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时代的中国生育政策调整——基于对低生育率社会经济负效应的分析

人口生育政策不是人口增长状况的唯一决定因素,人口增长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从生育政策到人口增长再到经济增长与发展存在复杂的传导机制.人口控制政策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大,但并不意味着"高经济增长、低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永恒模式.从经济学家关于危机和反危机的理论与一些国家的实践经验看,适当的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长期处于准繁荣状态,而持续低迷的人口增长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福音.     

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经济效应评估——以四川省为例

生育率的变化引起人口再生产的变化,进而影响人口的规模和结构的变动,最终会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形成重大影响。因此,准确评估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经济效应,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极为重要。利用人口—经济动态均衡模型,通过情景模仿可研究由计划生育政策所引发的四川省人口生育率急剧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经济效应。研究发现:1982—2011年间,四川省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为经济起飞和迅速增长创造了积极的条件。如果没有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四川省人口规模将比有计划生育条件下多出1635—4020万人,这对资本快速积累、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负担减轻以及GDP的增长是极为不利的;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人口结构变动对四川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为突出,比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比较方案一)多贡献了2.76%。但同时,由"低生育陷阱"所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风险、人口结构风险,将对四川省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口政策演变探讨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人口政策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向现代生育文明转变的分水岭.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口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段:1966年至1968年,政治动乱导致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人口生产处于一种无管制的增长状态:1969年至1972年,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政府适时提出了"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口号,但只是单个部门的单独行动,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所取得的成果有限;1973年至1976年,国家在"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基础上形成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较好的预后效果."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政策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育价值取向,奠定了现行人口政策的根基.     

放开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通过描述我国人口低生育水平低惯性增长以及人口变化趋势,讨论了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对我国经济社会国防国力的消极影响。同时指出,新形势下,完善人口政策必须从改变思想观念开始;必须从放开生育政策,废除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唯有这样才能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     

伊朗人口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伊朗政府根据自身民族宗教文化和政治经济现实,不断调整本国的人口政策;先鼓励人口生育,提倡早婚早育,增强本国人力资源储备;两伊战争结束后,鉴于本国资源与环境压力,通过提倡和鼓励的柔性办法减少人口生育,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效;2005年以后,由于人口增长率下降过快,为了预防将来的老龄化危机,伊朗逐步取消限制生育的政策,目前基本改为鼓励人口生育,但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压力下,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愿望很低,生育成本加大,人口增长不会太快.     

生育政策调整及其风险规避

现行生育政策对遏制中国人口过快增长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政策本身具有阶段性和局限性,不宜长期实行,否则会因下一代人口的过快衰减而影响家庭、社会甚至国防安全。为了让公民满足在生育上的刚性需求和实现平等的生育权利以及降低政策的负面影响,建议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全国统一的“补偿一孩,允许二孩,控制三孩”,并将这一政策延续到2033年前后。调整生育政策可能会出现生育率波动、推迟和抬高人口峰值、计划生育工作滑坡、独生子女家庭总负担加重、人口与资源生态环境关系更加紧张等风险,需要切实规避。     

我国的生育政策:变化轨迹与未来调整

通过对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历程的回顾,梳理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运行轨迹,总结了该政策从无到有、从有弹性到从严从紧、再到有序调整的过程;从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家庭发展、劳动供给等方面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出现的主要人口问题;从兑现中央承诺、提升政府公信力,实现全面依法治理,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增强家庭发展能力六个方面论证了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设计了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子女的生育政策调整目标,并且对生育政策调整后的政策衔接问题做出了说明。     

我国的人口政策与社会保障 ——基于"三孩"政策背景下的探讨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数呈持续上升趋势,人口老龄化问题亟待解决.新中国的人口政策经历多次演变,从新中国成立初的"放任生"到"逐步限制生",再到渐进放开"二孩""三孩".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控制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但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人口老龄化进程."三孩"政策实施时面临着多重阻力,而社会保障从完善生育医疗保障政策,促进公平就业,差异化住房优惠,发展普惠托育服务,降低教育成本等方面能够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应当承认,"三孩"政策的实施效果绝非仅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就能保证,还需其他政策的配套支持,人口结构的改善也需要长期坚持.     

南通市人口发展:历史与前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南通市人口总量从无计划增长到有计划缓减,比全国提早18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全面两孩政策下南通市2019—2100年的人口总量和结构进行预测。结果显示:全面两孩政策无法改变南通市人口总量下行趋势,但可以使总人口稳定在400万人左右;能有效增加出生人口数量,但需80年时间才能实现人口正增长;能显著增加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人口数量,保持每年各阶段学生数量稳定;短期内无法缓解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态势,政策调整产生显著影响分别滞后15年和65年时间;从长期来看,对降低总抚养比有一定作用,但短期内反而会提高总抚养比,加重人口负担。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尽早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形成生育二孩的社会氛围,明确政府有关部门职责,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引进劳动力延续人口红利等对策建议。     

“经济新常态”与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释放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从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的发展历程来看,人口红利也同样是"东亚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口红利体现在劳动力供给充足、国民储蓄率稳步提高、年轻人比例较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较好四个方面,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即将进入人口负债期,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形势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的增长受到抑制,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转向鼓励生育已经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