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价值衡量及实现机制

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理念认为,对席审判不仅是探寻案件真相的需要,而且是刑罚正当性的基础,因此,被告人在刑事审判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必须亲自参加诉讼。然而,2018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改变了这一司法传统,首次构建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能够满足实现刑罚功能、维护司法权威并畅通国际合作的实践需求,但也存在诉讼结构失衡、人权保障不足、司法资源浪费等诸多弊端,要想在利弊之间实现制度价值的最优化,必须建立规范的监察机制、有效的律师辩护机制、完善的诉讼监督机制以及健全的责任追究机制。     

中国传统诉讼之“情判”试探

"情判"是中国古代司法官依据"情"来作出判决的一项审判制度.它深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影响,极具中国特色.这一制度以儒家学说为思想基础,在司法实践中有其独特运作机制."情判"的作用有其两面性,应辩证看待.     

韩国国民参与审判制度及其启示

韩国国民参与审判制度诞生于长期司法不公所造成的国民对于司法的不信任,它是一项试行性质的公民参与司法制度,主要适用于法定合议庭管辖案件。从陪审员的人数和座位安排来看,其更偏向于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其陪审员的选任,实施随机抽选和一案一选,兼顾了公民参与的广泛性与代表性。同时,韩国规定了陪审员的"即时审判制度"和保护、惩罚措施。为了配套该制度的运行,韩国还创设了审理前整理程序、引入了证据开示制度、强化了集中审理原则。从韩国国民参与审判制度的运行状况中,我们能够得到不少启示,为我国近期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提供借鉴和指引。     

大陆法系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之比较

为了维护国家的司法权威性,消除因刑事案件被告人不到庭而无法审判的现象,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缺席审判制度。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缺席审判制度也再次受到了关注。以大陆法系国家为研究对象,比较研究各国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对中国构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专门法庭到专门法院:我国知识产权司法的最新进展透析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是我国保护知识产权最重要的形式和根本保障。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经历了设立专门法庭、"三审合一"试点,再到专门法院的历程。北京、上海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和运作,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新型审判体制的建立。但我们应当对我国目前知识产权专门法院持有清醒、理性的态度,知识产权法院在社会转型期设立,机遇与挑战并存,既面临知识产权自身审判制度的挑战,又有法院整体进行司法改革的挑战,还有我国经济科技发展本身带来的挑战。例如,法官职业保障不完善、技术调查官制度不明确、"三审合一"审判模式没有实现、缺少专门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等问题。因此,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我们将在实践中探索更加完善的知识产权审判制度、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     

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中的基础性问题

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中的基础性问题包括 :诉讼制度必须体现司法价值目标和社会功能 ,必须建立符合法律属性的弹性司法 ,必须从人性出发设置法官制度规制法官行为 ,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依赖于文化历史形成的法治环境。     

构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法理分析

随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的正式生效,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日益成为我国理论界关注的对象。长期以来,我国在刑事诉讼中都采取的是对席审判。但司法实践的结果表明,绝对禁止缺席审判既阻碍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与诉讼效率的提高,又影响了维护司法权威和社会的稳定;且在我国三大诉讼中,唯独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为适应当前与国际社会协作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立法,有必要构建我国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评刑事缺席审判的利与弊

我国对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在立法层面是上是缺失的。但司法实践中大量潜逃在外的犯罪分子规避刑罚的现象又在呼唤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确立。尤其是我国批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的跨境打击腐败犯罪的实践需要使得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确立更具有紧迫性。本文对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作一些分析和思考,从其利弊上进行分析。     

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中的基础性问题

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中的基础性问题包括：诉讼制度必须体现司法价值目标和社会功能，必须建立符合法律属性的弹性司法，必须从人性出发设置法官制度规制法官行为，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依赖于文化历史形成的法治环境。     

现代司法理念下中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

选择从现代司法理念的视角解读我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检讨我国民事审判模式、审判主体、审判程序和审判证据等,不仅是为了解决民事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尽快建立和完善符合“中立、平等、透明、公正、高效、独立、文明”等现代司法理念的民事审判制度,解决我国民事审判的现行制度与现代司法理念的矛盾冲突,早日实现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现代化”。     

清末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政区管理体制变迁及对蒙古族的影响

清朝在内蒙古地区的政区基本管理体制为盟旗制度,它强化了各旗与清政府间的联系渠道,蒙古族地区因此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但这一制度也阻滞了蒙古民族整合的步伐,弱化了蒙古民族内部的各种历史联系。清末及民国时期,大量汉族农民的涌入,使蒙古民族的生产方式向多样性转变。同时,随着旗境内府厅州县的设立,盟旗管理体制趋于衰落,旗县并置成为常态,致使内蒙古地区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     

清末民初蒙边地区（今吉林西部）移民概况述略

吉林西部蒙边地区至清朝末年一直是蒙古封建主的世袭领地,农业开发的历史较短,清末民初,在边疆危机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清政府把移民事业放在重要地位,促使大量农业和商业移民流向长春以北的北满地区和西部蒙边草原地带。移民的大量涌入,加快了土地开发,促进了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     

藏传佛教在新疆卫拉特蒙古的传播及发展

文章参阅大量的汉、蒙、藏文文献史料,以及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论述明末清初新疆蒙古藏传佛教的情况。其中详细叙述藏传佛教在新疆卫拉特蒙古传播发展之进程。同时也阐述新疆卫拉特蒙古联盟围绕藏传佛教格鲁派而在青藏高原展开斗争的历史。     

清代调整中朝关系措施初探

朝鲜自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后,长期以来貌合神离。清政府对朝鲜则表现出极大的诚意,积极推行儒家倡导的道德外交,并成功地解决了朝鲜尊明与事清并行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朝鲜的敌对心理,逐渐赢得了朝鲜的尊重和信任。康乾时期,清朝走向强盛的事实,也使朝鲜不得不重新认识清政府,重新定位中朝关系,从而回到传统外交的事大立场上来。     

论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基本矛盾

蒙古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之一。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内涵,是在农业文明时期,通过畜牧业生产方式而体现的蒙古族牧民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外延,包括种类上的“五畜”和时空上的界定。时间自蒙古民族形成到清朝末期,空间以蒙古高原为轴心地区。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基本矛盾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的矛盾。     

论清入关前对科尔沁蒙古的统一与管理

科尔沁蒙古是东北西部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蒙古族游牧部落。满族兴起后,从后金政权到清朝建立,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父子对游牧于黑龙江西部地区的科尔沁蒙古非常重视。为了争取这支强大的蒙古族部落,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先后采取了结盟、联姻、恩赏封爵、立法约束及划地编旗等策略使科尔沁蒙古由敌对转向归附,最后彻底臣服。在入关前,清政权基本上完成了对科尔沁蒙古的统一与管理。后金—清政权对科尔沁蒙古的统一与管理,为清统一蒙古创造了条件,为清朝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     

清代喀尔喀蒙古的朝觐与其中的经济关系

清代对于漠北喀尔喀蒙古实施的朝觐制度是满蒙历史发展的一种表现,也是当时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必要措施。喀尔喀蒙古王公对清朝的朝觐中,体现了清廷的权力,也满足了朝觐者物资需求,在朝觐中有着突出的在物资交换前提下对清朝进贡的内涵及历史意义。主要分析清朝对漠北蒙古的朝觐制度,研究了朝觐所体现的经济关系及其影响。     

清代中前期清廷的蒙古政策

以康熙朝为代表的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是研究清代宗藩体制变革的重要对象,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的特点在于:它在继承中国封建王朝传统宗藩体制的基础上对内藩政策实行着"中国化"的变革,实行着封建王朝"天下观"下的"中国意识"的萌芽与发展.清代中前期通过强化清中央政权对蒙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统一"而非"一统",加强了蒙古各部同清中央政权统治下各民族的融合.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的历史贡献在于:它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基本上完成了对内藩的"统一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将清朝"天下观"下的内藩、属国作了很好的"内、外"之厘定,为实行"中国"由传统儒家意识下的"天下"向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之转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完成了对蒙古等边陲区域的统一工作.     

对1675年布尔尼事件的法律社会学分析

公元1675年,清王朝外藩蒙古察哈尔旗的布尔尼亲王作为蒙古大汗后裔,不甘屈从于清朝的统治,起兵反清失败,导致了北元政权及其余部的彻底覆灭和清王朝中央政权的扩张与巩固。通过平叛,年轻的康熙皇帝不仅获得了对漠南和漠北两大蒙古区域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且也为日后实施“以夷制夷”政策,借助蒙古部落强大的作战能力征服西域和西藏奠定了基础。     

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

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成都官署受到严重破坏。作为国家政治统治象征,成都官署在城市重建中得到高度重视。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前中期,清初直至康熙二年,迫于战争形势,成都官署或仓促修建或"徐图营造"。随着清政府在四川统治的稳定,成都各级官署在康熙二年左右开始全面建设。康熙乾隆年间,各官署多进行了重修或扩建。但由于清代行政体制中"家国一体"的弊端在体制上留下的诸多隐患,成都官署到清中后期大多简陋不堪。成都官署作为国家秩序在地方社会的体现,其在城市空间布局中的位置、建筑规制、布局无一不遵守着儒家的礼制秩序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