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陶渊明创作的幽默风格

对陶渊明创作风格的研究，历代多谈其自然平淡的方面和豪放、隐曲的表现，而对他充满幽默、谐谑之趣的诗文论及甚少。此类诗文，诸如《五柳先生传》、《责子》、《形影神三首》、《挽歌诗三首》、《自祭文》、《赠羊长史》、《归去来兮辞》、《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止酒》、《乞食》、《读山海经》     

朱熹与苏轼出处态度之比较

朱熹曾激烈地批评过苏轼,但他接受与认同苏轼对于士君子出处问题的论述,其人生履践也与苏轼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表现在:他们都具有狷介之个性与独立之人格,关注个体的自由自主,而本无意于仕宦;又不忘社会责任,出而从仕后,忠君忧国,直言敢谏,勤政爱民,惠民一方;内心既充满矛盾,渴望归隐与闲适;但又能坦然面对政治打击,独立不惧,气节不改。而相异之处,则主要为政治境遇的不同与事业追求的不同。他们的出处态度,兼顾个人与社会,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对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矛盾的清醒思考,显示了他们作为哲人的睿智深邃与人格魅力。     

论陶渊明的二重人格

在陶渊明深层心理中 ,存在着二重人格 ,一是理想人格 ,一是现实人格。理想人格主要源于家庭血统积淀和东晋士人矫前代士风之失而形成的人格理想。现实人格主要源于陶氏家族的沦落和诗人疾患所形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倾向和自卑情结。以自我为中心性格倾向决定了诗人一生无论出仕与归隐 ,都摆脱不了人生孤独困境 ,迫使诗人从精神上寻找一个守节固穷的群体归宿。自卑情结使诗人一生始终贯穿着自我拯救、不断超越的过程 ,这一过程便化作在人生优越感驱动下的自我理想化和生活诗意化。     

苏轼的诗歌及其时代

苏轼是北宋时期最大的文学家。苏诗闪耀着某种民主自由精神的光芒,表现出鲜明的主体意识,也发展了诗歌的艺术手法。其思想站在“时代前沿”,其诗歌中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造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新高度”。     

飞动的精灵 不安的灵魂——陶渊明与鸟的再探析

陶渊明与鸟关系是随着20世纪诗歌意象研究的“出口转内销”而逐步受到重视的。尽管远在唐代，颜真卿就曾称道渊明“兴逐孤云外，心随还鸟泯”(《咏陶渊明》)，捕捉到了一点蛛丝马迹，不过自兹而……     

论陶渊明诗歌的人情美

陶渊明的诗歌,无论是表现其做事态度的,还是表现其为人态度的,都体现出一种令人觉得欢喜、亲切的人情美。而自然化迁的宇宙观、委运自然的人生观、任真自得与平和实际的人格特点,则是这种人情美形成的深层原因。     

关于苏轼的“和陶诗”

苏轼的“和陶诗”,可以说是他30年来倾倒于陶渊明其人其诗的一个总结。以和韵的形式表示出来,存在着视陶诗为诗之极致的认识,和视自己为陶诗真正传人的意识。苏于穷极潦倒时所作的“和陶诗”,作为冷静地追求人类个性的生活方式的文学,又是宋代古典主义文学的一个典型。     

苏轼的诗歌理论

苏轼的诗、词、散文俱佳，又擅长书画。他的诗歌理论，除了吸取前人的理论成果外，主要是结合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而形成的。苏轼主张诗歌要有为而作，以“济世”、“救时”为目的。与此相联，他还主张“不能自已而作”。在艺术表现上强调随物赋形，文理自然。在艺术风格上，提倡“自成一家”，但又力主风格多样化。苏轼的诗歌理论．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论朱熹对苏轼散文的批评

苏轼散文在南宋风行天下的同时,也有着极大的争议性,受到诸多非议。其中,朱熹对其批评最为严厉,其对于苏文的负面看法从文章之道到创作技法的非议无不涉及,几乎可以视为苏文非议的集大成者。这主要出自于朱熹对当时崇苏热以及苏文大盛等社会现实的担忧,而在对苏文严厉批评的表象之下,理学实际上已经开始与苏学合流。     

苏轼在岭南的诗歌创作与情感心态

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认为托诗意讥讽朝政被贬至荒蛮落后的岭南惠州,随后被放逐更遥远的儋州。在环境恶劣的贬谪地岭南,处境艰难的苏轼依然创作了大量反映自身情感心态的诗歌。从贬谪初期难以适应的苦楚到怡然自得的融入,从绝望惶恐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豁达从容,这些情感心态的转变在苏轼岭南诗歌中得以充分体现。     

陶渊明诗歌哲学与现象学还原

陶渊明诗歌哲学与胡塞尔现象学均面对的是经验世界。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之后所显示的根本显现物,与陶诗对世界、对自我的纯粹直观是完全相通的。另外,胡塞尔所要求的通过现象学还原所呈现的纯粹意识的清晰性与陶诗的明晰性也是一致的。     

论陶渊明与谢灵运的历史地位

玄言诗窒息东晋文坛百余年,文坛呼唤时代的弄潮儿,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便应运而生,具有时代的必然性.然而,两人的影响却又呈现出极大的差异,这就是各自条件不同而形成的偶然性.条件不同主要表现在因出身的不同而造成的传播媒介之别和两人的生活经历的迥异.     

苏轼、黄庭坚七律创作技法之异同及其人格异趣

苏轼、黄庭坚的七律诗风差异很大,如果以黄庭坚七律作为七律发展过程中的正体,苏轼七律则属变体,二人的合力将北宋的七律创作推向了高峰。从句法、炼字、用典、虚词运用、格式新变等方面比较,可见二人七律创作技法之异同,及在七律技法上的继承与新变。从对苏、黄二人七律技巧的分析,可以看出苏、黄人格之异趣:苏轼外纵而内敛,黄庭坚却外敛而内纵,这种结论与学界对二人性格的研究与论述正好相反。希望通过对二人七律技巧这一现象的分析,把握其时代特征,特别是诗人的人格异趣,以推进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希望通过此文的分析,能为学界在诗人诗作的研究上提供方法论的借鉴。     

论苏轼儋州时期的人生哲思与文教实践——以苏轼在儋州的诗歌成就为中心

苏轼晚年虽谪居海南遐荒之地,但不坠平生学道真实之意,著述兴教,形枯而神气充盈。于个人思想而言,已达思精理熟之境。于儋州而言,则启此地文教之盛。苏轼在儋州的贡献,对于当今儋州抑或是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而言既是宝贵的文化财富,又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萧统在陶渊明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

萧统在陶渊明传播史上至关重要。他撰写《陶渊明传》、《陶渊明集序》,编辑《陶渊明集》,在《文选》中收录陶渊明作品,这些都是传播陶渊明其人其作的重要手段。萧统对陶渊明及其作品,做了全面深入的解读和分析,挖掘出他被前人所忽略的独特品质和文学成就,为同代及后世读者呈现了一个更加立体的陶渊明,也为六朝以后陶渊明及其作品的传播开拓了新视野和新思路。萧统是第一位搜集和整理陶渊明作品的人,对陶渊明作品的传播有开山之功。《文选》收录陶渊明作品,对陶渊明作品的传播推广具有重要作用。     

陶渊明与韩国诗人金时习之比较

陶渊明与金时习分别是中国和韩国古代著名的隐逸诗人。他们在各自生活的痛苦时代都选择了归隐。自比陶彭泽的金时习的诗歌有着明显的崇陶特点。通过比较 ,可看出两位诗人诗歌风貌的异同     

柳宗元诗歌接受主流及其嬗变--从另一角度看苏轼"第一读者"的地位和作用

作为柳宗元诗的"第一读者",苏轼的意义与其说是对柳诗风格之审美阐释和历史地位的评判,不如说是关于陶柳同流、韦柳并提这一接受方向的开启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历宋元明清数百年的柳诗接受主流,一方面突破了苏轼设定的框架,而呈纵深掘进的态势以清淡许柳诗,突出其峭的个性风格;以本色论柳诗,突出其精工的语言特色;以创作论为核心,着力探寻柳诗风格的成因,从而使得柳诗通过代复一代的接受,不断丰富和完形.另一方面,苏轼开启的解读方向及其对柳诗"清淡"风格的总体定位,在被发展、补充的同时仍然得到了顽强的传承,从而形成并强化着柳诗接受史的主流.这种从后世阅读活动尤其是接受主流来反观"第一读者"、判断其突出贡献的做法,应是理解"第一读者"之地位和作用的另一途径.     

苏轼赋的庄子印痕及其人生境界

苏轼对庄子文章的别有会心,使其赋深受庄子的薰染,他在赋中运用庄子的句法、化用庄子的寓言和思想,借此构成苏赋庄痕的基本形态.在这些表现中,他对庄子寓言笔法的吸纳,使叙事言情和虚构梦境展示出奇幻的风格;他并不像庄子重自然与社会的哲理,而是在赋风、水、酒及纪游、贺岁中流露出自娱的倾向,与自我好山水的心性相一致.同时,他在赋中表现的人生境界,往往与自然景观融合在一起,显现出与天地为一的庄子精神.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以曾巩与苏轼的见解为例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是时人颇为关注的问题。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曾巩与苏轼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曾巩的挤压见解与苏轼利用佛教生财的主张,表面看似对立,但二人的主旨却是一致的,即通过对佛教资源的再分配,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当然这一紧一松,与二人的性格和仕途经历有密切关系。曾巩的处事严谨与苏轼的放达宽容,曾巩的任职京师、编修史籍与苏轼的任职地方州府首长的经历,形成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