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对双重国籍人实施外交保护的法律资格

主权国家如何对于具有双重国籍的自然人实施外交保护一直是困扰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难点之一。当两个国家同时对双重国籍人实施外交保护时,应当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双重国籍人的一个国籍国针对另一个国籍国侵害该人的不法行为实施外交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自然人与两个国籍国拥有明显不同程度的联系,那么国际法应当采用主要国籍原则来判断这两个国籍国中哪个国家拥有针对另一个国家实施外交保护的法律资格;如果自然人与两个国籍国之间拥有几乎相同程度的联系时,那么国际法应当采取无责任原则,即不允许这两个国籍国之间相互实施外交保护。不过,上述两个法律原则都存在例外情况。第二种情况,双重国籍人的两个国籍国同时针对其他非国籍国的不法行为实施外交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适用主要国籍原则,也不能适用所谓"有效和实质联系原则"。由于国际法一般没有理由不允许两个国籍国共同行使赋予它们的权利,所以任何国籍国都有权针对非国籍国实施外交保护。     

海外中国国民权益保护的国际法思考

全球化导致海外国民保护的客观需求迅增,国际法的人本化趋势促进了国际层面个人权益保护的发展,中国政府的职能调整在外交领域促生"外交为民"理念,需要有效承担海外国民权益保护的重任。外国人待遇是确定海外国民权益的国际法基础,属人管辖是国籍国保护在外国民的国际法依据。海外中国国民权益保护的途径首先是受害人用尽当地救济,其次是起到预防与协助作用的领事保护,而外交保护、国际人权保护只是补充救济途径。     

从国际法看美国人权外交

人权外交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本文通过对国际法上主权原则与人权理论的深入剖析,揭示了美国所奉行的人权外交严重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其实质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毛泽东与现代国际法

毛泽东作为政治家,从政治角度高度重视国际法,特别是国际法基本原则问题.他逐步提出并完善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现代国际法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还因此严格规范了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重大外交行为,在事实上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及其主要方针,保证了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为台湾最终回归祖国,提供了法理基础和原则.他还完整准确而且积极地认识、理解国际法的强制实施方式,着力于国力增强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坚强的实力基础和战略制衡,有效保障了国家安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国际法理念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外交的重要原则,也是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体现,具有重要意义。它所蕴含的国际法理念——要求国家积极履行国家义务和彰显和平与安全这一人类的最基本需要,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今天的国际情势下,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论人权的国际法律保护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从国内法领域进入国际法领域。１９４５年《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规定在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文件中;１９４８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就人权问题发布的国际宣言。人权的国际保护是主权国家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或国际公约为行为规范承担国际义务的结果。国家之间签订的有关人权公约,是人权的国际保护的法律依据,国家相互承担这些条约的义务,是实现人权的国际保护的基本方式。人权国际保护活动应遵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涉”等论调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     

台湾涉外事务的分期、要点和特点

台湾涉外事务问题,是伴随着两岸关系的形成而出现的重大问题,历经"法统外交"、"弹性外交"、"台独外交"和"活路外交"四个阶段.由于不同阶段所处的岛内政局、两岸关系和国际政治等背景不同,因而重点、目标、政策和手段都不一样,结果不一样,影响也不一样.60年来的两岸关系基本规律和客观实践表明,对于台湾涉外事务,只要不搞"台独"、"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只要遵守国际法和"一个中国原则",问题就能得到合情合理的处理.     

国际法院与国际经济争端的解决

本文根据国际法院的观点对国际经济争端的解决提出三点看法：（１）国际经济争端是跨国性的争端，其解决可以适用国际法但不能完全适用国际法的解决程序；（２）发生跨国经济争端时外国法人必须在经营地国用尽当地救济方法，只有在遇到拒绝司法的场合才可以由其国籍国行使外交保护，争端才可以依国际法程序解决；（３）外交保护权一般只能由外国法人的国籍国行使，但在特殊场合，股东国籍国也可以为其国民行使外交保护。保护的对象只能是他们的法律权利，不是他们的经营利益。     

论国际法的不干涉原则

不干涉原则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文件中都有所体现,也被国际法院的案例一再确认。随着人权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国际人权灾难性事件的发生,不干涉原则有了新的发展。通过回顾不干涉原则的产生与发展、分析不干涉背后的国际法价值,结合国际法实践对这一原则进行梳理和阐释,可以为更好地认识和运用不干涉原则提供理论支持。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法思想的发展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法思想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世界眼光论述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国际原则;通过批判维也纳公约以及该公约所建立的国际体系、谴责欧洲列强之间的背信弃义和秘密外交以及揭露欧洲列强的侵略行径,马克思恩格斯表达了对粗暴践踏国际法行径的否定和以国际法维护弱小民族国家合法权益的思想。     

外交保护中的国家责任问题研究

外交保护是一项重要的习惯国际法制度,但它在我国国际法学界似乎是个冷门问题,学者在这方面的著述并不多见。本文结合外国人待遇的标准问题阐明外交保护权的行使应以居留国对外国人所受之损害负有国际责任为前提,外交保护是追究居留国国际责任的一种方式。     

顾维钧与民国多边外交

20世纪初,世界外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通过国际互动机制(如多边组织、会议、条约)解决问题,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因应时代的潮流,积极倡导和推动民国政府参加多边外交活动。同时,作为民国政府的代表,顾维钧精通国际法,又深谙现实主义外交之道,在多边外交实践中巧妙掌握"原则"与"让步"的分寸,为收回国权、声讨侵略、争取大国地位作出了巨大贡献,使国际舞台上有了中国的声音。尽管多边外交有不尽人意的一面,但我们不应因此忽视外交家利用多边外交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所做的努力。     

论“发生灾害时人员保护”的国际法核心原则、要素

近年来,针对各种灾害可能导致的人权或人道主义灾难情形,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开始研究和编纂"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原则和规范。该领域的核心原则、要素主要是,主权国家是"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首要责任主体,受灾国在本国应对能力不足时负有寻求援助的责任,以及不任意拒绝外部援助的义务。在遵循主权、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础上,国际社会的多元行为主体获得了参与治理的权利(责任)。当一国无能力或不愿意保护和援助其境内受灾害影响的人员时,国际社会可以依据《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所允许的程序和方式提供外部援助与保护。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各种灾害威胁下的人民,需要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建立和实施预防战略和机制。这些核心原则、要素为该领域的全球治理提供了原则指导和路径方法,并塑造了具体规范、机制等。     

国际法与妇女的地位

妇女是占世界人口半数的一支伟大力量,她们的觉悟,她们的奋斗和贡献是全人类进步事业所必不可少的。妇女的地位问题已受到国际上普遍的关注。从一九四五年以来,在联合国或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主持下,已起草并通过了十八个有关妇女地位的国际公约和五项有关妇女地位的宣言。这二十多个国际法律文件基本上代表了世界各国对妇女地位问题的共同意见。不少公约已得到广泛的批准而具有法律拘束力。联合国大会及其他世界性会议所通过的宣言虽然不具有象公约一样的效力,但是这些宣言反映了现有的或正在形成中的国际法原则或成为确定国际法原则的补助资料。这二十多个法律文件构成国际法中单独的一组文件。对这组法律文件的研究,可看出国际法上妇女地位问题的发展变化及今后的趋向。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法价值多元化

国际法发展呈现价值多元化的趋势。国际法首要和基本的价值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传统国际法追求的是国家价值,即独立、平等、自治、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等,集中表现为主权原则。现代国际法日益关注个体的人的权利,强调人的价值。在国际法的发展上表现为人权的普遍化与国际化及国际法规则的人本化。中国需要坚持国家主权原则以维护国家利益,而人权保护和国际法的人本化又与“以人为本”、“和谐世界”不谋而合。     

论对无国籍人和难民实施外交保护的权利——以联合国《外交保护条款草案》为线索

根据传统国际法,无国籍和难民都无法得到任何国家的外交保护。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8条允许无国籍人和难民“合法的和惯常的居所”所在国在一定条件下对其实施外交保护。对于无国籍人而言,这种改进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对于难民而言,却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难民的定义有待改进,否则无法保障上述条文的有效实施;第二,难民“合法的和惯常的居所”所在国不能针对难民的国籍国实施外交保护。     

和平共处原则在国际政治中的实践与发展

和平共处原则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政治原则，它由列宁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提出并付诸实施的外交交往原则。和平共处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国际政治理论作出的贡献。在国际政治的实践过程中，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平共处的外延和内涵不断扩大。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经过中国的外交实践和世界各国的认同，已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重要的国际法准则。     

洋务派对国际法的认识和运用

19世纪后半叶是国际法传人中国的一个重要时期.洋务派认识到国际法在中外交往中的重要性,开始主动接受国际法,力图按照国际法的规则来处理外交,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部分洋务派人士也认识到国际法只是"强者之法".事实上,他们运用国际法的努力并不能改变中国受侵略的处境.     

主权原则与人权的国际保护

人权的发展和演变已经使得今天的人权观念认为 ,人权具有国际性 ,人权受国际法的保护 ,人权原则也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威斯伐利亚主权传统认为主权是最高的权威 ,主权分为对外的独立权和对内的最高权 ,但今天这一观点已经有所发展 ,主权不仅可分为对外的独立权和对内的最高权利 ,还可以加上两个角度 ,即国际法主权和互相尊重主权。主权原则和人权的国际保护之间是对立统一的 ,人权及其保护 ,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范围。一个国家和人民对内没有权威 ,对外不能独立 ,就不可能真正地享有人权和人权保护     

中国开发利用跨界河流的国际法理分析——以中哈跨界河流为例

国际社会对中国开发利用中哈跨界河流一直存有非议。无论根据一般国际法还是特殊国际法,中国目前的开发利用都于法有据:国家主权原则是中国开发利用中哈跨界河流最重要的国际法依据;中哈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的双边协定是中国开发利用中哈跨界河流的直接法律依据。中国目前的开发利用符合国际水法的基本原则——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与国际环境法中的可持续发展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