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精神的现代传承 --论宗璞的小说

宗璞小说中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格精神,继承了儒家士的精神,同时又吸收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是中国传统士的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精神建构依然不失为一种可汲取的精神资源.     

心灵深处的诗音──重论宗璞的小说《红豆》的艺术追求

心灵深处的诗音──重论宗璞的小说《红豆》的艺术追求温潘亚繁华人生，世事纷纪，岁月抹去了许多不必记取的东西，也留下了一些难以忘却的记忆。当江玫不期然而面对那两颗色泽依旧“十分匀净而且鲜亮”的红豆时，一段不寻常的往事如潮般涌上心头。宗璞的短篇小说《红豆》...     

论宗璞《红豆》的修辞叙事

宗璞的<红豆>自发表以来,一直颇受争议,主要是对其主题革命战胜爱情的分歧.用小说修辞学的方法,从叙述者、主人公、读者三个不同视角,可挖掘出导致文本主题与实际效果差异的深层原因:革命战胜爱情的确是作者最初的创作意图,然而这一意图并非发自内心,而是受当时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氛围的影响.作者依靠了两个不同的身份--叙述者和主人公一分别传达自己的意图,而两个身份之间的不稳定性最终导致了作者的情感分裂.因此作者在极力表现这一主题时,显得用力不当,由此导致文本主题的不确定性.     

在场的缺席者——冯沅君、宗璞小说的男性形象塑造

冯沅君、宗璞的小说体现了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相对来说 ,她们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大多是模糊的 ,他们或者隐匿在女性形象的背后 ,或者在精神上深受女性的影响 ,都缺少能够左右女性的精神力量 ,成为在场的缺席者     

宗璞的佛教文化情结

宗璞是中国当代文坛上成就卓越的一位女作家,她的创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了知识分子心灵搏斗的生动画面和一系列感人的人物形象。本论文主要以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创作为考察对象,探寻其创作中独特的艺术精神与佛教文化的特定契合点,探究其顽强的创作意志和独立创作品格形成的原因及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影响。     

论卡夫卡的小说

二十世纪以来,德语国家在世界文坛上有着重大影响,公认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当推托马斯·曼(1875-1955)、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898—1956)。对托马斯·曼和布莱希特,我国读者比较熟悉;但是关于卡夫卡,有相当长一段时期,对于我国广大读者来说还是十分生疏的。一方面,过去由于受某些传统思想的束缚,习惯地把卡夫卡归入现代颓废派的代表作家之列,对他很少介绍;另一方面,卡夫卡的小说由于神秘而离奇的內容,隐晦而曲折的手法,象征含义非常难以琢磨,因此,他的作品不易阅读和理解,这也就增加了对卡夫卡的陌生感。     

痴心肠中的西南联大——论宗璞《野葫芦引》的大学叙事

由于家庭缘故,宗璞对西南联大有着非常切近的体验,这种体验成为她后来进行大学叙事的原始冲动。晚年才开始投入创作的《野葫芦引》整合了自身和他人对知识分子的理性认知,既非西南联大其时客观的历史再现,也非宗璞少年时对西南联大的印象记录,而是宗璞站在一位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一段特殊情境中知识分子命运的个性化观照,将自身的感性、理性体验融合其中。作品既因个人感性体验的融入而生动形象,又因作家对知识分子的理性之思而厚重深邃。宗璞对战争的反思突破了国家、民族的局限性,体现出更为广阔深沉的人类意识和人文关怀。     

论张闻天的小说

张闻天从反映现实斗争的问题出发 ,怀着革命的理想 ,运用简洁的结构和质朴的语言 ,创作出了代表中国初期普罗文学特色的小说 ,张闻天小说具有的现实主义特色 ,为中国普罗文学的发展 ,留下了许多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     

论臧克家的小说

臧克家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以诗品丰富凝重著称。他也写散文、杂文和文艺论文,成绩斐然可观,屡见评陟。惟有他的小说,或许因为数量不多,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文学史上常有这样的现象:创作的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数量的多寡。臧克家只出过《挂红》《拥抱》两部短篇集,共收十五篇短篇小说,加上集外的四篇和收在散文集里的一篇,总共不过二十篇。为数的确不多,却颇有特色。这些小说描摹社会人情世态的本领,是他的诗歌、散文、杂文所不能比拟的。其绘声绘色的程度,即在同一时期专写小说的作家中也不多见。这些小说作为臧克家整个创作的有机构成部分,有其独特性,不容忽视。研究他的创作而舍弃这些小说,便不能全面认识和说明臧克家的文学成就。本文拟就他的小说的总体特点加以考察,以说明他对我国现代小说的贡献。     

论哈代小说

对于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1840—1928),西方文艺评论界向来有不少争论。贬责他的人称他为不足称道的二流作家,颂扬他的人则把他与英国最伟大的作家相提并论①。直到今天,哈代仍然以他的作品和富于传奇的经历引起评论界的极大兴趣。我国业已翻译介绍了     

杨欧小说论

贵州正安青年作家杨欧以其独特的视觉和书写,游移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既不想失去乡土文化的支撑,又在苦苦寻求对乡土的突围。力求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达成某种沟通与平衡。由是,显现出杨欧小说在当前乡土/地城写作中的独特存在及其超越性。     

论小说创作

如果可能,请别写小说.小说创作是一种非社会行为,一旦动笔,小说家会时刻为小说中的人物所困扰;而且,真正写起来,小说指南一类书籍并不管用.假如非写不可,那么,小说家需考虑是以情节为主还是以人物为主.如果以情节为主,小说家即在虚构的事情中间而非在所谓的真实生活中寻找人物的时候,抓住情节不放;如果以人物为主,那么,小说家则需对适于情节的某些特征加以强调,使人物在新环境中显得真实可信,从而赋予他们生命.小说家无论重情节抑或是重人物,都还要考虑以何种形式、何种风格呈现情节和人物的问题;当然,在优秀的小说家笔下,故事和人物本身会以最适合的形式出现.小说家应对形式、人物和语言保持一种敏锐的感觉.此外,小说家可能会对道德教诲产生迷恋.尽管应当通过作品给读者以教益,但是,真诚的艺术家并不能专注于说教.     

论亦舒小说

以言情为主的亦舒小说，受大文化氖围的影响，有着都市化的味道。她的小说以都市人的寂寞和冷漠为精神内涵，对人生状态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通过绮丽的文笔和构思，给人们带来了心灵的震撼。     

论京味小说

京味小说实际是北京市井味小说,其京味在于以独特的京味语言描绘出北京的文化景观、文化风俗和文化性格。京味小说萌生于清末民初的北京报人白话小说;20世纪20年代以来,老舍从文化景观、文化风俗和文化性格诸方面对北京四合院文化进行了深刻揭示,标志着京味小说的真正诞生。20世纪80年代初,第二代的邓友梅、刘心武、陈建功等继承发展了老舍的四合院文学;80年代中后期以来,第三代的王朔等以大院文化视角描写北京市井生活,开辟了京味小说的新生面。     

穆时英小说论

本文将穆时英小说置于30年代海派文化环境下,揭示其前后期风格的差异,源自作者的“两重人格”,并重点剖析后期小说创作与上海都会生活的密切关系及运用蒙太奇、意识流、新感党派等手法所显示的现代主义特色。     

论小说成规

支撑小说类型生成及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小说成规”的蘖生、定型和瓦解.多数情况下,我们高估了“打破成规”的意义,而低估了“遵守成规”的价值,尤其是在艺术领域,这种差别性“评价”更是显得非常惊人,因而也带来了我们对成规的惊人误解.没有成规就没有陌生化,没有成规的凝定和生成,就不会有小说类型化现象.“成规”是小说创造性的前提,小说成规,作为一种艺术性成规,其本质作用是促成“创造性生成”,因而是一种生成性成规.而通过对成规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把小说研究深入到民族文化心理定式的深层,打开小说研究的新空间.     

刘继明小说论

刘继明小说的精神趋向是现代性的,他在小说中所展示的个体的崩溃、理性的毁灭是其悲观基调的外涉.本文从刘继明小说的精神气质、叙述方式、情感基调入手,指出:刘继明在思想脉络上是现代性的枯守者;叙述方式上采用多视野融合、相互解构、虚构图画来进行创作;情感基调方面隐含了恐慌感、失落感.     

论小说意象

意象,作为诗歌艺术的重要表现手段,在诗歌理论研究中历来受到普遍的重视,但意象作为意与象、心与物、情与景、概念与表象、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实际上是具有其艺术的普遍性质的,是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形象所共同具有的审美特征。因为任何艺术创作都不可能完全是客观生活事象的原本照搬和如实再现,艺术家总需要在艺术形象中表现自己一定的情感,寄托自己对生活的一定情感、认识与见解,因而在艺术形象中总会或多或少地包容着象与意这两个方面,并使之在不同程度上融合起来。     

自我的抒写与诗意的酿造——从冯沅君、宗璞小说看女性文学散文化的倾向

冯沅君、宗璞这对出自同一家族的女作家 ,尽管经历不同 ,但她们的小说都充满浓厚的抒情色彩 ,具有一种散文化倾向     

皈依与疏离:个人话语与集体话语的冲突——谈宗璞1950年代的小说创作

在一体化文化背景下,中国1950年代的小说创作以宏大叙事为主,而宗璞在此期间创作的《红豆》却发出了别样的声音。显形文本表现出作家对集体话语的主动皈依,而隐形文本则表现出对集体话语的无意识疏离,显示出知识分子个人话语与集体话语的冲突,彰显了作家对自己文学观念的坚守。通过《红豆》与《青春之歌》的比较,可以发现宗璞创作的独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