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禅学研究探析

钱穆的一生,亲近过佛学经典、亲历过佛教修行、进行过禅学研究、参加过禅学争论、接受过禅宗大师影响,与佛与禅都有极大的因缘。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背景下,钱穆的禅学研究是以中国文化和儒家文化为本位的。他指出,从佛教发展的角度来看,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是佛教中国化的"中心台柱";从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来看,禅宗堪称佛教史上的"宗教革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禅宗是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一环";是中国文化与异文化融合之典型。在20世纪关于《坛经》及其作者的争论中,钱穆反驳了胡适的观点,并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考据在禅学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特别注意了禅宗思想中的"悟"与"修"的关系问题。     

汉传佛教的思想特质及其当代走向

汉传佛教是当今世界佛教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历史上的汉地佛教,之所以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普遍选择大乘佛教,盖因大乘佛教注重利他济世、强调慈悲普度的精神,较诸小乘佛教注重自利、强调自我解脱更能适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说,注重利生济世的大乘菩萨道精神和强调心性、注重现实人生的禅宗思想,确实是汉传佛教的思想特质之所在.汉传佛教(特别是禅宗)受中土主流意识形态之儒家思想影响之大,在融会、吸收儒家思想方面之成功,甚至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都堪称典范.近现代发展起来的“人间佛教”,继承和发扬了禅宗注重现实人生的传统,太虚大师对于佛教的改革,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把传统佛教的注重“佛本”变成注重“人本”.     

《坛经》的主体论哲学思想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便走上了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道路。禅宗正是这一融合的结晶。《坛经》是禅宗的宗经宝典,是印度佛经以外唯一能够称作经的佛教典籍,在中国佛教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坛经》的即心即佛、顿悟见性以及自性自度理论,阐述了禅宗教派的佛性论,并指出了成就这一佛性的途径。     

论菩提达摩"二入四行"思想的历史贡献

菩提达摩对于中国佛教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其禅法思想造就生机勃勃、独具特色的中国禅宗上.从禅宗思想内核来看,达摩后世的中国禅宗,主要遵循并继承着达摩"二入四行"的思想本质.其所开展的理入行入,不但兼容世间、出世间二法,更为中国禅宗的终极追求,开创了佛教的新方向.     

佛教的“世间”观念及在中国的发展

佛教的"世间"观念在释迦牟尼创教时期就提出了。在后来的发展中,佛教的不同流派或思想家对此观念又有多种诠释。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各宗派对其也持不同态度。禅宗是中国佛教中对此观念最为重视的宗派。禅宗提出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主张,实际是强调要努力接触民众,融入社会。中国近现代的佛教各宗也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了佛教离开"世间"是不能存在的。但比较而言,禅宗在这方面还是最为突出的。禅宗在中国之所以发展极为迅速和影响巨大,与其能很好地平衡树立宗教目标与深入世间生活二者的关系直接相关。     

宋代士大夫参禅学佛风尚探源

禅宗是一种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学流派,隋唐时期,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形成,佛教与文人士大夫的联系有了进一步提高,禅宗也因"得到士大夫们的欢迎而迅速兴盛"[1],但此时的文人士大夫接纳禅宗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试论禅宗的思维方式

禅宗是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佛教,它不仅在思想观点上与印度佛教有别,而且在思维方式上也与印度佛教不同,独具一格。本文拟对禅宗的思维方式做一粗浅探讨。     

近现代“人生佛教”与儒家的“人本”哲学

在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人们经常碰到这样一些问题隋唐之后,禅宗为什么能够战胜各宗而独盛,进而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近现代以来,人生佛教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本文分别从禅宗思想的儒学化、儒学与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的相互关系,近现代以来新儒学的复兴与人生佛教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论中国禅宗的缘起与嬗变

在中国大乘佛教中，禅宗最具有中国特色，它不像其他中国大乘佛教宗派那样有直接明确崇奉的印度佛教流派或经典，如三论宗对中观派，唯识宗对瑜伽行派，天台宗对《法华经》，华严宗对《华严经》等，而主要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以民族的自信自觉为基础。又由于自唐代会昌法难之后，直至明清，中国大江南北的佛教寺院多归属禅门，禅宗在佛教界占据了主要地位，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流传最久、最广，影响最深、最大的宗派，以至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和代表。因此，探讨中国禅宗缘起与嬗变的方式和特点，对于佛教如何中国化以及佛教如何最终成为中…     

《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理论特色

创立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土后,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中国佛教有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入世化、人生化成为其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这在禅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典型。禅宗的根本经典《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本怀,又结合中国传统固有的思想文化,在满足中土社会大众需要的过程中,发扬光大了入世救度众生的大乘佛教精神,其所提倡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特殊体现。《坛经》的心性本体论同时也是人性论,其透过心性论所表达的对无相、无念、无住的人的清净本性亦即人生实践主体的肯定,为人生展现了全新的生命意义。《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奠基了中国禅宗人间佛教的基本特色,也为近现代以来的人间佛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     

禅与诗——温庭筠艺术风格成因新探

温庭筠的生命历程中曾与佛教禅宗发生极为密切的关系,佛教禅宗思想对温庭筠的诗歌创作和艺术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有唐一代,虽然是儒、释、道三教鼎立,但事实上佛教的发展最为兴盛,各种佛教宗派相继发展成熟。其中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宗派有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而禅宗对封建上大夫文人的生活和思想的影响尤其普遍而重要。许多著名诗人皆曾学佛参禅,如王维、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皆与佛教关系密切,在他们的诗歌中     

心性论：中国佛教哲学的核心——汉唐佛教心性论研究之一

中国佛教从魏晋时期的大乘般若学发展到南北朝的涅槃与般若相融合以后,其哲学的中心就转到了心性论方面,由慧远、道生开其端,中国佛教对心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至隋唐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宗,都把心性哲学作为其宗立论的根据,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命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哲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这是中国佛教哲学有别于印度佛教的重要特点之一。     

《大乘起信论》与中国禅宗的思想和修行

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大乘起信论》这部佛教论著与中国禅宗的思想和修行的关系：一是《起信论》主张从两个方面确定“一心”的性质,即一心开二门,“真如门”和“生灭门”,而禅宗的“法由心生”,都强调心在成佛过程中的重要性;二是《起信论》的顿渐融合、止观具行的主张对以后禅宗的“悟修统一、定慧双修”有着明显的影响;三是《起信论》的“己身有真如法”和禅宗的“自性自度”,都是在讲在修行过程中,完全靠“自证自悟”,只有对自己充满自信,才能从生死到涅榘,从苦难到解脱,从无常到永恒。结论是：《大乘起信论》开辟了中国佛教发展的新方向,为后来禅宗的思想和修行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使其在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惠能禅宗的创立及发展看中外文化交流

惠能禅宗是外来佛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而结出的硕果,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交融的产物。因此,谈惠能禅宗,实际上就涉及到了中外文化的交流问题。虽然这个中外文化的交流是发生在古代,而且中印文化都是东方文化,这与现在谈中外文化交流更多的是谈中西文化交流有所不同,但与佛教文化的交流,是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第一次大规模的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而且是一次比较成功的交流,从中国禅宗的创立与发展来看中外文化的交流,这对我们今天从更广阔的范围来讨论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禅宗伦理的特征初探

禅宗伦理是禅宗教义与实践中的道德准则与道德规范。唐宋时期,伴随着禅宗的创立与兴盛,其伦理思想在继承印度佛教伦理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思想,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思想体系,其特征体现在兼容性、入世性、内向性与创造性几个方面。     

浅议中国文化的生死观

生死问题是人类关注的终极问题,无论何种文化都对生死问题有所讨论。儒家、道家、佛教禅宗在生死观上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虽然他们对于生死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却都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相同特点。     

论中国神秀与朝鲜知讷佛教思想的特点及其关联

虽然神秀和知讷具有不同的文化和时代背景,但他们都是处在各自国家禅宗思想本土化的关键时期,禅教并重是他们佛教思想的共同基础,通过对神秀和知讷禅佛教的主要思想进行介绍比较,可以反应出中国佛教和朝鲜佛教思想的历史交融.     

心性化与唐宋元明中国思想的内转及其危机——以禅宗、内丹、理学为线索的思考

佛教的传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的演进,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普遍的生命困顿与心灵焦虑使得佛教蔚然盛行。汉唐时期,中国思想经历了从重视宇宙论,到重视本体论,再到重视心性论这一转变,心性论的凸显促使唐宋元明时期中国思想文化整体性内转。佛教本身就是一种内向型的关于心性的宗教,唐代禅宗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运动的完成,佛教完全变成了一种关于内心如何觉悟的宗教。在佛教与禅宗心性论思想影响下,唐宋道教完成了由外丹向内丹的转型,宋明新儒学也从主张"性即理"到主张"心即理",变成了一种注重内在超越的心性化儒学。内在化、心性化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们的个体化独立意识与人格的尊严意识,对人们思想的解放与自由、民主、平等意识的觉醒起到了推动作用,这在禅宗与泰州学派那里都有着鲜明体现。但是内在化心性思潮过于强大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人们对天道自然、机械技术的好奇与探索精神。明代中期以后,儒、佛、道在心性思想方面的汇通达到一种平衡,出现三教合一的局面,中国思想全面僵化。明末西洋历算击败中国传统历算,天学的失落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深层次危机。晚明传入中国的西方天主教与自然科学都有明显的外向性,西方文化推动了中国思想的外转。在内外之间,寻求一种中道,是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弘忍大师生平与思想考辨

禅宗五祖大师弘忍(601—674),俗姓周,原籍浔阳(今江西九江),后迁居湖比蕲州黄梅县,父早弃背,遇四祖道信出家,后成为中国禅宗第五代祖师。弘忍是中国禅宗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达摩一系的禅学,在弘忍时代才真正发展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一大佛教宗派。他的弟子广布全国,禅宗南宗与北宗的开创领袖慧能与神秀,也都出自弘忍门下。     

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

两汉之交，佛教东传，在中国经历了初传、兴起，至隋唐便在空、有二宗分野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天台、华严、净土、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派系和独具特色的中国佛学。其在思想理论上，集数百年之美华，援儒入佛，重点阐述心注问题。特别是禅宗，把心外佛变为心内佛，由外在超越转向内在超越，实现了中国佛学的第一次革命。宋元以降，佛教在经历了鼎盛之后转入了全面渗透的阶段，特别是禅宗直觉体悟、凝思寂虑等非理性思维方式，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随缘任运的生活态度，恬膻幽隐、亦庄亦谐的审美情趣，直接影响了知识阶层，并渗透到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