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实践及中国的作用浅析亚洲区域货币合作

目前,覆盖整个东亚地区的货币制度化合作机制尚未出现,但次区域的或双边的合作正在推进。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召开的l0+3财长会议上,就亚洲地区加强贸易和金融合作达成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这标志着亚洲区域货币合作已经取得了初步进展。本文首先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了总结回顾,而后又简析了欧、美、非等地区货币合作的经验启示,然后又着重对亚洲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必要性等进行了客观全面的分析,并简要阐述了中国在这一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金融危机对亚洲金融合作的推动效应探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必然趋势。为了保证经济稳定,维护金融安全,使东亚各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和发展空间,东亚区域金融合作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下,金融危机对亚洲金融合作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分析金融危机产生推动效应的原因,总结在金融危机推动下亚洲金融合作的发展特点,并展望亚洲金融改革的前景。     

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

1997年的金融危机促使东亚地区各国更加关注一件事情,即建立更为紧密的地区金融合作关系.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商议之后,日本提出了一项建议,即建立亚洲金融基金,以利于宏观经济监督和金融监管,并进一步在区域层面上共享资源.在1997年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亚洲金融组织的相关建议被提交到大会上进行讨论.美国、欧洲国家和中国对此项建议表示强烈反对,并迫使日本收回了该项建议.然而,亚洲一些国家仍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多方面的接触,为建立更为紧密的地区金融合作关系作出不懈的努力.     

亚洲经济合作——评论

在过去的 3 0年间 ,亚洲地区一直是世界上最富有活力的地区。亚洲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相互依存性日渐增强 ,大规模经济合作的发展潜力也在不断增大 ,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然而与此同时 ,该地区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 ,尤其是在亚洲经济危机期间 ,随之而来的挑战愈益明显。除此之外 ,全球化进程也带来了某些不确定性。就地区经济合作而言 ,亚洲国家发展水平的多样性和各种差异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因此 ,一个至关重要的挑战便是提出加强地区经济合作的建议。就世界范围而言 ,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促动因素 ,贸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全…     

日本区域金融政策的“二元结构”与日元“再国际化”困境考察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以"10+3"机制为平台,日本财务省通过实施一系列连续性政策,在区域金融合作进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这得益于财务省在日本区域金融合作政策决策过程中长期形成的"独立性"。小泉组阁后试图构建新型的区域政策观,尽管对财务省主导下的"10+3"区域金融合作的影响有限,却暴露出日本区域金融合作政策目标的实现具有鲜明的"依附性"。政策决策、形成与实施等一系列过程的"独立性"与政策目标实现的"依附性",凸显了日本官方区域金融政策结构存在独特的"二元性"特征。这种特殊的"二元结构"在推动日元"再国际化"战略的同时,也成为导致其再度陷入困境的关键性内因。     

论亚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未来发展规划与中国的任务

亚洲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新的挑战。大湄公河地区是亚洲经济增长较为薄弱的次区域之一。该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不仅能够为亚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而且也有助于中国未来地缘经济和政治目标的实现。亚行将制定未来10年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战略,中国应及时把握亚行战略方向,以亚行自身发展战略为基础,结合中国未来10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向有利于各成员国的方向发展。     

谁能称霸亚洲金融中心?

先锋视野,栋梁气魄。虽然亚洲的经济实力在不断攀升,但目前亚洲地区乃至加上大洋洲在内的亚太地区,尚缺乏一个能与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抗衡的金融中心。不过这种局面不会延续太久,因为一场谁能成为亚洲金融中心之首的竞争,正在亚洲六大商业中心新加坡、日本东京、韩国首尔、印度孟     

日元国际化重启及其对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选择的启示

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政府迅速调整对外经济政策,通过单独政策积极开展并主导危机救助工作。"新宫泽构想"的出台与实施,标志着日本官方救助工作的重心转移至区域本币债券市场的筹措与构建。其背后有着重启日元国际化的战略考量。日本政府旨在借此转变传统上围绕"贸易结算"的推动模式,希图通过培育区域日元债券市场,在东亚区域资本市场构建日元回流机制,重点通过"区域化"实现重启日元国际化的长期目标。借鉴危机后日元国际化的战略转向,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重心应由此前侧重"贸易结算"转变为"资本输出",通过培育区域人民币债券市场拓宽人民币回流机制。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下中国—东盟金融合作法律机制的完善

近年来,我国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交往,提出了"一路一带"发展倡议,同时,围绕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国在金融领域提出了前期投入和后期储备两方面的推进措施。可以说,这是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与东盟金融合作的新举措。此前中国与东盟金融合作法律机制在目标、主体和方式上已经进行了初步建设,近期双方金融合作出现了新态势和新特点,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应积极构建效率与稳定相结合的金融合作法律机制,推动非国家实体参与,促进软法的硬化与硬法的尝试;同时,鼓励私人投资者的参与,并切身保护他们的合法经济利益,亦是合作的重要内容。     

亚洲区域金融合作中的日本与中国

本文通过对清迈倡议以来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的背景、现状进行梳理,总结了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的困难所在,对其走向与发展进行了展望。特别对中日两国在亚洲区域金融与经济合作中发挥的作用、所处的地位、相互的关系和今后的发展进行了分析,认为中日间合作重心应放在金融和经济方面。在区域合作问题上,中国应积极发挥自己的影响和作用,在主动广结区域内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时,还应充分利用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在金融与经济合作方面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以便打破他人的遏制,在区域和国际舞台上寻求多方合作,争创多赢局面。     

董事会独立性之惑与董事分类选举制度的构建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董事及董事会既是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司治理的客体,处于公司治理承上启下最为核心的地位.董事及董事会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这是由每位董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异决定的.现行公司法一味强调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而相应的董事选举制度设计并不支持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致使董事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应明确承认不同类型的董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名选任,并由提名人对被提名人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国民党大陆失败谈对中共党建的现实启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政权由一时强大到失去执政地位,退守台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党建的失败是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通过分析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失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日本民主党党首更迭与保守政党关系新变化

日本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在野政治势力,十年来一直在日本政治局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4月,民主党因“伪造电子邮件”的政治败笔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整合,素以手腕老辣、信念坚毅著称的小泽一郎终于走上前台。随后,作为两大保守政党间新一轮较量的千叶县国会议员补选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结束。民主党的变化给日本保守政治局面带来新的波澜,但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小泽一郎来讲,只有主张相对温和与稳健的内政、外交政策,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局。     

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

历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和彼此融合,是开展学术研究以及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科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交融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缺乏从整体上关注和审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因而,通过研究个案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为不断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提供新思路。这是不断完善党史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论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转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演进经历了从极"左"的理论范式到改革的理论范式(或过渡的理论范式),再到当代的理论范式的转变。决定这一转变的是这种理论所置身于其中的全球化环境和实践的转变,以及从事这一实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变化的环境和实践的科学判断。面向全球化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范式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浅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

经历了黑船袭击阵痛的日本,很快确立开国思想.仔细分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从其最初就与东亚"华夷秩序"保持暧昧关系,到"脱亚入欧"醉心于西方列强制定的弱肉强食原则,最终发展为走上侵略亚洲、争霸世界的军国主义不归路,可以得出日本这一选择决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