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音始肇:王勃对初唐七言歌行发展的贡献

七言歌行是初唐时期最具审美特色的诗体之一。王勃作为初唐重要诗人,以诗文革新运动为契机,实践了援赋入诗的写作方式,促进了七言歌行在初唐的勃兴。同时,作为初唐歌行写作的先行者,他的作品长于抒情,语言华丽,在句型和押韵上流动灵活,更具有婉转流丽的音乐美,对于初唐歌行的体制规范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歌行作为诗歌王国里的自由之子,其体制规范只有大概的意义。它更重要的特征乃是自由。这正是歌行难以定义的原因。歌行这种既具有一定的体制规范、又开放自由的诗体学特征,正与大唐盛世的政治文化品格有一种内在的相似性。王勃在歌行的写作中,一以贯之的也正是这一特征。王勃以自己的诗歌美学和创作实践对七言歌行的勃兴和发展及开启一代唐音,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王杨卢骆当时体——试论初唐七言歌行的群体风格及其嬗递轨迹

初唐七言歌行的兴盛,正处于所谓“唐音始肇”的重要时期,即初唐的后半期——从武后控制政权起到玄宗开元初为止,大约五十年左右。这是中国古典诗歌从泥淖向顶峰跃起的关键历史阶段。     

骆宾王的七言歌行创作及其抒情艺术

初唐之际,骆宾王扩大歌行题材、完善歌体语言形式、创新歌行结构方式、引入个性化抒情模式,使歌行一体发生质的变化,对歌行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以骆宾王歌行的字法、句式技巧,章法结构安排,抒情个性三方面为切入点,着重解析其长篇代表作《帝京篇》和《畴昔篇》,通过将骆宾王的歌行与卢照邻的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其七言歌行创作及其抒情艺术的特征。     

七言歌行的体式与李白歌行的特征

七言歌行产生于汉魏,发展于齐梁,依其句式、韵式、修辞手法和后出的声律诸种构成要素,形成了古七言体、骚体、乐府杂言体、齐梁体、赋体等体式,各体都有自己的独特形态。李白在歌行创作中全面吸收了之前歌行创作的艺术经验,接受了各体式的深刻影响,从而使他的歌行形成了有别于前人和时人独特的体式特征。     

初唐"四杰”文学审美的重大走向

初唐"四杰”诗的审美风格走向阔大、雄壮,体现了初唐人向上型的精神.山川景物和边塞诗文是其两大载体.羁旅生涯使"四杰”诗走向江山,开拓了生活和审美视野,孕育了诗审美的风骨和力度.以阔大之思体察和描述边塞荒漠,对于唐风之确立实有奠基之功."四杰”改变了六朝咏物型诗歌审美方式,带来了历史性进步;以赋为诗,形成壮大、磅礴的审美境域,改变了诗的小家风范,形成大家之气;诗的形式美的固定化,七言歌行的诗体壮大型形式成为"四杰”壮大型风格化表征,形成了五律的形式规范."四杰”在诗歌史上具有两个方面的中介作用一是从官廷诗到盛唐诗的中介,一是南北诗风融为一体的中介.他们大胆地开拓,洗涤了"六朝锦色”.     

论吴梅村对元白长篇的创作接受——兼论梅村体与长庆体之异同

吴梅村是清代诗歌创作领域接受元白长篇而独具面目的第一人。梅村歌行与元白长篇存在若干异同。其同者:均为七言长诗,篇幅长大;均有相当比重的叙事笔墨,属于叙事诗的范围;都能围绕一个中心事件,铺衍展开,层层深入;都重视情感的抒发,富于动人心魄的力量。其异者:元白所写事件多属对历史的观照,梅村所写事件皆源自生活的现实,由此导致二者情感沉痛度的不同;元白虽叙事而夹杂大量抒情笔墨和想象之词,梅村则以叙事为主,为一代存史,由此导致二者历史信实度的不同;元白长篇多浅显直白,不掉书袋,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由此导致二者阅读难易度的不同。此外,梅村歌行在作品数量和创作时间、选材的集中度上,亦均超元白,由此见出梅村取法元白而倾力于七言歌行的创作自觉和诗史意识。分析梅村与元白两篇同名《琵琶行》,可以对此异同获得更深入的理解;而考察清代论者视野中的"梅村体"与"长庆体"的关联和区别,更可以了解梅村对元白长篇创作接受中的利弊得失。     

元和体、长庆体与元白体论析

元和体、长庆体、元白体是研究元稹、白居易诗学乃至中唐以后诗学演进必须弄清的基本范畴。在后世诗学视域中,元和体外延要么超出、小于或游离于其原初内涵。长庆体既可指"长庆长篇"七言歌行,也可指其所有的"古体"及七言律诗,还可指元、白浅切平易的诗风。元白体真正作为一个诗学范畴出现时,最初是指元、白创作表现出来的"顺熟"、"浅易"的诗风,后认识趋向多元化。     

初唐诗的转向:王勃"入蜀纪行诗"探析

王勃20岁时,曾在入蜀途中,写下了30首"入蜀纪行诗",惜其多已亡佚.王勃存诗中有6首纪行之作,当为"入蜀纪行诗".另有两首与上述诗歌题材和结构相似,或为"入蜀纪行诗"之存诗."入蜀纪行诗"的艺术特色是"壮美"而"抒情",是王勃在初唐诗坛上突破宫廷诗的束缚,开拓诗歌题材以及召唤诗歌感情回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王勃"诗文革新运动"主张的一次重要实践,因而对于把握初唐诗歌的转向以及王勃诗歌创作的脉络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绮而有质、艳而有骨——初唐歌行略论

一 初唐时期,诗坛上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便是歌行体篇什的大量涌现,形成了唐代歌行体诗发展的第一个洪峰。 “歌行”之名,由来既久。汉乐府歌诗便多以“歌”“行”名其篇什,如《降神歌》《天马歌》《饮马长城窟行》《东门行》等等。“歌”似乎多“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郊庙歌辞,“行”则多用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间吟唱。后来演为歌行一体,不再有这种用途上的差异。歌行体诗,音节、格律、句式都较为自由解放。形式采取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纵横捭阖,富于变化。进而可言,歌行这种体裁,在诗歌诸体中是最活跃的、因此也最易于发展。“歌行”,在汉代是被之管弦、配以律吕的。“歌”自然是由人歌唱的,而“行”本身就是乐曲之意。所谓“行者,曲也”。     

论七言古诗在初唐的演变

初唐时期,七言古诗的体制得以正式确立,从四杰到张、李、沈、宋诸人,七言古诗经历了一个从形式到风格方面的缓慢演变的过程.初唐诸诗人都为七言古诗的成熟与完善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并开启了盛唐七古的先声.     

显隐难遂病才子 新旧始更雅文风──卢照邻简论

卢照邻是初唐文坛的一个重要诗人，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极具典型性的悲剧诗人。他在封建社会上针时期，由入仕到入道，最终惨死颖水，经过了文人精神、入仕之念与道家哲学的激烈斗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病才子。他积极推行新雅文风，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创作传统，提出了很多有借鉴意义的文学主张，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叙情长篇──七言歌行的创作，丰富了唐代文学的创作园地。     

清代朴学背景下的陈衍"学人之诗"诗论

清代朴学的治学态度与研究方法,对于近代诗歌的题材内容及表现手法有极大影响.陈衍对此深为关注,并在<诗话>中提出"学人之诗"之说,揭示出了一种受清代学风影响而具有近代审美特征的新的诗学范式."学人之诗"作为对近代诗歌进行研究与总结的诗学理论,根植于当时的学术背景与诗学背景;它对于诗歌内容、形式、创作、鉴赏方面的诗论,明显呈现为受朴学影响的诗学特点;它在诗人、诗歌、诗境方面的开拓意义则显示其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与质实厚重的文化品质.     

论梅村体的个性风貌

吴梅村力主“诗与史通”,其代表性诗作如百川贯海,汇成一部明、清之交的“编年史”。“梅村体”的个性特征在于:诗人用七言歌行体叙事,数量特别大;诗中融入了有关“个人荣辱”的种种感叹,展示了“人格失衡”的情感悲剧;胸罗万象,笔在蛇龙,尽情地挥霍人、事,洒脱地调度古、今;风骨如“女将征西”,庄重而华贵。     

"辩体"不"辩意"--许学夷论"体制为先"

体制为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观念.许学夷<诗源辩体>的核心内容即为诗歌辨体批评,而"体制为先"是<诗源辩体>最基本的思想."体制为先"强调体制的重要性,重视艺术形式的规范要求,但其理论的对立面并不是性情、声气,"辩体"与"辩意"相对而言,许学夷反对的是以理学的思维方式来观照诗歌,故其评诗摒弃种种"辩意"的因素,以把握诗歌本体特征的辨体批评为中心.     

论明代复古主义的诗歌文体学

明代复古主义建立了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古典诗歌文体学.这就是以汉魏盛唐作为诗歌的理想境界和文体标准;以"代"衡"体",辨别时代格调;划分体裁界限,明确各体诗歌的文体特性;崇尚浑厚醇雅,端正表达风格.它为中国古代诗学增添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血与火的史诗——论钱澄之歌行

清初歌行,前人多论吴伟业梅村体,而钱澄之歌行多被人忽略。钱澄之歌行,不仅有＂诗史＂之誉,而且艺术性很高。钱澄之歌行多从＂实录＂精神出发,诗歌真实记录了易代之际的时事变幻和民生疾苦。歌行多写当时反清战争,往往以人系事,将史、事、人三者有机融合在一起。钱澄之歌行还吸收了小说叙事的优点,在叙事技巧和人物刻画方面有不少创新之处,书写了易代之际血与火的史诗。     

"节约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定位与范式契合

不妨在恰当地尊重概念确定性的基础上,以概念缘起直接的现实背景和动因为界定依据,来促成对"节约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概念内涵定位的共识。"节约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范式契合具体表现为:作为操作范式的"节约型政府"与作为观念范式的"服务型政府"之间的直接性契合;作为操作范式的"节约型政府"与作为基于观念范式的"服务型政府"所衍生的规则范式之间的间接性契合;作为操作范式的"节约型政府"与作为实现观念范式的"服务型政府"手段与工具的其它操作范式之间的间接性契合。     

"诚斋体"新论 ——从杨万里诗歌的物我关系说起

作为"诚斋体"的开创者,杨万里的诗歌多注重对物我关系的书写。这种书写受到元和诗人以及宋儒两方面的影响:在前一种继承中,诗人所追求的是一种"笔补造化"的诗歌极境,即用诗人之眼统摄万物,继而辅以赋家"体物"之笔,并最终超脱于造化之上;而在后一种继承中,他所践行的毋宁说是一种类似理想家"观物"的学者姿态,这点跟诗艺的开拓异趣,在境界上可谓诗人之眼与学者之心交融涵泳之下的"目击道存"。     

论明清三曹诗评的特点及其成因

明清诗评家在三曹诗歌审美风格、文体创造、品第抑扬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前所未有的理论成就。以"古朴雄健"、"俊逸婉约"、"清真婉曲"及"缠绵温厚"阐释三曹诗歌审美风格之差异,以重四言和乐府、重七言歌行、重文人乐府和六言诗概括三曹诗歌体式的创造性,而"扬操而抑丕、植"以及"扬丕抑植"与"抑丕扬植"之争论则在对三曹的抑扬品第中又表现出审美取向的差异性。明清三曹诗评逐步走向深刻与明清的诗学复古与反复古思潮密切相关。诗学复古思潮,推进了古诗文献的整理注释以及古诗选本的大量出现。而在诗学复古与反复古的较量中,建构明清学者自觉的文学"史"的意识,促进了诗学批评视角的转换。     

中国诗学的"格"论

以"格"论诗,贯穿了汉以后的整个中国诗学史."格"主要指体式规范,也包括诗歌蕴涵的精神志气在作品风貌上的体现,它兼有形式与内蕴两重意义既包括诸如方法、体式等形式要素的方方面面,又多关乎品位,有思想性方面的要求."格"体现为固定的范式,它的质性比较稳定,人们能够师法仿效,致使中国诗歌的创作经验和艺术范式得以代代相续;同时,它又易束缚诗人才情的自由舒展,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艺术法则的创新和主体精神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