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及其诗文述评

康乾盛世时期,桐城文学繁荣,桐城文派执清代文坛之牛耳,而张英号称“龙眠五子”之一,其诗文作品繁多,影响很大。文章通过对张英著述的解读,旨在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张英其人、其文、其诗,从而进一步认识清代的文学发展与历史演变。     

袁宏道后期诗文理论述评

万历28年袁宏道退居柳浪湖后,其诗文理论与前期相较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本文通过对比袁宏道前后期关于“真”的内涵的界定、审美追求、创作实践等三个方面的变化,大体勾勒了其后期诗文理论的轮廓。     

清代“诗文相通”说

在诗文关系的认识上,清人多主诗文一理、诗文相通,与明人严守诗文疆界,反对破体为文形成鲜明对比。其根本原因在于宗宋思潮的兴起,而理论基础则是“诗文相通”说。清人通过阐发诗文体性、功用、艺术手法、审美旨趣等方面的相通相近,确立“以文为诗”的正当性及宋诗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促成了清诗发展由唐入宋的转型。“诗文相通”说也随之成为清代诗学的主流观念。此外,清代的弘通学风也推动了这一主流观念的形成。     

诗文“紫”义漫谈

美丽而又神秘的紫色有着丰富的文化涵义,可以作为单纯的颜色词用,也可以修饰富贵威严的事物,具有"显贵"的附加义,同时在色彩心理上又构成消极感。     

诗文的“曲”与“直”

论诗文者每好以“曲”为贵,以“直”为劣。“文似看山不喜平”,似乎不曲则必不含蓄,必无韵味与情致。然而,西楚霸王的《垓下》之歌,只是胸臆直抒,“却万石跌宕,千秋悲凉”(明·屠隆《范太仆集序》)。瞧不起儒生的刘邦也留有三句《大风》,就顾具帝王之概,雄豪之气,又何尝有一点曲处?杜甫是讲究“曲”的,但其名篇之一《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通篇一气奔驰,如洪泉下注”(《唐诗注读本》评语),而其闻捷惊喜若狂之情态跃然纸上,明快之极,丝毫不曲。鲁迅是惯使曲笔的,但他的《南     

诗文“惊天地” 友情“动鬼神”

“巍巍乎，志在高山；洋洋乎，志在流水。”几千年来，人们为钟子期与俞伯牙而庆幸、感叹。庆幸他们得到了人世间最美好的友情，感叹他们创造了人世间最动人的佳话。友情，难道如此弥足珍贵？友情，难道如此得来不易？是的，越是珍贵的东西就越是不会轻易得到，而越是得来不易的东西就越显其珍贵。但是，在茫茫人海、浩浩史河中，高山流水的佳话也并非绝无仅有，请看盛唐诗坛上两颗最耀眼的明星──李白与杜甫。 “诗仙”李白，生于唐武则天大足元年（公元７０１年）。上天注定要在人间演绎一段动人的故事，为人类书写一部友谊的华章──１…     

清代“诗文评”之“集大成”

清代,诗话、词话、小说和戏曲评点、曲论及其他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说遍地丛生,"诗文评"的各种著作大面积出现,是中国古代文论"集大成"的时代。在诗论方面,许多学者的思想、著作都带有所谓"总结性"、"集大成"、"系统化"的成分,而叶燮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可谓清代诗论家第一人,其《原诗》内外篇四卷数万言,是中国"诗文评"史上少数几部最富体系性和系统性、理性思维缜密、哲理味道甚浓的"集大成"理论著作之一。小说评点的代表人物首推金圣叹,他的成就,一是表现在特别区分了叙事文学之"纪实"与"虚构"的特点;二是对叙事文学写人状物、性格刻画作了精彩论述,总结了前人又超越了前人。而曲论则非李渔莫属,其《闲情偶寄》中《词曲部》、《演习部》和《声容部》之一部分,堪称中国古代最出色、最具系统性、吸收并总结了前人的有关理论思想的一部"集大成"曲论著作,影响深远。     

清代回族学者蒋湘南及其诗文研究述评

蒋湘南是清代嘉、道之际中州地区的著名回族学者.其学术思想和诗文创作,代表了当时回族文士的最高成就.而学界对蒋湘南及其诗文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对蒋湘南及其诗文研究状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对未来研究趋向和可拓展空间进行了展望.     

论黄庭坚“三峡”诗文创作特色

黄庭坚的"三峡"诗文按时空顺序可分为"想象"中的三峡、目睹中的"三峡"和回忆中的"三峡"三类,其三峡诗文创作题材主要包括思亲怀友、反映三峡风土人情、宴会游记、官场宦情;他的"三峡"诗文具有迁谪的落寞之情、诗词创作简易平淡、散文短小精悍、语言简洁明了、善用典故等特色,这种创作特色形成与生活的窘迫、环境的改变、心境的变迁密切相关。     

陶渊明诗文中“树”的意象

文章对陶渊明诗文中写到的树进行了分类整理,分析陶渊明写诗文用树之动机和树的意象在陶氏诗文中的复杂寓意,并由此略探他对后来山水田园诗文的影响。     

“文化唯物论”述评

1968年,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公开申明可以用唯物主义的方法从事人类社会文化的研究,他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为“文化唯物论”(Cultural Materialism)。十年后,哈里斯又以《文化唯物论:为文化的科学而战》为题发表专著,系统阐述他的学术思想,并分析了文化唯物论和其他当代西方学术思潮的分野。     

“应急管理”述评

评《应急救灾三方博弈模型研究》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是一个十分年轻也是十分前沿的研究领域,现有的某些理论和应用基础并不完善,需要人们不断地来完善基础理论和提出更适于所要解决问题的新的应急决策方法。本文基于大型灾害应急救灾的特征,提出了用于研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灾民行为的三方博弈模型,并给出了相应的证明以及优缺点分析,不仅拓展了博弈论及其应用领域而且丰富和发展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理论体系,     

“冷战”研究述评

冷战是战后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国外史学界尤其是美国史学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的研究。我国学术界对冷战问题也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取得了很大成就。简要地评述和介绍我国学术界有关冷战问题的研究状况 ,旨在引起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人文精神”讨论述评

人文精神应当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或者说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     

“威斯康星思想”述评

本文概述了“威斯康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将其分为形成（２０世纪初）、应用（２０世纪中期）和发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三个阶段。“威期康星思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服务”是高等学校的第三职能，这一主张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特别是地方大学的改革，对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文章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认为尚存在一些需深入探析的问题，如社会服务与教学、科研的关系，服务地区的选择，服务对象的选择，服务与创收的关系等。文章还提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出路在于：加强大学与社会各方的合作，努力促进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有机结合。     

孙中山“实业计划”述评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后时又是中国近代化道路的伟大探索者。辛亥革命后，他在指导实业建国的奔走实践中。描绘了一幅以发展铁路为中心、在大机器生产的基础上进行近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实业计划”。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研究和探讨孙山山的实业建国思想，在当今具有现实意义。1912年4月三日，孙小山任袁世凯的逼迫下，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但正如他说的、“解职不是不理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①他先后到上海、武汉、广州、香港、烟台、天津、北京等地，进行考察和研究，沿途所到之处受…     

南京“二次革命”述评

一九一三年七月至九月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也是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最后一幕。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北洋军阀袁世凯集团进行了一场悲壮的斗争。当时南方革命党人虽号称“联军十万,拥地数省”,但整个战争的主要战场只是在江西与南京,因而“二次革命”又称“宁赣战役”。而南京地区的战争之烈、历时之长与重要程度,又远超过江西。因此可以说,“二次革命”时期,全国矛盾与斗争的焦点在南京。本文拟对南京地区“二次革命”的始末作一归纳分析,从而更清楚地了解这场斗争的全过程,更深刻地认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及其最终失败的必然性。     

“廉方教学法”述评

李廉方(1879—1959)名步青,湖北京山人,清末举人,1902年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和东京高师,归国后任湘鄂学堂堂长、监督等职,辛亥革命时为鄂都督府首席秘书、襄阳卫戍司令,后历任中华书局编辑、内务部秘书长、教育部视学主任、山西河南教育厅长、武昌师大教授兼总务长、北平政治分会代秘书长、河南大学文学院长、开封教育实验区委员长,抗战后任教育部实验教育教材主任,教材编译主任、国民参政员、湖北通志馆总纂兼副馆长,建国后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任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中南军政委员兼教育部副部长、湖北政协第一届副主席等职。     

“成都教案”述评

“成都教案”发生于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从当时全国的形势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反洋教运动已进入高潮。这次教案不仅是一次反对为外国殖民主义政策服务的教会势力的正义斗争,而且是紧接甲午中日战争后,抗议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捍卫民族生存的反帝爱国运动。 “成都教案”发生后,帝国主义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挟条件,清政府一如既往地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压力,导致了成都教案的屈辱结局,在近代史上留下了又一次血的教训。     

“马嘉理案”述评

1875年1月,一支英国探路队违约进入中国云南境内,与当地军民发生武装冲突。中国军民死伤多人,英国翻译马嘉理及其几名随员也在冲突中丧生,探路队遇阻返回缅甸。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马嘉理案”,亦称“滇案”。中英两国关于“滇案”的交涉历时一年多,最后,中国又一次遭受讹诈,屈辱地了结了这一事件。这件事在当时和后来,人们的议论都是颇为分岐的,本文试图提供一些讨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