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知构式语法角度探究"得"字句的本质属性

文章以现代汉语表状态“得”字句、表程度“得”字句和表可能“得”字句为研究对象,试图在认知构式语法理论框架探求它们的主要属性,研究它们与表结果“得”字句的内在关联进而探求整个“得”字句式的本质属性。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现代汉语“得”字句的本质属性可归纳为:某种程度和某种结果。现代汉语“得”字句是一个功能范畴,是一个具有交际功能的网络系统,它们之间具有家族相似性,又有着各自不可替代的功能,它们协同在一起完成交际功能。     

"礼法"同体与"天人"合一

传统中国社会为一身份社会、伦理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从当代法律解释学这一视域出发,结合传统中国社会之特质,传统中国具备不同于西法意义的“礼法”文化当属自然。传统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一多相融”本体论哲学决定了传统中国法文化是“礼法”同体法文化。     

试论"当涂高"之谶的作者与造作时代--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代汉者当涂高"是广泛传布于汉魏时期的一条谶言.钟肇鹏<谶纬论略>认为本条谶言是曹魏代汉时所造作.考诸有关文献便知其说非是.实际上本条谶言早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产生了.西汉末年的公孙述与东汉末年的袁术称帝时都曾经利用过这条谶言.曹魏代汉时确实也曾利用过这条谶言,但只是利用,而并非编造.     

李唐祖籍考

李唐祖籍考董建福，王楷“问祖归宗”为弘扬中华文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涉猎了历史上创“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唐代李氏人物的资料后，以为其中的一些杰出者，如李渊、李世民、李隆基等，对促进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部起到了卓著作用，为华夏文明史写下了光辉的一...     

张载哲学中的"体"与"本体"范畴

“体”或“本体”是张载哲学中的重要范畴。张载通过“体”与“本体”,从不同的层面规定“气”范畴,论释自己认定的事物本原,建构自己的哲学系统。在张载的著作中,“体”与“本体”的范畴的意蕴并不完全相同,需要深入地解读与辨析;这种解读与辨析,既需要注意张载著作中“体”与“本体”范畴出现时的语言环境,又需要注意张载建构其哲学体系的基本思路与理论追求。惟有如此,才能避免对张载哲学中的“体”与“本体”范畴的误读与误释,从而正确地论定张载哲学的旨趣与价值。     

论"大散文"与"艺术散文"

"大散文"与"艺术散文"是当前散文领域中颇有影响的两大理论主张,它们的观点大相径庭。虽然如此,它们却也有相通之处,即它们都重视散文的艺术魅力。它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优劣参半,为了共同的目标,它们理应并存,相互之间取长补短。     

汉语方言中表被动的"着"论略

表被动的“着”主要分布在川、滇、黔等地区。西南官话为主要分布地区。“着”还没有完全虚化为表被动的功能词。它还承戢着动词、助词等功能。此外，“着”与其它标记词共存互补，语叉上的分工是它们共存的主要原因。对被动标记词“着”的选择受到了结构、语义和表达上的限制。     

关注姓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研究--以陇西李氏的地望为例

陇西李氏的地望,是西部大开发的一项文化经济资源.它的显赫地位的确立,实以唐朝为关键.本文从李唐地望的系属,唐皇先祖的世系及李氏陇西地望的提升等方面,论述了唐朝皇族与陇西地望的关系以及研究和保护姓氏文化资源在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作用.     

北朝至唐的"尚武"之变与西域乐舞"东传"

北魏时期，传入中原的西部乐舞中的“尚武”之韵，已不再是游牧部族“野蛮”的代名词。到了唐代．它则凝聚了中原文明更多的精髓，既可代表社会集团强力实施的政治、军事行为，又在追求和谐、安宁的大一统中，彰显个体生命的自由意志，并历经了初唐的童稚和天真、盛唐的武功盖世及开元天宝年间的青春和朝气、中唐离乱哀思中的冲动和热烈，直至晚唐，其“尚武”虽在落日黄昏中多幻化为形式，演绎为宫廷艳舞．盛极奢靡之风，但仍不乏将其“老骥伏枥”之志，稀释于艺术的“本真”和“纯然”之中而至生命的超然。     

也说"讀賣"及其他

综合“賣”的形、音、义三个方面来考虑,我们认为“讀”的声符“賣”的音义当来源于“■”,即有关“讀”、“賣”关系的第一种说法是正确的。     

《隋唐演义》的成书过程小考

《隋唐演义》是说唐系列小说中的集大成之作。褚人获以“杂记之小帐簿”为写作标准,整合此前的说唐小说、唐宋笔记,广泛吸取戏曲说唱艺术、史传作品的“营养”,创作成一部一百回的《隋唐演义》。本文以作者书序为线索,试图梳理《隋唐演义》所继承的书目来源。前人的研究多集中在褚人获对此前说唐系列作品以及唐宋笔记故事的继承发展,本文在《隋唐演义》与《太平广记》等系列小说集的关系、《隋唐演义》与《逸史》的关系以及转世因缘的线索等内容上提出了新的看法。综合而言,《隋唐演义》是在褚人获吸收综合《隋唐两朝志传》、《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杨太真外传》、《梅妃传》、《太平广记》系列小说集等书的基础上整合创作而成的。     

“上下“考辨

六朝隋唐时期,"上下"可以表示对父母尊长的称呼,也可用于称呼一家大小或尊亲子弟.本文通过考察二王杂帖,分析了这两个义项在中古的使用情况,并探究了它们的演变.     

有关高句丽研究的两个问题

对于高句丽的研究,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探讨:一个是高句丽南迁朝鲜半岛,另一个是隋唐征伐高句丽的性质和原因.高句丽南迁原因有二:一是忽视与公孙氏相互依存的关系,二者互相攻伐,造成双方共同削弱.其结果是公孙氏的灭亡和高句丽的孤立;二是公孙氏灭亡后忽视了与曹魏的关系,使高句丽不得不南下寻求生存空间.隋唐征高句丽的性质,由高句丽政权性质及其所占地域决定.高句丽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所占之地为汉四郡,故战争性质即为统一战争.战争原因,从隋看,是由高句丽侵隋所致;从唐看,是由高句丽侵新罗,新罗求救于唐,唐为制止高句丽的行为和稳定朝鲜半岛和平局面所致.     

"折柳"的历史演变、文化意蕴和宗教情感

"折柳"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化习俗,它起源于汉代民间,常见于隋唐及尔后的送别诗中.文章对"折柳"和<折扬柳>古曲的演化过程进行检讨.隋唐以前,折柳用于诗中,并未与离别发生关联,隋唐之际,折柳才成为赋别的专用述语.<折杨柳>与离别发生关联经历了一个前分后合的过程,其关联契机是在南朝萧梁时期.就折柳的功能来看,可用于赠别和寄远;就其文化意蕴来看,寓有旅途顺利,随处平安之意;就其行为本身来看,则是受一种宗教情感的支配.     

从“悖逆凶徒”到“千古一帝”——“李世民之谜”的心理分析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杰出皇帝,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复杂人物。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探讨,心理分析有助于破解这个集“凶徒”和“明君”于一身的人物留给后人的谜团。和隋炀帝相似的夺权路径使他成为背负心理镣铐的创大业者; “贞观之治”的千古功绩和他的人格特点密不可分;杀兄逼父,折射出封建体制下矛盾无法和谐解决的死结和人性阴暗面的凶残;不合理行为的背后,掩藏着明君“做秀”与心理焦虑。     

人生永恒的真诀——《禅真逸史》

《禅真逸史》作为《金瓶梅》之后诞生的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其性质归类虽多有歧异,但其核心主旨却在借南北朝后期至隋唐之际的社会背景,以虚拟化的手法,曲折反映作者对理想人生的独特见解。主角人物林时茂由儒及佛、由佛及道、再由道而儒、儒而佛道,其经历的人生四个历程,恰构成中国传统封建知识分子一个完整的生命追求历程和心灵演变史。书中对杜伏威、薛举、张善相三个历史人物的改塑,既是服务于作者这一思想理念,更与作者有意融合《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为一体的创作风格密切相关。其世情描摹的生动真切,更使其书在艺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隋唐时期西域诸国的民族关系思想

在隋唐时期,高昌首领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麴文泰的"各得其所"主张、普通民众对高昌与唐朝关系以及高昌最后结局的预测,基本反映了高昌民族关系思想的大致情况。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既与高昌与中原地区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有关,也是高昌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冲突的产物,还与麴伯雅娶华容公主为妻以及在中原地区的生活经历有关。麴文泰之所以胆敢按照"各得其所"的思路向唐太宗的权威地位进行挑战,主要因为他做出了三种错误的判断:第一,与西突厥签订了"共为表里"的盟约,误以为得到了西突厥的支持;第二,误以为唐朝没有出兵高昌的实力;第三,误以为高昌距唐朝遥远,唐朝无法到达;即使到达也不堪一击。高昌很快被唐所灭,在很大程度上与麴文泰的错误判断和决策有关。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至天宝元年(742年),康国、安国、俱密国、吐火罗、石国、西曹国及箇失蜜等列于《新唐书.西域传》的七国国王纷纷上表,或向唐"乞兵救援",或请求内属,或希望得到唐朝的册封。他们的上表虽然比较简单,但都突出反映了他们以"赤心奉国"为核心的民族关系思想。西域诸国对民族关系的反思和认识,是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行与古代中日职官服色

中国上古从自然现象总结出来的“五行”和“阴阳”思想 ,随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对职官制度和官员的舆服制度产生重要影响。其中 ,官员服色制度自秦汉到隋唐发展成型 ,成为规定政治秩序和官吏身份的象征 ,并对从氏族垄断政治向中央集权体制转变中的日本造成深刻影响 ,衍生出日本特色的官员冠服制度     

隋唐时期的儒释交游

佛教在传入中土之后,经过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变迁、大交流,在中国文化中站稳了脚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时期,中华文化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地步,佛教继续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利用隋唐时期佛教典籍以及前贤研究成果,讨论了以儒家文化为主要背景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和佛教的交流与互动,并臻于极致,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已经全面接受佛教,与佛教的交流也更加深入,对后世影响久远。     

陈寅恪“关陇集团”说评析

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说 ,重点阐释了周、隋、唐三代政权的性质与特点 ,对中古史研究影响颇深。但学界对该说有一定的争议。虽然陈先生明确界定了关陇集团的性质与特点 ,但因拘囿于该学说 ,不恰当地超越了“关陇集团”的界限 ,导致了研究中的自相矛盾和理论上的僵化。事实是关陇集团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 ,随着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该集团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降及隋唐 ,已不存在具有一致目标和严密组织的政治集团———关陇集团