在清代乾嘉诗坛上,理论和创作首推袁枚。他所倡导的性灵说在当时影响最大,其性灵派也是当时诗歌的主要流派。对袁枚的诗歌理论作一番探讨,将有助于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对袁枚诗论的研究,许多人都持肯定赞扬的态度,认为袁枚的性灵说是一种进步的文艺观,但却把袁枚所说的“情所最先,莫如男女”、“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予最爱言情之作”斥为为宫体艳情诗和封建统治阶级及士大夫知识分子奢靡淫逸生活作辩护,具有明显的消极意义。我认为这正是袁枚诗歌理论的核心,是性灵说的根本,也是袁枚对中国古代诗歌     

"独抒性灵":当代作家的精神感悟与艺术实践──以迟子建为问题域

"性灵说"理论主张"独抒性灵",强调"真"、"趣"、"淡",认为这是"真性灵"的体现.迟子建等当代作家在性灵烛照下,把自己的精神感悟熔铸在艺术实践中,作为实现自己理想的一种方式,把心底的祝福,悲悯的大爱表现为灵与性的文学实践;在现代文化场域中,对生活的所有命题进行思考,在其中获得真正活泛而深刻的精神感悟,作品也因此具有更多的文学价值和新的文学史意义.     

直面生死见真情——哈代与纳兰性德悼亡诗的诗艺比较

同样经历过丧妻之痛,英国诗人哈代与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均以真挚纯厚的情感与细腻自然的笔触表达了对亡妻的思念与哀恸之情,写下了大量的悼亡名篇.由于两位作家生活背景不同,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影响不同,因而二人的悼亡作在思想情感、表达方式等方面各有千秋.藉此诗艺比较,可管窥中西悼亡诗的异同,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中西死亡意识、宗教观念与社会伦理文化.     

唐宋诗词中的变性之音

唐宋诗词中有一种反自然、逆天性的“变性之音”,即男性诗人往往以女性身份、而把权贵而尤其是封建君王比拟为自己的夫君,以妻妾的语气和情感表达自己的效忠献媚或者哀怨期盼之情。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与中国古代儒家之女性化思想与诗教理论的熏染、阴性文化盛行之社会环境的压迫、以男女之情写君臣关系之文学传统的影响以及文人自身的性格弱点等有关系。     

明清社会思潮对袁枚思想及诗论的影响

袁枚(1718——1797)是清代著名诗人,“性灵诗派”的倡导者。在清代乾嘉诗坛上,理论和创作都是最活跃的。袁枚认为诗歌创作主要是抒发“性灵”:“从《三百篇》至今日,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反对“误把抄书当作诗的拟古主义者,认为只有“解风趣”、“写性灵”的诗人才是天才的诗人。同时,提倡写个人的性情遭际,写个人的情     

性灵文学思想探源

强调文学抒写性灵,重视作家表现个性,这是明清浪漫文学思潮的显著特点。说到此时独抒性灵如火如荼局面的形成,人们自然会想到李贽、公安派,想到袁枚、赵翼等。诚然,在中国文学思想史或批评史上真正确立最活跃和最具创新精神的审美理论形态,是在晚明和清代乾隆年间。但是,任何一种文学思想和理论现象的产生,都有政治、经济等某些社会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有文学自身思想传统方面的一些作用与影响。本文拟对独抒性灵这一进步的文学思想传统作一次正本清源的探寻,沿波讨源,找出其真正的源头。     

杜甫对陶渊明的诗学接受

学界对陶杜儒学精神和生活趣味的联系强调较多,但对诗歌上的美学表现,尤其在诗歌艺术的具体关系上,认识不够。细读文本,可知杜甫对陶渊明诗艺的接受不仅自觉,而且广泛深入。在形成浑厚有力的诗风﹑开拓生活化的题材﹑抒写富有理趣的悠闲之情﹑继承比兴艺术酝酿含蓄精深的诗意﹑发挥创作的自娱自遣功能﹑表现仁民爱物情怀以及句法﹑章法等具体的技巧诸多方面,杜甫对陶渊明都有继承,并自成特点。     

郭璞的生命悲剧意识与《游仙诗》——兼析“非列仙之趣”与“列仙之趣”部分之间的关系

作为郭璞《游仙诗》有机组成部分的"非列仙之趣"部分,从生命存在的视角抒写生命悲剧及其所引起的焦虑和痛苦,通过反复探索,诗人选定了摆脱生命悲剧的途径:走高举远游,学道修仙的人生之路。生命悲剧所引起的焦虑和痛苦主要不是因为世俗性的成败得失,而是生命悲剧所导致的终极关怀的失落和人生价值的虚无。"非列仙之趣"部分与"列仙之趣"部分之间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前者是后者所写的学道修仙的思想基础和原因,而后者则是前者所选定的学道修仙人生之路的实际践行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