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西藏地方经济长期停滞落后的原因

鸦片战争前的西藏地方经济,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的状态,突出的表现在劳动人民生活的极端贫困化和地方财政的极度匮乏。 劳动人民的贫困,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竭夫妇生平,力积毕世,数金资即一碗一杓”很多人则流离失所,过着“昼则乞食,夜则露处”的乞丐生活。乾隆末     

制度分割下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之转型路径探析

中央针对房地产市场连续实行严厉调控以来,房地产价格上涨势头得以遏制.与此同时,部分地方政府却频频以“试探性救市”措施寻求政策“微调”空间,凸显地方政府根源于“土地财政”的窘境.实现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之转型,必须优化和增加制度供给,建立财政风险分散机制,打破对非规范、非正式财政路径的严重依赖     

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基于“本地—邻地”视角

地方财政可持续是我国应对相互交织的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社会经济问题的财政基础。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改变了财政收入组织方式、财政支出使用效率及财政治理效能,为实现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本文首先构建了我国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测算我国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区域差异,接着基于“本地-邻地”视角,考察了数字经济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本地的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提升;数字经济的发展对邻地的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有负向影响,存在“虹吸效应”和“洼地效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的财政效应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存在基于创业活跃度和财政透明度的门槛效应。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形成机理与转型研究——基于“诺斯悖论”理论

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在全国展开,引发了诸多弊端。在此背景下,基于“诺斯悖论”理论,从分税制改革动因、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土地产权制度、转型期地方政府典型的“经济人”行为特征、“路径依赖”对以土地出让为主的地方财政获取模式的强化作用方面,分析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形成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从完善现行财政体制、建立现代农村土地产权征用制度、科学划定中央与地方政府土地财税收益的分配关系、地方政府向“城市公共治理者”角色转变、建立科学全面的政绩考核体系等五个方面提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转型的对策建议。     

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 创新构建地方财政体制

从“分税制”、“农村税费改革”到现在的“一免三补”,我国财政分配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央财政提高了实力,地方财政的困难普遍突出。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出发,通过对县乡财政现状的分析,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对改革地方财政体制提出了若干建议。     

重庆市财政科技经费支出结构优化分析——基于因子分析方法

重庆市财政科技经费极大地促进了地方科技发展,专利、新产品等数量不断提升,这些成果为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近年来,随着财政科技经费总投入的持续增加,其支出存在着“碎片化”“不聚焦”“交叉重复”的倾向,为进一步优化财政科技经费支出结构,利用因子分析法,结合重庆市2006-2014年财政科技经费支出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重庆财政科技支出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提出财政科技经费支出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及路径选择

在“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政府间财政格局下,中央和地方的纵向财政失衡已经成为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客观存在.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巨大的财政偏好,预算外资金、行政层级过多,以及中央和地方的隐性博弈等非制度化因素扭曲了央地财政关系.在重启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新制度经济学作为解释现实经济的重要理论,通过完善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正式制度,可以从根本上提供“治本”的良方.     

“营改增”政策的冷思考

“营改增”政策虽然目前为企业带来税负的下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方政府财政困境,导致地方政府乱收费及预算外资金的出现.“营改增”政策的负效应源于我国财政分权制度的弊端,这些弊病中最为严重的是地方政府负债、权力失衡与失控.“营改增“政策初衷的实现有赖于健全的财政分权制度.为此,必须建立健全我国财政分权制度,即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益权、财政支付责任等,并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     

基于财政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再探讨

通过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债务规模考察、成因分析、风险分析,得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正在酝酿一场危机,从表象看是财政管制危机,但可能不只是财政管制危机,可能引发财政整体危机,甚至不排除引发政府全面治理危机爆发的可能”.针对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对现有债务处理措施、改革现有财政制度、建立地方政府发债制度、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等是现实可行的建议.     

振兴江西财政的战略思考

振兴江西财政的战略性目标，应当是力争财政收入增长的“三个略高于”，促成地方财政功能的“六个重振”，到本世纪未，实现江西财政的初步振兴，至２０１０年，全面建立起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范有序、功能健全、运作高效的新型财政体制和运行机制，从根本上改善全省财政状况，振兴地方财政     

经济开放对地方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变动的影响机制分析

经济开放被认为是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关于经济开放与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变动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主要存在“效率假说”和“补偿假说”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从数学函数和几何图形两个角度分析经济开放对我国地方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变动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经济开放对我国地方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变动的影响存在先抑后扬的特征,即经济开放程度比较低的阶段支持“效率假说”,经济开放程度比较高的阶段支持“补偿假说”.     

对地方财政包干负效应的思考

<正> 地方财政包干,作为财政管理体制的一项改革措施,对于扩大地方财政自主权,提高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透明度,激发地方增收积极性,促进地方建设,均有很大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治理、整顿”工作的推进,地方财政包干的负效应也愈益显现出来。从财政对宏观经济调节的侧面看,大量的过热和经济活动无序、低效现象,都同地方财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实践模式的演进——基于成都市的考察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土地整理工作,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定点再分配行为。基于成都市的调查分析表明,其实施主要经历了基于财政担保贷款的政府独立运作模式、项目“外包”与“市场化”运作模式、基于开发商“持证准用”运作模式的演进。这三种模式虽然能吸引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积极参与增减挂钩项目,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仍会不同程度地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压力,不可能将增减挂钩项目惠及全部或大部分村庄,带来新的不公平和权力寻租等问题。     

财政分权对教育支出规模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

教育支出是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物质保障。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体制框架,选取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分权对教育支出规模的影响,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为增长而竞争”与“为和谐而竞争”两种政府竞争模式对地方教育支出规模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作为我国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之一,无论是财政收入分权还是财政支出分权都会对教育支出规模产生正向影响;不同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会在财政分权与教育支出规模之间发挥不同的中介效应,“为增长而竞争”会抑制教育支出规模增长,“为和谐而竞争”则会促进教育支出规模增长。深化政绩观转型,转变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有利于发挥财政分权体制的优势,激发地方政府增加教育支出的动力,为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营改增”改革、财政压力与环保类上市公司业绩

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关注环保产业的发展。当前,中国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营改增”改革后矛盾更加突出。地方政府面临着财政和政绩考核的双重压力,可能会采取压低环保商品的购买价格从而减轻财政负担的做法。基于环保类上市公司2009—2017年的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及连续型DID方法,研究地方财政压力对环保类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压力上升对环保类上市公司业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营改增”改革使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剧,进而对环保类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为促进中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央政府可以强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和约束,加快建立完善的地方税收体系,加强对环保类企业的扶持力度。     

清代以来西藏的第巴、藏王和摄政

1642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统一卫藏,结束了西藏噶玛巴地方政权,成为总揽西藏行政大权的汗王。在固始汗蒙古贵族势力的支持下,西藏佛教格鲁派跃为蒙藏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教派。特别是经1653年清朝政府的册封,就进一步肯定了固始汗在西藏汗王的政治权力和五世达赖喇嘛为宗教领袖的地位。当时,清朝对西藏的施政是通过固始汗的地方政权进行的,而这个地方政权中具体掌权办事的行政官,藏语叫“第巴”或     

双重权衡机制下地方财政决策及其风险

为研究地方政府的财政实际能力究竟是否存在一定的赤字，以及公共财政预算赤字决策等问题，将公共预算视作地方政府可通过财政征收力度来进行调控的内生变量，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在加入地方非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后，发现地方财政实际能力并不存在赤字反而表现为盈余；与既往文献将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作为与政府行为无关的外生变量不同，地方政府在制定财政决策时需要同时考虑“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与公共财政预算净收入”的短期权衡和“经济增长竞争与财政收入”的长期权衡，使得地方政府在短期权衡中偏向于调节财政征收力度实现最优而非财政预算收入最大化，在长期权衡中偏向于持续调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而保持公共财政预算赤字；双重权衡机制会扩大央地财政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央财政的长期稳健和削弱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增长的可持续性；应该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寻找到央地财政关系的新平衡点，以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和保障财政能够始终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推动力。     

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出让收入与地方政府财力缺口——基于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上,运用中国330个地级以上城市2004～2007年平衡面板数据,对“土地财政”假说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财政分权正向激励了“土地财政”行为,土地出让收入弥补了财力缺口,同时提高了公共品的提供水平。由此论证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的确是为了弥补财力缺口,是“迫不得已”的行为。     

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财政激励的重新解释

在解释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中,原先的“维护市场的财政联邦制”强调地方高的边际财政分成对地方促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作用,但分税制改革改变了这种认识。主张中央集权下晋升锦标赛作用的学者强调即使地方财政激励很低,晋升的激励也足以保证地方按照中央要求努力发展经济。文章计论了晋升激励存在的一些局限,认为其作用可能被高估了,并对分税制后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财政激励做了前后一致的解释.     

财政分权、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

规模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经济的长期发展。利用2009—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选取考虑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财政分权和财政透明度联合视角下,探究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同时考察了财政透明度对财政分权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分权程度增加有助于地方政府债务减少,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增加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而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看,财政透明度抑制了财政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作用机制,而对财政支出分权作用机制的影响不显著;从扩展性分析看,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远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小于中部和东部地区。据此,政府应逐步完善财政分权机制,继续扩大财政信息披露,以实现政府对地方债务的有效控制和系统性风险的有序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