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西藏扶贫搬迁与生态移民间的关系

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一贯重视西藏扶贫工作,扶贫工作为西藏的民生提高、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进步等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西藏扶贫工作已由过去的“救济式”走向“开发式”、从“就地扶贫”走向“异地扶贫”.然而,“扶贫搬迁”工程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既包含因贫困而导致的“扶贫搬迁”,也包含因生态和环境因素而导致的“生态移民”.     

党的阳光雨露沐浴藏东大地 昌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

全国人民翘首企盼的党的十五大已经胜利召开,作为西藏昌都地区参加十五大的代表,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团结、进步的社会主义新昌都。 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下,昌都广大劳动人民长期陷于被剥削和被压榨的痛苦深渊,社会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1950年,党中央、毛主席作出了进军西藏的决定。10月19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西藏的东部重镇昌都,五星红旗第一次在昌都上空升起,昌都人民获得了新生。 西藏和平解放46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自治区党委、政府的     

西藏贫困地区扶贫工作的透视与思考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脱胎于封建农奴制社会的社会主义新西藏,正以其在经济文化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而日益引起世人的瞩目。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受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制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其他省区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贫困与摆脱贫困过去是、今后仍然是西藏各级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必须面对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 为进一步摸清农牧区的贫困状况,寻求扶贫工作开展的有效途径,我们在对全区的贫困状况进行调研的同时。还分别对嘉黎县阿扎乡和南木林县土布加乡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定点观察,通过点面结合的方法对农牧区的贫困现象进行了透视和分析,并提出了消除贫困现象、改进扶贫工作的对策建议,供各级领导及扶贫工作者参考。     

扶贫开发新阶段政府扶贫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研究——以湖南桑植县实证为例

中国政府在扶贫以及贫困减缓方面的成就令世人瞩目,然而,经济持续的高增长并没有使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发生明显好转。本文以桑植县为例,实证考察表明,加大政府扶贫资金的总投人无论是对于增加桑植县农业总产值和提高农民人均纯收人,还是对于减少桑植县农村贫困人口和降低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例都具有非常明显的绩效;政府扶贫资金的不同投入形式在桑植县所产生的扶贫绩效大小不同。最后,本文提出了应进一步加大政府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实施小额信贷等扶贫资金投入方式创新、优化现行政府扶贫资金投人结构以及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干部扶贫能力培训等对策建议。     

扶贫开发新阶段政府扶贫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研究——以湖南桑植县实证为例

中国政府在扶贫以及贫困减缓方面的成就令世人瞩目,然而,经济持续的高增长并没有使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发生明显好转。本文以桑植县为例,实证考察表明,加大政府扶贫资金的总投人无论是对于增加桑植县农业总产值和提高农民人均纯收人,还是对于减少桑植县农村贫困人口和降低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例都具有非常明显的绩效;政府扶贫资金的不同投入形式在桑植县所产生的扶贫绩效大小不同。最后,本文提出了应进一步加大政府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实施小额信贷等扶贫资金投入方式创新、优化现行政府扶贫资金投人结构以及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干部扶贫能力培训等对策建议。     

机会配置对西藏农牧民增收减贫的相关性研究

本文根据机会的功能、供给与制约主体,就机会配置对西藏农牧民增收减贫所产生的效用进行了分析。首先,以不同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几个重要发展时期为线索,就机会的市场配置对农牧民收入水平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分析。其次,以自治区政府在不同时期出台的针对农牧民增收减贫的政策为线索,就机会的政策配置对西藏农牧民收入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西藏农牧民的贫困性质是相对贫困,基于效益优先的机会配置是导致一段时期西藏农牧民增收乏力和相对贫困的重要原因。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召开以后,政府针对西藏农牧民机会配置从效率优先到公平优先的政策调整立竿见影,发展机会供给量与农牧民发展机会竞争力之间的差距开始逐步缩小,引领西藏走上经济增长和农牧民增收高速并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农牧民增收与西藏反贫困攻坚的基础：乡村建设

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中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 ,究其根源 ,自然地理所导致的发展环境约束是最基础的原因。因此 ,尽管 5 0年来西藏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发生显著变化 ,但西藏农牧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仍十分薄弱 ,乡村呈现出整体的相对贫困状态。本文认为西藏农牧民增收与反贫困攻坚的基础 ,归根到底就是乡村建设。西藏的贫困现象是一种综合性状态 ,对西藏贫困现象的治理也必须有一种综合、整体的系统思想。乡村建设正是从乡村农牧民的生存环境、生产生活条件和行为方式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 ,从基础性和长期发展的角度考虑扶贫行动和扶贫资源的配置 ,把扶贫行动与乡村社区建设有效地结合起来 ,体现新阶段反贫困的深化和系统化 ,使西藏 2 1世纪的扶贫工作上一个新台阶。     

简略回顾西藏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

西藏地方各级人民政权建设，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至1965年自治区正式成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西藏和平解放至平叛改革，西藏地方政权噶厦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与昌都解放委员会、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并存。第二阶段，从平叛改革至西藏自治区成立，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完全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一、从两种政权的并存和对立到统一的人民政权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噶愿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成为中央统一管理之下的一级地方政权。中央驻西藏代表，代表中央统一管理西藏有关国防。外交、人事任免等重大事宜，…     

西藏德吉新村扶贫综合开发绩效研究——基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分析

文章以西藏自治区扎囊县德吉新村扶贫综合开发为例,以公共产品理论为指导,考察了政府提供的农村公共产品在德吉新村扶贫综合开发建设中的绩效问题。首先,基于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在德吉新村所提供的一系列农村公共产品对扶贫搬迁群众走出贫困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其次,重点基于德吉新村搬迁群众实际需求的视角,分析了政府所提供的农村公共产品在德吉新村扶贫综合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最后,文章就提高西藏农村扶贫综合开发成效,即提高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泰晤士报》对中国西藏和平解放进程的关注和态度

1949年9月至1951年12月,《泰晤士报》持续关注中国西藏和平解放的进程.昌都战役发起前后,它关注西藏的法律地位,声称西藏是“自治”的,指责人民解放军进军为“侵略”.昌都战役发起后,它关注人民解放军进军、谈判举行和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与实施.它支持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赴京谈判,“条件是西藏自治得到尊重”.但是,它所说的“自治”和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在本质上不同.它不愿意看到中国共产党顺利恢复了治藏主权,因而宣称十七条协议是强加的.它虽然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是必然趋势,却又幻想地称“要清楚地说明中国重新恢复对西藏权力的结果,为时尚早”.这一切反映了它作为曾经是日不落帝国英国的主要喉舌在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面前的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