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适应全球化的新的合作模式

治理与全球治理理论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分析框架,蕴涵于其中的全球合作模式深刻地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国际合作的新特征和新问题。治理合作提倡一种包括非政府组织、全球性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等多种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内的全球合作模式,其要点是:将合作的主体由制度合作中的政府扩大到非政府;以全球共同利益为合作的新动力;强调合作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合作的统一,是长期协调与对话的互动过程。总之,治理合作既是对制度合作的继承,又是对制度合作的创新,将对全球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全球秩序的新挑战:全球社会运动及其治理

全球社会运动对全球社会秩序的影响是双重的,也是复杂的.为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全球社会运动所带来的新挑战,对全球秩序的治理已逐步演变成了当前国际政治实践中的又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全球治理不仅期待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和消解社会运动中的负面影响,而且还致力于建构一个由全球社会各层面的权威结构组成的新秩序.     

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在世界各地的现代化进程中,阶级阶层的变动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壮大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十九世纪的美国、欧洲社会是如此,二十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社会也是如此,中产阶级的兴起已经成为后现代语境中的一个世界性话题。本文以东亚现代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为背景,分析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发生和社会构成,提出中国中产阶级不仅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产物,更重要的是社会转型的结果。因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特点,使得中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后卫性和消费上的前卫性尤为明显。最后,我们还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诸方面入手,探讨了中产阶级的成长和中国社会的未来。     

全球伦理的建构何以可能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迫切需求建立全球伦理。全球伦理的建构不仅体现了当下时代的要求,而且有着深刻可能性。经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世界政治和经济不断相互依赖的结果,也是人类多元文化由冲突走向对话的需要,更是现在人全球意识的结晶。     

公共领域理论范式何以可能

公共领域虽然是在市民社会理论的羽翼下生长壮大起来的话语系统,但却具有超越市民社会理论范式的理论特征和学术价值:不仅公共领域理论话语克服了市民社会理论范式的社会历史局限性,而且,公共领域及其理论本身既具有独立于市民社会的理论规定性和理论内容,又具有自己独立的问题域和学术演变历史。因此,把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话语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专题研究并探讨其学术意义,既是完全可能的,又是十分必要的。     

政治秩序何以可能

获得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是人类的基本需求,正是有了政治秩序,人类的公共生活才成为可能,人类才能维系和实现自己的个性,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一旦脱离了社会、政治秩序,就没有人的存在。政治秩序之所以可能是由人类的人性本质所决定的,这可以通过“人来源于动物界”、“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人是交往的动物”、“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六个命题来获得解释和证明,它们正好对应了人的生物性、精神性和社会性这三个本性维度,共同为政治秩序的可能和建构提供了本源性的支持。     

试析“普遍伦理” 何以可能

现实存在的各种各样的违背人们共同意愿的冲突使很多人对普遍伦理存在的可能性产生怀疑,而全球化的世界趋势又对普遍伦理的存在提出迫切要求。那么,在目前多元化的世界图景中,“普遍伦理”是否可能？本文就目前伦理学界广泛关注的“普遍伦理”问题,从外部条件、内部因素和存在形式三个方面,分析了普遍伦理之所以可能的原因。     

全球治理理论的价值观研究

本文将在对现有各种全球治理理论进行价值观的比较分析基础上,展开全球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理论价值的讨论,由此最终确认实现向全球市民社会的价值转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跨国公司——一个新的全球秩序建构者

如果说国际秩序属于民族国家体系,那么全球化呼吁一种全球秩序。多元化的国际行为体和相对有序的无政府状态使全球秩序的建构成为可能。作为全球化最重要的载体——跨国公司,其结构性权力为它建构全球秩序奠定了基础。而考克斯对秩序的探讨,为我们研究跨国公司为何能成为新的全球秩序建构者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     

全球公民社会的作用及其变革

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治理真空,需要全球公民社会发挥作用。而全球化密切交往中全球意识的扩展和社会资本的兴起,也为全球公民社会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全球公民社会在参与全球治理、扶持弱势群体、抑制全球强权、弥补“民主赤字”等方面扮演着积极的角色。由于力量的相对弱小和参与机制的不健全,全球公民社会的作用还受到局限。全球公民社会需要解决好自身的独立性、合法性、平衡性等一些重大问题,以谋求更大的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公平何以可能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与资本主义突飞猛进高效率的同时出现的是 :在全球范围内 ,各国之间的社会经济严重不平等 ,以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和居民的边缘化 ;全球生态体系受到过度开发与损害 ;因全球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公而造成的冲突日趋频繁 ,和平与发展受到严峻挑战。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协调公共政策、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国际社会制度体系、建立合理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不断寻找更加合理的社会规范制度以实现公平与效率更好结合的进步过程     

风险社会与全球治理

经济和技术的不断发展所带来的副作用使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一个“风险社会”,而当今全球化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形塑出一个全球性的“风险社会”。这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以来的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基础上的风险管理制度提出了挑战,而“全球治理”由于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权力运行向度的多元性和治理范围的广泛性,为人们提供了一条管理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的有效路径。     

全球环境正义如何可能

国际气候问题引发了针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深度思考,全球环境正义理论正是环境伦理学面向这一实践难题和破解自身理论困境的逻辑产物;全球化为全球伦理和全球正义提供了社会文化条件,而全球正义为全球环境正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对全球气候问题的环境正义分析,为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环境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伦理责任和政治义务提供了有效的道德说明。     

试析葛兰西的全球治理思想

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其哲学与政治思想不仅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而且对于当前全球治理问题具有积极的启发作用葛兰西的全球治理思想不仅能够激发出葛兰西在全球化时代的新活力,而且也能够为思考与解决全球治理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良知与全球秩序的构建

人类在“现代性”催动下的互动日益频繁,相互依赖更加深入,松散没有统一秩序但又紧密不可分割的人类共同体正在形成之中,人类共同体的伦理与法律秩序也在慢慢衍生。伦理秩序建设中的首要问题是共同的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认知的协调与确认;从对康德和罗尔斯的批判考察看,法律秩序的基础也要回溯到文化观念的协调与认同上来。这样,一个普遍性的超越区域与个别宗教但又能起到沟通联结作用的基础性的道德概念急需建立,儒家的“良知”概念可以发挥这一方面的作用。     

全球化视域下传统美德承接何以可能

“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现代性道德体系的建设理路,突显了当前我国社会道德体系和伦理精神构建中的传统道德的根源性与历史继承性问题。但承接何以可能,则需做出进一步的学理阐释与澄明。文章从中国现代化中的全球化境遇切入,从轴心时代的精神传统、多元文化的寻根意愿、文明对话的现实期待三个维度,求证传统美德承接何以可能。     

社会学视野下的全球文化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不同文化与全球化力量之间如何互动,对它们的生存和重建乃具有关键意义.文章试图对文化互动中的一些常见现象,如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等进行批判性考察.基于这样的考察,还将对可能形成的全球文化所应包含的内容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全球化、全球城市网络与全球城市的逻辑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城市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如果把经济全球化作为直接解释变量,从中推导出“全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因为经济全球化对所有的城市产生重大影响,改变了整个世界城市体系,促进了全球城市网络的形成。全球城市只是全球城市网络中的中心(基本)节点,而其他城市是这一网络中的一般节点。通过“全球化——全球城市网络——全球城市”的逻辑关系重构,不仅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建立了全球城市与一般城市之间的联系,而且也有助于更准确地揭示一般城市的双重属性。     

企业伦理何以可能?

在现代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即“企业非道德性神话”,这一观念的本质含义是:伦理与企业经营根本就是两回事。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企业伦理也就成了一种神话。本文将主要针对这种观点,就企业伦理何以可能问题,从企业的社会伦理责任和企业的自身信誉对内对外两个方面探讨了企业伦理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并提出了建构企业伦理的途径。     

全球治理模式述评

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全球问题的突现,从而催生了全球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兴起,不同的学派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回答。本文仅对其中的治理模式作些梳理和简要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