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创新和学术规范中的历史意识

在进入本文的论述前,有必要先澄清以下三个术语的含义: 一是"学术创新".这个术语在其过分频繁的使用中正在失去其原初的含义.有鉴于此,我们也不得不区分出两种不同的"学术创新":一种是"形式上的学术创新",即试图运用新的时髦的术语来阐述旧的问题.另一种是"实质上的学术创新",即通过新的论点、新的视角的引入,或通过对新的论证方法、新的论据的采纳,实质性地推进、推翻或更正了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结论.本文是在"实质上的学术创新"的意义上使用"学术创新"这个术语的.     

学术自觉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反思性

1 "思想淡出,学术突显"是李泽厚先生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状况的一个著名"诊断".无疑,"学术突显"是一种学术自觉的结果.我们且不论学术与思想本来就有着如何难解难分的复杂关系,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单就中国学界"学术突显"的状况来看,其是否尽合人意?我想,人们在承认学界30年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发现仍存在许多问题.这必然把我们引向对于究竟什么是学术自觉,如何才能达到真正的学术自觉的思考.     

学术自由是最基本的学术规范

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开始注意并引入学术规范概念,无疑是当代中国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学术文化与国际学术文化良性互动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这里所指的"学术规范"一词,绝不能仅限于狭义的理解,即它是可以脱离学术自由与学术创新的学术研究成果的技术要素或形式要件,例如,用学术规范来代替学术创新,好像合乎规范的(主要指合乎一些技术要求的)学术论文(著作)就是学术成果;又例如,把学术规范与学术自由对立起来,好像不需要学术自由,也能实现某些学术价值.问题的关键是某些学术倾向,试图把是否遵守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中的某些道德的和技术的规范作为当代中国学术问题全部症结所在,企图用狭隘的学术规范意识来代替学术自由或学术创新;而后两者才是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更为重要的问题.     

从“要我做”向“我要做”转变

"要我做"是组织或他人为了实现某一主张,要求"我"做某一项工作."我要做"是"我"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自己主动去做某一项工作. "要我做"和"我要做"单从字面意思上讲,虽然有区别,但是似乎区别不是很大,都是做某一项工作,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具体的工作环境中,区别就显得特别明显. "要我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组织和他人发起的,组织和他人是主动的,而"我"是被动的,"我"只是按照组织或他人的意愿被动的去服从,是有依赖思想的,多数工作者的目的只是按照组织或者他人的要求把某一项工作完成就行了.在工作过程中主动性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很少把自己的新想法或新做法加进去,创新的东西也就少一些,这种工作方式弊大于利.     

从学派林立到理学独尊:空前活跃的宋代思想学术及其影响

一、从先秦的"百家争鸣"到宋代的"思想解放" 中国历史的每个阶段,都有其演进特征及时代风格.学术史的演进也同样如此.先秦整体上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不但形成了孔子、孟子、荀子等人的儒家学术,而且也形成了老子、庄子等人的道家理论,同时也形成了诸如墨家、名家、法家等具有体系性与实践性的学术思想.     

迎接中国学术期刊理念的第三次变革

中国学术期刊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一脉.它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现代学术形成的初期.其时,一批知识界的先驱接受了西方进化论思想,为了研究某一问题、传播某一思想的需要,借助于当时已经改进的印刷技术,出版定期或不定期的读物,从而诞生了最初意义上的中国学术期刊.这些刊物大多具有同人园地的性质,办刊者往往组成一个松散的团体,彼此不求志同道合,但求对特定的问题有大体一致的看法;而所谓园地,也是指参与者都能自由发表、自由讨论,虽不免也有激烈的言论,但总体氛围却是自由宽松与平等说理.在这种"同人园地"的气氛下,刊物有自己固定的圈子,刊物的读者大多也就是作者或准作者,学术的交流与讨论以编辑部为轴心自由地展开,而编辑部的体制多数是主笔制.     

从"学术契约"到"学术责任"——大学学术制度困境及范式超越

"学术契约"是基于相关主体间的履约而构建的一种强规范学术管理模式.目前观之,这一模式遭遇了制度性困境,呈现出学术制度导向的"内在致庸性"、学术责任泛化和学术行动集体无意识等弊病."学术责任"模式作为一种反思性的存在,是基于对现行"学术契约"模式之流弊全面审查后的全新范式.其内核是致力于对学术个体的学术责任的"唤醒",倡导学术宽容主义,规避学术管理中的工具化思维,植入制度人文因子,回归学术作为"精神的志业",变革管理本位的学术评价机制.     

我国学术垃圾及其产生的原因分析

学界对学术垃圾大量滋生的原因已有所关注,从经济、道德、法律以及学术自身评价体系等不同视角予以分析,但所有这些,并非根本.研究表明,国家专业技术职称评定标准中不合理的量化标准,是导致我国学术垃圾大量滋生的根本原因.其弊端是污染了严肃、高尚的学术研究领域;影响了"科教兴国"战略的有效实施;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鉴于此,清除学术垃圾的根本举措是改革专业技术职称评定中不合理的量化标准,同时寻求更加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     

学术交流成本与专业化程度

分工在学术领域表现为专业化或学科的分化，同时，学术上的横向交流也存在一定的成本，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学科分化具有最佳规模的性质。学科的最佳规模取决于内部与外部交流成本的均衡，这一规模能在最大程度上促进学术的进步，也是教育改革的目标。     

为了爱"扎根"北京——台湾青年"萧深刻"的爱情故事

"我现在北京做保险代理人,同时也是一名培训师,因为有时会做直播课程,就给自己取了一个方便好记的艺名,现在很多朋友会直接叫我'萧深刻'."台湾青年萧纯镒如是介绍自己.     

侯仁之先生与文化遗产保护——兼谈历史地理研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对侯仁之先生关于现代历史地理学尤其是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回顾,探讨了他对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所做的杰出贡献以及学术渊源,同时也总结了历史地理研究之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意义。     

学术期刊的编辑含量与评价尺度

邓正来以知识社会学为基础,提出并连续论证了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①这的确是中国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其实质不仅直接拷问了知识生产与知识来源的合法性,而且深层地指向了中国现行的学术制度.毫无疑问,这两者都与学术期刊密切相关,要使学术成果纳入科学发展的规范系统,建构学术信誉机制,首要的是学术论文的发表机制.然而,承担学术成果发表的学术期刊却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学术发展的规律,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类学术期刊缺乏编辑含量、趋于同质化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症状.学术期刊同质化不仅是出版资源的巨大浪费,在学术评价体系或缺的情况下,编辑方针与办刊模式的这种放逐式的无意识,也强化了学术期刊乃至学术成果"劣币驱除良币"的态势,这对推进学术研究正规化发展非常不利.     

社会转型时期既"好"又"善"的生活如何可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提供物质生活富足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间接地造成了人们伦理道德原则的失落.但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直接导致道德"理想国"覆灭的罪魁.外部社会条件的变化、人类特殊的心理结构特点、道德认识水平的相对滞后等都是它形成的原因.为了使既"好"又"善"的生活成为可能,我们必须从自己做起,坚守良心和道德的自律,培养伦理宽容,坚持"善"高于"真","应做"优先于"能做"的行为原则,构建和谐共生的伦理准则.     

坚守求真理念致力新中国史学整体建设——陈垣1949年之后的学术建树

著名史学家陈垣在1949年之后的学术建树,与其早年的治学路径、学术精神是一脉相承、别无二致的.这种治学路径就是将精密的历史考据,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并且致力于史学的基础性建设,以奉献于整个学界.其学术精神的实质,是实事求是的求真理念,研讨和论断之中杜绝"结论预设"性的牵强、穿凿和曲解.1949年以后,陈垣在积极参政、议政的同时,完全坚持了一贯的学术精神.为历史学科的整体建设做出大量工作,并且独立撰写多篇考据性的纯然学术论文.其学术人生,在史德、史学、史才、史识等诸方面,都几乎达于尽善的程度.     

学术期刊社会责任的维度

第一、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最重要的是学术责任.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是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队伍中一支重要的大军而不是唯一的军队.学术期刊肩负的重要任务,就是把原创性、最前沿的研究成果推荐给社会、推荐给同行,把探索性、最厚重的研究成果遗存给后世,遗留给学界.学术期刊承担的社会责任,必须也只能通过学术行为来实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是"有限"的,也可以说学术责任是其最基础、最核心的社会责任.     

试论荀子对中国传统文化贡献

荀子是中国先秦时期的儒家大师,也是先秦诸子文化的集大成者.荀子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有深刻影响,要言之,可分"继往"与"开来"两方面."继往"角度说,荀子在诸子中突出的批判继承了先秦学术;从"开来"角度言,荀子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方向,并影响了中国传统儒家学术的发展.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讨论会

1980年9月8日-16日,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社会科学国际大学中心主办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国际性讨论会,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第22次会议.将近50名外国代表参加了本届会议.我国今年第二次派代表参加.南斯拉夫主办这种一年一度的学术讨论会,一方面是为了向外国学者系统地宣传和介绍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同时也是为了听取外国学者的意见,了解他们对自治制度的     

第一届“日本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征稿启事

正为促进中国的日本研究可持续发展,培养青年研究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编辑部将举办第一届"日本研究青年学者论坛"。现将论坛征文相关事宜通知如下:一、征文要求1.本次征文的主题是"转型期的日本与中日关系",征文围绕此主题即可,对选题不做具体要求。非学术论文不在征文范围之内。征文务须符合宪法、学术道德和规范,有严重学术不端等问题的论文,不予参评。     

法律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人际意义——以中文判决书为例

模糊限制语作为评价系统的次系统"介入"和"级差"系统的语言手段,被话语使用者用来显性地或隐性地表达对其所说话语的"态度",建立与听话人或读者的关系,具有人际意义.一向要求精准的法律语篇判决书中也存在一定数量的模糊限制语,而且发挥着重要的人际功能.其人际意义主要表现在法官做出判决的严谨、客观的态度以及对诉讼参与人的人权和诉讼权的尊重,从而树立公正中立的形象,建立仲裁者与争端者之间的良性关系.但相对于学术科技语篇,判决书中模糊限制语在减轻或推卸责任,加强礼貌性,构建协商性等方面的策略意义相对弱化.     

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引论》和"学术与政治"问题

伊格尔顿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批判的总体思路是沿着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问题提出的大背景来展开的.伊格尔顿认为,<文学理论引论>中所讨论和批判的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无一例外也全都是政治性的,只不过它们大多以一种学术的、纯理论的、"非政治的"姿态逃避、纵容甚至加强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权力系统与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