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隐晦到显扬--元前陶诗价值定位嬗变的历史考察

元前陶渊明声名的显晦与陶诗价值定位的消长是文学史上一个值得玩味的文学现象,从其对陶诗价值体认的差异中可以窥知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和文人的审美趣味.东晋南朝,平淡真淳的陶诗与诗坛追求绮靡雕缛的审美风尚相悖,故其诗隐晦冷落,未受时人重视;唐代,陶诗的美学价值开始凸显,但唐代文人并未真正挖掘出陶诗的真趣,也未自觉确立其典范地位并大力倡导;宋代,陶渊明的诗史地位空前提高,宋人特别是苏轼对陶诗的理性诠释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典范地位.     

陶诗阐释的经学化、经典化与意境化

宋代之后,陶渊明诗歌的诗史地位逐渐牢固树立起来,这固然得力于其自身的魅力,但在接受中日益走向经学化、经典化和意境化则是它被普遍褒扬的三大基本原因。陶渊明人品经历了一个由高尚化而儒学化的过程,作品经历了一个由支流化而主流化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大致在宋代之后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崇高化和经学化。苏轼之前,陶渊明主要被看作二流作家,苏轼评价陶渊明“李(白)杜(甫)莫及”的惊天言论对于重新定位陶渊明一向不算很高的诗史一流经典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陶诗意境美的发现与宋代苏轼、范温、元代方回、清代钟秀和近人王国维等关键读者的揭示密不可分。陶诗的经典化和经学化几乎是同步和交融的,它们虽然抬高了陶诗地位,其弊端是难免造成对陶诗非儒家特点和艺术特点的遮蔽,而意境化则披文入情,由情寻理,是对陶诗本质艺术特点的澄明。     

禅宗兴起与陶诗在齐梁中声誉倍增因缘考

沈约于齐永明六年撰成的《宋书》不设文苑传,但以《谢灵运传论》概述两汉魏晋迄于南朝刘宋的文学概况,而只字不提陶渊明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但昭明太子编集《陶渊明集》,于序中极力推崇陶渊明诗品和人品。由此可以看出,陶渊明在诗坛的地位以永明年间为前后分界线。自永明而后,陶诗声誉日益隆起,至宋代苏轼和陶诗出而登峰造极。而这一切是与陶渊明诗歌中的禅韵和佛教禅宗的兴起密不可分的。     

论唐宋文人对陶渊明文化解读之异同

陶渊明以其自然纯朴的人生境界和简淡真淳的诗美境界为唐宋文人所仰慕,但时代精神和个人审美趣尚的歧异,唐宋文人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理解择尚也有所不同。本文即以唐宋文人对其受容及其历史动因为基点进行考察,指出唐宋文人虽都推赏其隐逸高风和饮酒雅趣,但唐人主要视陶渊明为隐逸高士,而宋人对陶的文化解读则更为全面立体;较之唐代,宋代对陶诗的品评达到了创作借鉴和理论阐释的双重自觉。     

评宋人对陶渊明及陶诗平淡风格的重新解读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宋人对陶渊明及陶诗平淡风格与前人看法的相异之处,并探求了其中的原因。     

论梅尧臣诗对陶渊明的接受

梅尧臣是宋代第一个大力学习陶渊明并取得较大成就的诗人。他对陶渊明的接受有三个层次 ,即用典、模仿和借鉴 ,其中价值最大者在于通过学陶建立起自己的独特诗风。梅尧臣开创了一种新诗风 ,掀起了宋人学陶的新高潮 ,并且提高了人们对陶诗的认识水平     

关于苏轼的“和陶诗”

苏轼的“和陶诗”，可以说是他30年来倾倒于陶渊明其人其诗的一个总结。以和韵的形式表示出来，存在着视陶诗为诗之极致的认识，和视自己为陶诗真正传人的意识。苏于穷极潦倒时所作的“和陶诗”，作为冷静地追求人类个性的生活方式的文学，又是宋代古典主义文学的一个典型。     

浅析陶渊明诗歌的意象建构及其审美意韵

历代学者在研究陶渊明诗歌时总是从各个侧面上把握他诗歌的特征、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很少有人对陶诗中的意象作一个综述。本论文希望在综述陶诗具体意象的基础上,来阐释陶诗的审美意韵。     

论陶诗在唐宋的传播机制

传播是陶诗走向读者从而实现其艺术生命的一个重要环节,陶渊明的诗史地位也是在传播的过程中逐步凝定的。唐宋时期,陶集的编刻、《文选》的普及、诗话等文学评点的勃兴、类书的编纂,使陶诗进一步走进士大夫文人的消费领域,客观上加快了陶诗的传播速度,赢得了更多的受众,提升了陶诗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创作范本突出了陶诗传播的文学功能和整体效应。     

苏轼"和陶诗"艺术风格论略

苏轼"和陶诗"问世以来,诗评家对其艺术成就褒贬不一。其实,苏轼"和陶诗"的创作,并未脱离现实生活,是作者在特殊境遇下,借陶渊明之酒杯,浇自我之块垒,是借鉴古人成功的艺术形式来抒发自我对现实的强烈感受,并在学习陶诗的艺术风格中,融入自我独特的风格。"和陶诗"体现了苏轼晚年的艺术追求倾向,与早年那些生机勃然的诗歌相比,"和陶诗"呈现一种跳动的闲淡、一种朴茂之美,诗风平淡自然,感情真笃充沛;超然淡泊,意与境合;托物言志,意在言外;写景传神,时见佳句。苏轼的"和陶诗"没有等同陶诗,而是自具本色。     

田园诗人的狂欢——陶渊明《蜡日》诗反映的魏晋节俗及其文学史意义

《蜡日》诗作为陶渊明的一篇饮酒之作,作为魏晋节俗的生动写照,反映了一代田园诗人陶渊明的生命狂欢,反映了诗人性格和人生态度的另一个侧面,由此陶渊明的诗性生命显得更加丰满更加圆融。同时,这首诗又是我国咏梅文学的鼻祖之一。就咏物艺术而言,陶诗对梅、柳、兰、菊、松、柏等自然之物的描写与开掘,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自然意象,不仅对我国古典诗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古典绘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陶诗以心注物、传神达意、得意忘言和重神遗形的艺术手段,对我国古典诗学和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陶诗的“风华清靡”

钟嵘是陶渊明接受史上最早发现陶诗“真美”的人之一，但因陶渊明在《诗品》中的品级，后世对他的“风华清靡”之论探讨和研究不够。本文依据陶渊明的诗文，认为“清”正是陶渊明诗歌的审美追求，也是陶诗不同于当时华丽诗风的主要特点。“风华清靡”之论，独具慧眼，揭示了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本质，是概括陶诗最为确切精当之语。     

浅论宋代的“崇陶”现象

一千五百多年来,历史投有掩没诗人陶渊明的光辉。人们的讴歌,从推祟他韵隐逸到他的诗文然后又论及他的人格精神,使陶渊明成了不朽的存在。而这在最最推崇陶渊明的宋代,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文化现象。     

从宋代茶具看当时的社会风尚

饮茶习俗的进一步发展和宋代市民社会的形成、发展使中国饮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点茶。宋代理学的发达,使宋代宫廷饮茶和地方官吏以及文人学士极力推崇以品茶为雅的做法,给茶具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理学“格物致知”、为学严谨的思想,也把宋代茶具推向极精极致的境界;而宋代社会自上而下的侈靡之风,造就了宋代独具特色的黑釉盏和金银具。茶具不仅仅是一个器具,更成为宋人标榜文雅和斗富的工具。     

论元末文人“崇陶”与“学陶”

陶渊明是元末文人共同尊奉的精神偶像,元末文人不仅从陶渊明的隐逸生活和崇高人格中培养起文人自我的独立价值,也寻找到了他们心灵与出处、行迹的精神支撑,并且在学习陶诗的过程中汲取丰富的诗学养料。而这种诗学取法也因他们对陶渊明的不同解读有不同的角度,他们学习陶诗首先主张从其人品出发,经过对其情性、人品的学习进而认识陶诗的内理;当然,他们也在陶诗中品味到对自然、宇宙的适意,以平淡之笔陶写一己之心灵与情绪。而两种不同的解读与取法实则培养了属于元末文人自我的诗歌风格。     

宋代杜甫接受的文化阐释——以杜甫与韩愈、李白、陶渊明宋代接受之比较为中心

杜甫被推尊为“古今诗人之首”乃至一代文化巨人,关键在于两宋时期。杜甫在宋代典范地位的确立,是宋人在其时代、社会所形成的特定文化心理制约下,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它实质上反映了唐宋两种文化范型的整合与转变。在这一整合过程中,韩愈、李白也曾成为宋人的备选对象,但他们最终没能通过宋代文化道德化、理性化等考量标准,而只有杜甫契合了宋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核。陶渊明作为宋代休闲文化的典范,取得了和杜甫并称的资格,但他提供的生活模式只是宋代儒道互补文化模式下的一种补充。杜甫才是宋代文化的主要典范。     

陶渊明诗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以新井白石《陶情诗集》为例

中国著名诗人陶渊明的诗作流传到日本后一直备受日本文人追捧。受陶诗影响,日本江户时代政治家、儒学者新井白石就曾作《陶情诗集》这部汉诗集,他模仿陶渊明风景诗的物象传意,重视交友诗的传世手法,并借史言志。但是白石不是简单地模仿陶诗风格,而是想通过诗表"陶情"。他对陶诗的接受,不仅是出于对汉学的喜爱,更是源于他与陶渊明相通的特质,"归隐和出仕"的经历、"儒学"的素养和"正直"的性格特征。国内外学者尚无人提及新井白石对陶诗的接受,这一研究将丰富对新井白石的整体认知以及侧观陶诗在日本的影响力。     

论宋代诗人的典范选择

有唐诗在前面,宋代诗人在创造宋诗新风貌的过程中,对唐代诗人进行了自觉的选择,他们经历了向白居易、贾岛、姚合、李商隐、李白、韩愈等人学习的过程。最后,从道德评判的角度,杜甫忠君、爱国、恤民的高尚情操为宋人所赞许;从艺术评判的角度,杜甫在诗歌题材、艺术技巧上的创新为宋诗发展指明了方向,杜甫成为宋人学习的最高典范,这反映了宋代诗人的理性选择。     

孟浩然、陶渊明异同论

陶渊明是孟浩然最心仪的人物,因而两人在生活道路、为人作风和审美趣味等方面,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但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人生遭际有异、接受教育与影响的差别,两人之间也就有明显的差异。从孟浩然服膺陶渊明及对陶诗的传承,可见陶渊明影响的深远。     

日本和陶诗简论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历来被认为是一位隐士和田园诗人,他描写田园生活的诗歌在他的整个作品中占有突出和重要的地位。陶渊明的作品不仅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而且在传到东邻日本之后,也深受日本诗人学者的喜爱。十六世纪之后,在日本的汉诗诗坛上,逐渐形成了一个和陶诗的创作高潮。本文将就日本出现的和陶诗现象作一次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