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实践模式与发展路径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最新要求。群众参与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容,尤其是当前正值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得到日益关注和重视。总结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制度变迁和实践经验,全面分析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特征表现,将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划分为党建引领、群众自主参与、社区民主协商以及基层社会多元融合4种模式,并分述每种模式的内涵、意义和作用。针对当前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制度建设不完善、路径渠道不畅通、信息沟通不充分等问题,以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视角,提出通过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健全基层社会治理协同机制,提升群众参与治理能力,增强社区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实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     

宪政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政治缘由

中国农村基层的群众性自治制度不仅体现国家治理对于基层社会利益的尊重,而且体现国家成长进程中对于基层社会成员自主判断能力的尊重,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宪政内容,闪烁着宪政主义的智慧光芒,它能够加快中国宪政建设的速度和降低宪政实践的成本。基层的治理变革不仅需要对农村基层社会的经济政治资源进行调整和组合,更需要在宪政理念的主导下进行自治制度的革新。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变革的方向,它立足于农村现实的社会背景,将宪政的理念、精神、价值和机理导入农村基层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建构农村基层的宪政治理模式,实现乡村的宪政治理秩序．     

农村新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并对基层社区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但当前农村新社区治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官本位意识的不良影响、部分社区党组织功能弱化、部分社区自治流于形式、部分社区矛盾出现激化、行政执法存在利益化倾向等。针对创新农村新社区治理路径,提出提高村民自治意识、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健全社区自治体系、推动建立“五社联动”治理模式、不断完善执法机制的对策。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以天津市HX园业主自治为例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市社区自治是现代社区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持续提升其治理水平,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对天津市X区HX园社区治理模式的分析,探讨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新模式——业主自治模式,并揭示其优劣,以期为我国其他城市正在探索中的社区治理及自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     

网格化管理与基层自治组织的脱嵌与衔接——基于武汉市六个社区的调查

社区治理的质量与水平,对于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当前,网格化管理与基层自治组织作为社区治理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与功能是巨大的。文章研究发现:在网格化管理与基层自治组织互动融合发展中,还存在着职责划分不够清晰、资源整合效率不高、相关保障欠妥等问题,需要各方力量在工作运行、环境保障、机制建设上戮力而为,在促进网格化管理与基层自治组织均衡发展的同时,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村民理事会的基层治理功能及其完善策略

村民理事会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以社区、村民小组为基础建立的新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理事会在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它是农村基层治理的有效载体,是官民合作治理的有益纽带,是信任危机治理的有效制度,是农民参与治理的有效途径。然而,由于村民理事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新事物,仍然存在着与村"两委"关系不够明确,家族宗族势力的不当干扰,内部运行机制的不健全,政府缺乏有效的引导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优化其基层治理功能,从而使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农村基层治理体系更完善。     

论农村基层自治的政治价值和伦理生态

作为"草根民主"的农村基层自治,已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基层政治生态,有效地促进了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具有多种政治伦理价值.从政治层面看,农村基层自治既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逻辑起点,又是中国农村社会和谐的稳定器;从伦理层面看,农村基层自治是基于道德秩序的传统自治态的延续,也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分离的政治伦理生态使然;农村基层自治在其发展过程中展现了它强大的政治魅力与伦理魅力.     

再组织化与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创新 ——以贵州G县“十户一体”抱团发展的村治实践为例

[提要]加强和创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贵州G县“十户一体”抱团发展的村治实践探索则在这方面提供了经验案例。“十户一体”抱团发展模式源于当地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它在不改变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前提下,通过单元重构、精英再造、利益联结、监督考核和村规民约等机制创新和制度安排,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质的“农民再组织化”实践路径,其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化解基层内部矛盾,促进乡村脱贫与振兴和深化村民自治的探索与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效,成为破解和走出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困境的一个创新探索,同时也为其他地区农村基层治理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我国社区治理难题:自治目标与行政倾向的平衡

社区治理模式实际上是政府与社区两个治理主体之间的不同选择。我国的社区虽然是法定的群众基层自治组织,却带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居民在治理中相对弱势。要想化解我国社区自治目标与行政倾向之间的冲突,可以从相关利益主体、公民参与行为、行政体制安排三口切入,构建适合我国本土发展的现代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延边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对农村原始村落的改造升级或集中重建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农村社会基层治理模式也必将转型,由村民自治的单一模式向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模式转型。农村社区既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单元,也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平台,是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因此,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模式的选择,其本质是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连接点。目前,延边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全州1051个行政村,仅有501个村挂牌成立农村社区,而有效发挥农村社会基层治理作用所必要的组织机构建设等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严重制约农村社区服务功能的发挥与治理功能的实现,建设任务仍任重道远。     

社会组织参与美好乡村建设的路径探索——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美好乡村建设为例

在美好乡村建设进程中,社会组织可作为协调者、沟通者、设计者,成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可持续的理性动员力量.在乡村治理新常态下,培育与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美好乡村建设的优化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理顺农村治理主体关系,构建农村社会组织服务体系,搭建农村社区共享基金平台,组建农村社会组织孵化园,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丰富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激发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构筑积极和谐的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促进美好乡村建设进程.     

徽州文化视野下的乡村治理——以绩溪宅坦村为例

乡村治理的状况如何关乎转型期农民问题的解决。文章以安徽绩溪县宅坦村为例,考察了该村的乡村治理现状及其特点,认为它由于有传统文化的支撑才得以呈现出比较理想的状态,因而我国的乡村治理不能忽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     

新农村建设:社会变迁中的农村治理范式转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我国总体上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工业化中期后所提出的新课题,它既是国家宏观发展战略转型和制度创新的体现,也是对当前日益凸显的农村发展困境的一个积极回应,其力图通过国家整合,从根本上打破国家通过行政强制而形成的城乡分离以及支撑这一分离的制度体系,从而彻底破解我国当前的"三农"的困局。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本质目标在于构建起一套与新的发展情境相适应的农村治理体系,以推动农村社会转型和城乡统筹发展的实现。但作为一个涵盖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双重层面的治理范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不是一个一躇而就的过程,它既需要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思路和方向的根本性转换,同时也需要建构起支撑这种转换的政策体系和治理结构。所以,改革制约、影响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的制度性、组织性因素对于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则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乡村治理方式变革:从管制到服务——治理理论的视角

中国当前乡村治理"乡政村治"模式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创设的,通过政府的管制方式实现国家对农村的治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显现出了诸多弊端,迫切需要进行改革。随着建设服务型政府被确立为政府改革目标,乡村治理方式也需要从管制转变为服务。根据治理理论,这一转变应当从三个方面着手:县乡关系的结构性改革、加强村民自治以及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多元化。     

中国乡村治理创新的区域差异

中国东部乡村和中西部乡村存在着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这影响了乡村治理创新的方向和路径,由此产生治理创新的区域差异。东部乡村的治理内容超越了村庄的消化能力,推动了治理单元上移,并形成了行政化和市场化的治理路径;中西部乡村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要素流失带来的生产生活秩序失调,治理单元下移是有效的治理创新方向,且需要发掘社会动员的治理意义。因此,乡村治理创新应在治理目标和治理手段适配的条件下因地制宜回应不同区域的问题,尤其应重视中西部乡村在治理创新方面的主体性,探索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多元路径。     

治理视域下我国城乡关系的变迁

本文从治理视角对我国城乡关系的变迁进行了分析,认为在经历了传统时期的统治,计划经济时期下的分治,开始迈入了现代化取向的和谐共治时期。为此,必须适应一体化治理的需要,在制度架构、政府治理和乡村社会结构等方面进行相应的变革。     

关于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素质的思考

为了解决目前农村基层干部素质存在的问题,需要从加强农村基层干部的学习和培训,抓好农村工作机制建设,加强以村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班子建设,建立有效的干部工作激励机制,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来努力,以此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真正提高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     

发展循环经济 做好农村土地整理工作

进行农村土地整理是农村综合治理,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良性循环发展的具体手段和保证。在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工作中,要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充分整合各种城乡资源,逐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统筹兼顾短期和长远利益,树立节约资源,有效保护耕地环境意识,妥善处理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真正实现农村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我国乡村治理发展趋势初探

农村发展历来是影响我国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治理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断探索,乡村治理工作获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摸清乡村治理的变迁逻辑,洞悉乡村治理的发展方向,有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顺利推进。在我国复杂的乡土社会中,还无法找到一种具有普遍适应性的乡村治理模式。然而,将来我国乡村管理工作的去向应具有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治理结构、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和提升农民公共意识的朝向。     

基层社会管理视角下的农村干群关系

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的背景下,我国农村干群关系是基层社会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农村干群关系存在村民对村干部信任缺失、干群关系日趋紧张及村民政治参与渠道不畅等问题。村干部素质不高、舆论错位与司法保护缺失、农村治理模式落后等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应在加强村干部教育、改善村干部待遇、增加村干部自主决策权、完善司法保护以及践行精英治村等方面做出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