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迁移意愿分析——对广州10村的调查

依据农户调查和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发达地区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已经实现了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但向城市迁移的意愿不强。农村劳动力可分为异地转移、分离型就地转移、兼业型就地转移和农业劳动力四种类型,他们向城镇迁移的意愿依次减弱。农村劳动力对拟迁目的地城镇的选择大致随城乡距离的增加而衰减的态势,表现出迁移空间意愿的距离偏移特征,主要是以中心城区周边的小城镇和卫星城为拟迁目的地,表现出就地城市化的趋向。     

数字经济背景下劳动者职业流动及其收入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劳动者职业流动及其收入回报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提高了劳动者的职业流动概率，还有效提升了职业流动后的收入回报。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女性、农村户籍和低学历劳动者的职业流动及其收入回报的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拓宽就业信息获取渠道、促进灵活就业和推动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三个途径，影响劳动者职业流动及其收入回报。文章以职业动态转换为切入点，拓展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就业影响的研究视角，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畅通职业流动渠道，推动劳动力转岗提质就业提供了理论依据。     

地方品质与经济机会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基于CLDS 2016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考察了决定中国城际劳动力区位选择的区域和个人因素。旨在评估流动劳动力选择目的地时地方品质、就业机会和经济结构的相对权重,以及这些地方因素在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中的作用程度。结果表明:(1)地方品质对吸引迁移人口流入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大于就业机会带来的效应,迁移人口会倾向于流向地方品质更好的城市。(2)通过对比地方品质和工资水平对流动人口流向选择概率的影响可以计算得到流动人口对于地方品质水平提升1个单位的支付意愿约为9.70元。(3)从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个人消费服务、地区基础结构和公共服务对本地吸引人才流入的能力均表现出显著的带动性;年轻一代和室内工作的劳动力群体更加注重环境因素的考量,对城市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于地方品质,高教育水平劳动者受到高工资水平的调节作用更大。来自城镇的劳动者更加重视地方品质建设对自身带来的影响,而来自农村的劳动者更加注重工资报酬所带来的经济效用;流入内陆、淮北地区、特大、超大和高收入阶段的城市吸引劳动力受城市地方品质的影响效果更显著;流入内陆、淮南地区、大中小和中等收入偏上/偏下城市吸引劳动力受工资水平的影响更显著。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空间决策及其个体属性影响——以安徽省四个样本村为例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空间决策是农村劳动力在特定目标指引下,通过具体就业途径和就业方式,进行就业地决策的过程。通过SPSS17．0的频率分析、聚类分析、交叉分析等方法,以安徽省四个样本村为例,探讨了农村劳动力在转移就业目标决策、就业途径决策、就业方式决策和就业地决策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分析了个体属性差异对转移就业空间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除外部环境外,个体属性因素深刻地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空间决策,而提高人力资源,消除阻碍转移的户籍、社会保障、定居等障碍因素是提高劳动力就业质量的重要方面。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回流效应

文章分析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的排斥影响他们的回流,同时回流迁移也受到家庭生活、家庭劳动力状况、家庭农业活动和农地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是“被动回流”和“主动回流”相结合的过程、是个体决策和家庭决策的综合过程.文章提出劳动力回流迁移具有“回流效应”,回流带来人力资本的补偿、促进流出地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带来创业的增长.劳动力回流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内生的逆迁移流,构成乡城迁移和劳动力市场平衡的补充机制,与乡城迁移一起促进城镇化和城乡平衡发展.文章提出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支持“迁移效应”和“回流效应”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劳动力回流后的个人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迁移劳动力返乡后,利用外出务工期间积累的资本、技术从事自我经营,或者创办实业,发展新的产业,成为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新现象。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迁移劳动力回流后个人发展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回流劳动力就业行为和收入能力,分析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职业转变和创业行为的影响,并考察了迁移劳动力返乡以后,是否会促进技术的改进和新技能的传播。迁移劳动力回流后的就业选择将对回流地的就业结构、就业机会和工资结构等产生怎样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与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

中国农村地区家庭禀赋对个人的行为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需要学术界予以更多的关注。为了考察外生性的家庭禀赋对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文章通过构建新生代外出务工劳动力和户主子女的回流决策两个计量模型来进行经验论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迁移选择是综合考虑家庭禀赋状况的理性决策,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外出劳动力。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会阻碍家庭外出务工成员的回流。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概率起初随着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的增长而上升,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家庭成员只有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本,外出务工劳动力才能对家庭社会资本加以充分利用。另外,分析显示年轻一代劳动力和第一代劳动力对家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利用是有差异的。     

城乡劳动力流动与迁移回报率

本文从微观主体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现象。提出应该将迁移作为一种投资方式单独进行考察。通过讨论迁移的预期成本和收益,发现与教育投资相比,迁移能得到较高的回报率,迁移回报率是吸引农村劳动力选择迁移流动到城市的重要因素。由此得出结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是一种理性选择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要改变中国二十年来农村劳动力以低教育水平、低收入水平为特征的循环流动。必须尽快改善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环境。特别是教育环境．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迁移谜题”的解释——人力资本差异视角

基于两种人力资本差异视角,构建理论模型,探究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迁移谜题"现象,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影响,而转移劳动力的不同层次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正向作用。随着劳动力转移规模的不断扩大,附着在转移劳动力身上的人力资本量流出较多。中、高层次人力资本的外溢及农村人力资本的弱化是城镇化进程中"迁移谜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为此,应对外流的人力资本进行补偿。     

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迁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状况调查数据,通过统计描述与计量模型分析了农村女性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女性劳动力在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明显受到来自家庭和性别因素的制约,在是否获取迁移机会中存在着性别差异,其根源在于女性自身的特点及其家庭、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