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是健康城市化的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社会资本缺失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受阻,进而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就必须增加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主要对策有:转变城乡分割思想,在全社会确立一种城乡开放、平等、统筹观念;打造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市民进行互动和交往的文化环境;积极进行制度改革,创建农民工同城市融合的制度平台;建立健全公平、共享的社会保障机制,消除人为差别,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加强对农民工就业培训,积极增加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加强和发挥民间志愿性组织的作用,增强人们的社会参与意识。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的考察

本文基于全国198个城市的样本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三个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人力资本中是否参加过培训、培训次数、拥有的技能数以及技术等级四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而学历水平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社会资本中的外地同学亲戚数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数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当地同学亲戚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心理资本中城市归属感、本地人态度、对城市同龄人看法三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对未来变化的预期及生活满意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培育要切合其市民化发展的需要,增加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互动,加强对农民工的心理引导,促进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心理转变。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以X市农民工为个案研究

通过个案访谈,描述和分析了两个农民工的市民化历程。比较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力资本为农民工市民化奠定经济基础,并影响着农民工再构现代型社会资本能力;现代型社会资本则是农民工城市生活的重要资源。因此,帮助农民工提升人力资本,再构现代型社会资本对促进其成功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市民化意愿

在考察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的基础上,利用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定量分析我国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就业保障、社会保险、住房保障及教育保障等社会保障状况对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尤以养老保险和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状况的影响更显著。城市农民工的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等个人属性特征与迁入地发展水平、城乡收入差距等其他社会经济要素对其市民化意愿也有明显影响,年龄越大、在婚、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强烈;迁入越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大。要实施新型城镇化规划,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首先要努力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平,特别要改善和提高农民工养老保险和子女教育的状况和水平;同时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把新型城镇化规划中的实现1亿农民工市民化重点放在东部地区。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女性农民工体面劳动的影响——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

女性农民工已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力量,体面劳动是一种有尊严的、和谐的劳动,是一种新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劳动观。研究女性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体面劳动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与管理意义。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女性农民工体面劳动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验证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于体面劳动的双重作用路径,同时验证心理资本的正向调节作用,旨在引起社会对女性农民工体面劳动的关注,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实现,为丰富体面劳动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提供借鉴。     

社会资本对受雇就业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得的作用

本文以空位竞争模型中对劳动力市场中工作结构与奖励结构的假定为基础,进一步地在理论上推演出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得作用的假设。对实地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尽管职业流动的频率越高越不利于农民工获得专业技术或管理等较高职业地位,但对于社会关系的广度高的个体,职业流动频率对职业地位的晋升具有正向作用。该结果意味着职业流动频率高并不一定不利于农民工职业地位的获得,在缺乏社会关系广度下的频繁职业流动才是导致农民工水平职业流动的原因。     

劳动权益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8城市融合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8城市融合数据,利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劳动权益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工劳动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接受技能培训、在流入地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能显著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超时劳动则显著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政府应提升农民工维权意识,加大对用人单位监管力度;提升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提高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建立和完善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降低农民工市民化门槛,以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影响研究--基于四川省1109份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四川省1109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重点探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存在积极影响。其中,人力资本方面,除了文化程度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没有显著关系外,健康状况、技能水平、培训次数及工作经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社会资本方面,朋友圈范围和从政或从商亲戚数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论城市低保群体的社会融合

本文主要探讨了我国转型期城市低保群体的社会融合问题,从社会和个人层面分析了城市低保群体产生社会疏离的原因,并就其社会融合的可行性路径问题从工作福利政策、技能培训、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加强文化关怀、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和促进增权等几个角度提出对策与建议。     

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

本文提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一个逐步同化和减少排斥的过程,是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主观期望和城市的客观接纳相统一的过程,是本地人口和外来移民发生相互交往和构建相互关系的过程。本文通过模型分析,验证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三个假设,即流动人口的个人和家庭状况影响社会融合;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和社会资本影响社会融合;城市的制度安排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生态移民经济恢复中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失灵——基于对陕南生态移民的调查

利用在陕西省安康市5个区(县)1292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比较分析了生态移民户和当地农户家庭收入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特征.结果发现,在搬迁后的经济恢复过程中,生态移民户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出现了失灵现象.与当地农户相比,人力资本中的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中有外出务工经历人数和最远足迹等因素不再是影响家庭收入的显著因素;社会资本中的通讯费用、参加专业合作协会和集体事务参与程度等因素对家庭经济收入不再具有解释作用.政府应加强对移民的培训,提升安置地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帮助移民重构社会网络,鼓励移民建立和参加专业合作组织,给予移民和当地农户平等的待遇.     

中国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中国老年流动人口规模逐年增大,作为流动人口中的一个相对弱势的群体,他们的社会融入问题不仅关系自身的健康与生活质量,也关系区域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本文选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17万流动人口样本中筛选出6049份有效样本,从社会融入的意愿、客观社会融入程度和主观社会融入程度三个方面对老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现状进行分析,并实证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我国绝大多数的老年流动人口对于现居住地具有强烈的社会融入意愿,社会融入意愿高于流动人口总体;老年流动人口的客观社会融入程度较低,明显低于流动人口总体;老年流动人口感受到的本地人排斥程度小于流动人口总体。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存在主客观差异,主观社会融入程度较高且高于流动人口总体。鼓励和引导老年流动人口多与人来往,尤其是多与同乡以外的人来往,引导本地居民以更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对待老年流动人口,有效提高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流入地政府部门应将老年流动人口相关问题纳入区域整体规划,分层次、分类型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与方案。相应职能部门应重视老年流动人口,打破区域壁垒、实现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各项服务对接,将老年流动人口纳入社区服务对象范畴。     

社会支持对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的影响——基于武汉和深圳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武汉和深圳两个城市727位流动老人的调查数据,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社会支持对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老人主要的社会支持主体是政府、社区和家庭;社会融合包括社会适应、心理融合和行为融合三个因子.实证结果表明,除家庭的经济支持外,社会支持的其他维度对流动老人的社会融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总体社会融合影响最大的是家庭情感支持,其次是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支持和医疗服务支持,再次是政府提供的老年福利和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基于此,本文从政府、社区和家庭三个层面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政府应增加流动老人的福利,并推动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方便流动老人就医和报销;社区支持的重点是建立和完善医养融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家庭成员须加大情感支持力度,关心流动老人的情感需求,并支持其继续学习,帮助流动老人融入社会.     

进城务工农民社会保险制度设计的因素分析--以成都的实践为例

本文结合地方实践,针对进城务工农民社会保险问题,从政府、进城务工农民、企业等角度对进城务工农民社会保险制度设计进行因素分析,并结合成都综合保险制度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就解决进城务工农民社会保险问题提出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基于上海的调查分析

基于上海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资料,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结构维度、现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会融合结构维度包括经济适应、社会接纳、文化与心理融合;社会融合度较高,但融合质量有待提高;社会融合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个人特征、经济因素以及制度安排,个人特征是基础性因素,经济因素不再是影响社会融合最重要的因素,但与社会融合呈现复杂的线性关系,制度因素特别是参与社会养老保险最为重要。     

Welfare Programme Participation and the Wellbeing of Non-local Rural Migrants in Metropolitan China: A Social Exclusion Perspectiv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 China has seen an unprecedented increase in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the last three decades, and the extension of welfare programmes to these migrants has been a...     

市场转型、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贫困缓解：以广州和兰州的贫困居民为例

使用广州和兰州的实证数据,在对贫困居民的社会资本测量的基础上,对贫困居民所拥有的各种资本包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传统体制资本与贫困居民的贫困缓解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个体的社会资本对居民的贫困缓解具有显著意义,但是人力资本、体制资本对个体生活机遇建构无显著意义。文后对市场转型论进行回应,并对城市贫困居民主要资本类型作用的制度环境进行了解释与讨论。     

发达地区育龄流动人口子女入学与社会融合调查

目的 了解发达地区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和社会融合现状。为政府决策和服务提供真实信息。方法 对2201名广州和温州市的15-49岁流动人口进行以面访式为主的结构式问卷调查。结果 在调查时点有6～14周岁学龄儿童流动人口中,其孩子在“本市”上学的仅有271人（30．5％）;流动人口的主要业余生活是看电视（84.1％）、找朋友聊天（43.0％）和逛街（39．9％）;近八成被调查流动人口自己关心流入城市所发生的事情,有1048（47.7％）人“想成为本市居民”,有210（9．6％）对象认为“我已住本市。应算是本市居民”。结论 与建议发达城市流动人口的特征有：来自省外的流动人口多于省内流动人口。夫妇共同流入的比例高。流入时间长。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期待融入流入城市．政府社会需要更好地解决流动人口入学问题．为流动人口创造更多的融入社会的机会。     

Aspirations of Migrants and Returns to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lthough there is adequate literature on the topic of state-employer collusion, this literature is barely underpinned in any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fill this theoretical lacuna by revisiting Gouldner’s (Patterns of industrial bureaucracy: a case study of modern factory administration,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54a) pioneer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 on patterns of bureaucracy, and extends his concept of mock bureaucracy to develop a new concept called ‘mock state bureaucracy’ to illustrate state-employer collusion in controlling workers in plants in developing third world economies. The article revisits and extends Gouldner’s (1954a) unit of analysis from the ‘firm’ level to the ‘state’ level and argues that the new concept mock state bureaucracy provides a better illustration of the state-employer collusion.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both ‘state’ and ‘employer’ are important units of analysis and they should be brought back to the centre stage of any discourse on employment relation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