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成本效用的拓展分析及其对中国人口转变的解释

在西方微观人口经济理论的基础上 ,将孩子的成本效用分析拓展到家庭以外 ,分析孩子在家庭内的成本效用及社会总成本效用的对比关系 ,揭示家庭意愿生育水平与社会期望生育水平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孩子内外部成本效用的不对称。认为生育政策加速中国人口转变的作用机制在于政策的执行改变了家庭内孩子成本效用的对比关系 ,从而有效地影响了家庭生育决策     

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生产的社会最优化

西方人口经济学，尤其是以贝克尔（Garys·becker）为代表的新家庭经济学，已经从微观角度，广泛地研究了家庭、人口问题，取得了丰富成果。本文试图以其生育理论为基础，从宏观角度分析家庭生育和社会福利关系，运用福利经济学理论来论述：政府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无论在计划经济中，还是在市场经济中，都是社会福利实现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得以实现持续性发展的必要保证。一、人口生产的家庭最优决策人口经济学的前提是经济人假设，生育的决策权在于家庭（尤其是妇女），家庭能根据其家庭资源有限性的约束条件，以理性计量做出符合…     

21世纪以来欧洲生育率反弹成因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1世纪以来欧洲生育率在经历了持续低迷后开始出现反弹。本文基于西方“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和“低生育率陷阱”假说,从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对欧洲生育率反弹的成因进行剖析。研究发现国际人口迁移、文化嬗变作用下的个人主义思潮、宗教弱化、非婚生育观等是欧洲生育率反弹的重要影响因素。欧洲国家多年来通过现金补贴、税收减免以及完善公共服务等政策强制降低了“低生育率陷阱”的自我强化机制,阻止了生育率的持续下滑。由于欧洲各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存在差异,所以在制定促进生育率反弹的政策时具有不同的思路和侧重点。文章通过数据分析总结欧洲各国总和生育率反弹的方式和程度,并对欧洲典型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进行简单评估。研究发现以减轻女性照顾家庭的责任,保障女性在职场的权益为出发点的“去家庭化”政策比主张传统的家庭分工,女性照顾家庭的“再家庭化”政策更为有效。而兼顾“去家庭化”与“再家庭化”政策的国家生育率反弹最为明显。     

低生育水平时代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设计与建设

从＂福利国家＂向＂福利社会＂转变联合国国际老龄研究所所长Joseph Troisi教授指出,养老原本是家庭的主要职责。在生育水平较高、家庭规模较大的时代,家庭也完全承担得起这一责任,为人生的最后阶段提供必要的保障。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个体自由与独立的追求得到激发,家庭的规模逐步缩小,生育率逐步下降,但依旧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上。这时,人口结构的相对年轻化,     

中国人口政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背景 人口政策,从其狭义的角度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资源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政府态度。这种态度,或者鼓励生育,以促进人口增长,或者限制生育,以减缓人口增长。在限制生育中,政府还要规定具体的限制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与我们所追求的人口总量目标相联系。由于生育行为是在微观家庭内进行的,生育政策必然要对家庭夫妇生育数量做出规定。这种规定,如果仅限于政府的文件、则仍属政策范畴;如果经一定的立法程序通过,就升华为…     

试析家庭生育决策转变的经济动因

家庭的生育决策直接影响人口,■生育率水平。分析家庭生育决策转变的经济动因,不仅是人口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于变革人口控制的经济环境,完善人口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国际比较及启示——兼析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1970-2020年欧盟27国及新家坡、日本、韩国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差异,儒家文化传统地区与欧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差异显著。欧盟国家的生育政策显著促进了地区生育率的提升,且当生育率回升至1.5附近,生育政策的效果更加稳定;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与生育率变动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其背后反映的是不同地区家庭隐性代际责任的差异,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家庭隐性代际责任较弱,这使得生育支持政策可以更好的对接家庭生育需求,进而推动地区生育率回升;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强家庭代际责任使得这一地区的隐性家庭生育成本更高,导致该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不显著。同时,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长期性与连续性,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转变产生了长期且显著的影响。不同地区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的差异,凸显出儒家文化传统地区在提升低生育率方面面临的特殊困境,这一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社会支持体系的辅助,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措施,有助于系统性降低长期家庭生育成本,促进低生育率回升。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中国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管理理念的转变,中国人口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政策目标由单纯的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和人口迁移逐渐转变为“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与此相对应,中国的人口政策已经发展为包括人口数量控制和人口分布控制两个大类及其相关的优生、就业、福利等公共服务的社会政策体系。     

家庭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家庭政策

在人口转变和经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中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逐渐简化、传统家庭功能趋于弱化。这对维系社会正常运作的各项社会政策带来巨大冲击,并由此将家庭政策的完善与改革提上议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家庭政策在影响人口发展、提供家庭保障和促进性别平等等方面有所建树,但仍未脱离含蓄型和补缺型模式的囿限。文章认为,中国的家庭政策体系应实现向明确型和发展型转变。首先应创建专门的家庭政策机构,在此基础上明确将家庭整体作为基本的福利对象、以发展家庭能力为目标进行家庭投资、推进家庭政策的适度普惠性,并尽量避免其他政策安排与家庭政策的相互制约乃至冲突。     

实施人口计生“陇家福”工程 助推幸福美好新甘肃建设

甘肃省人口委把"建立健全家庭发展政策,切实促进家庭和谐幸福"作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了人口计生"陇家福"工程,通过完善家庭政策,向家庭提供标准化、个性化、多样化和系统化的综合服务,着力解决计划生育家庭在生产、生活、生育、养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效提高了计生家庭发展能力,促进了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转型发展,成为了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的一项惠民举措。着力健全计划生育家庭发展政策体系,为计划生育家庭幸福提供政策保障。通过实施人口计生"陇家福"工程,全省基本建立了以国家"三项制度"为龙头,以省政府"两个提高"为基础,以各级特殊奖励为补充,以部门协作联动为抓手的人口计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